逝去的背影：童心佛性风飘絮，世间再无丰子恺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
文/宝木笑
2018年也许注定是个充满缅怀和伤感的年份，这一年我们送走了很多大师、巨匠和明星，金庸、霍金、李敖、饶宗颐、盛中国、单田芳、常宝华、师胜杰、李咏……他们自身事业的成就光芒闪耀，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他们都曾深深镌刻进我们过往的记忆中。因此，在这个时候谈起丰子恺老先生也许就带着更多的感慨和沉思，今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距离他去世的1975年也已经过去43个年头，这种沉淀了很多年的缅怀，其实正在解答着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在意今年故去的那些人。
没错，缅怀别人其实就是在感叹自己，但除了那些人曾经留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在内心最深处，我们还有着连自己都不曾细想过的前缘和情愫。金庸先生的“家国天下”和“侠义春秋”、霍金先生的顽强达观和天纵奇才、李敖先生的桀骜不驯和嬉笑怒骂……我们的回忆为什么会因为他们而历久弥新？因为他们身上那些深深打动我们的光辉，为那些回忆镀上了一层不会脱落的亮色，指引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坚定前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发现时代也许变化很快，世事又沧海桑田，但总有一些东西不曾改变，源远流长，甚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大师们还会出现某种升华处的共振。所以，谨以此文纪念丰子恺老先生，同时也纪念在公元二零一八那些所有逝去的背影，因为他们曾深深打动过我们的内心，并在未来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童心悟文境
大师对于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但距离今天的我们却越来越远。我们印象中的大师大多应该是学富五车、通才天地、品性高洁，在各自的领域摆脱了“术”的束缚，参悟了“境”的滋味，最终实现了一种“道”的皈依。这些年“民国热”成为一种现象，人们先是被民国当年学术星空的璀璨叹服，继而感慨那些大师们根骨里的“民国范儿”。丰子恺先生显然很有这方面的代表意义，甚至即使在当时群星闪耀的时代，依然能够让同时期的其他大师叹服。从学养上讲，丰子恺先生是很有通才风范的，除了我们熟知的漫画家、现代画家之外，他还是功底深厚的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书法家和翻译家。朱自清、郁达夫、巴金、叶圣陶、林清玄、朱光潜、俞平伯等人对其文章和漫画均赞誉有加，更对其一生的为人处世感佩不已。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也正是丰子恺先生的这种贯通的学养，在那一辈人的时代，“文”还仍然是个广义的概念，即琴棋书画和做文章都是一样的，说一个人很有学养，更侧重的是这个“养”字，那是一种“文”对于整个人的熏陶和温养。丰子恺先生是一位诸艺兼善的艺术家，至少在“文”这个范畴里，他在音乐、书法、装帧、建筑等领域都很有建树，而他的漫画和散文成就更加突出。丰子恺先生在漫画领域以中国文人画的“诗画”风格独树一帜，在散文领域以“丰富的爱”抒写人生百态，郁达夫甚至认为丰子恺散文的成就实在其绘画之上。在丰富的艺术实践中，丰子恺先生坚持“心为主，技为从”的理念，这样的信念成就了他的艺术，也温养了他的人格，使他成为艺术与人生完美融合的典范。
正因此，欣赏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感受他对“文境”参悟过程的旅程。如果艺术注定要与境界连在一起，那丰子恺先生无疑用一生的身体力行见证了那个“文境”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丰子恺先生坚定地以“童心”入画入文，坚定地守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用孩子般的眼光率直地看待艺术和这个世界，也用孩子般天真质朴的情怀创作漫画和散文，用一颗无垢的童心思索和参悟艺术的至理和至道。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和散文里，我们总能看到儿童们的天真无邪，以及充满童心童趣的视角和观察。丰子恺先生在家中总是喜爱观察子女，甚至在他们的童心中参悟人生。例如在《从孩子得到启示》中，他问四岁的孩子华瞻：“你最喜欢什么事？”孩子回答：“逃难。”再问什么是逃难，孩子则回答：“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从孩子的话语中感慨万千：“这是逃难，这是多么惊慌、紧张而又忧患的一种经历啊！只有小孩子果真感得这快味！”
而这背后是丰子恺先生对“童心”的真诚尊重和赞美。丰子恺曾给孩子们写过一封著名的家书《给我的孩子们》，他十分赞赏长子瞻瞻是一个“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生活里的小小失意，比如花生米打翻了，嚼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瞻瞻都要哭得嘴唇发白。再如丰子恺在漫画里画得最多的是大女儿阿宝，有一回，阿宝拿了自己的鞋子给凳子穿，还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她母亲连忙喊：“龌龊了袜子！”丰子恺却很赞同女儿的调皮，反倒觉得自己的太太“何等杀风景而野蛮”。
这也让丰子恺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语言。既然以童心悟文境，那么在笔法方面必然也会线条简洁而概括，在色彩方面则单纯而亲和，在整体的画风方面往往显得格外朴拙可爱。丰子恺的散文亦多这样的风格，《闲居》、《塘栖》、《梧桐树》等众多文章，无不带着浓浓的旧时的沉静味道。其实，丰子恺曾留学日本，对西洋画技和理论有着极为深入的钻研，同时又师从李叔同等书画大家，在当时就以学贯中西为同辈文人学者看重。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丰子恺愿意，他完全可以以当时中国最前卫的画家姿态收获无数粉丝。亦或凭借其对外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像当时很多围着长长围巾的时髦青年一般充当一回文化领袖。
然而，终其一生，丰子恺先生都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童心”，并为当时文化界所深深尊重。更为难得的是，丰子恺先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童心”，那是真正的善良有爱，让周围人如沐春风，特别是在与家人的关系上尤为世人拜服。丰子恺所处的时代是个在私生活方面也崇尚西化和所谓反封建的时期，很多大师虽然也学养甚高，傲骨无双，但很多在与家人关系方面却很不尽人意，而世人甚至当事人却每每以“时代弄潮儿”的姿态对此听之任之。丰子恺先生是其中极为少数的例外，先生的妻子徐力民女士出生于书香门第，家教开明并温柔贤慧。他们是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但夫妻二人一生恩爱相随，且共有七个子女——丰陈宝、丰宛音、丰宁欣、丰华瞻、丰元草、丰一吟、丰新枚，每一位成人后均有所成就，回忆起童年少年时的家庭生活都充满温暖的怀恋，特别感恩父母为自己营造的情满家园的温馨气息。
佛性缘善堂
人们谈到丰子恺先生的“童心”时，往往会联想到先生的“佛性”。其实，不管是从艺术“文境”的角度，还是从内在的因果层面，这两者确实是无法分割的。而具体到丰子恺先生的艺术追求和人生哲思方面，这两者显示出很明显的相互融合、互为因果的轨迹——在艺术表现上求“真”，在与外部世界交互上求“善”，在艺术和人生体味上求“美”。丰子恺先生在参悟和实践“童心”的过程中，实质上是按照一种“佛性”的姿态进行“回照”，他的“童心”更强调一种“善”的意义，而这种“善”的意义又不仅停留在“善良”这一层面。在丰子恺先生的一生中，他赋予了“童心”更广泛的内涵，即“对世间万物博大的同情心”，而这已经完全是一种“佛性”的生发了。
具体到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实践中，这种由“童心”到“佛性”的统一则表现为一种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调和，那是一种心性的养成，使“童心”成为“佛性”的宝贵发心。所以，不论丰子恺先生的画作还是散文，都洋溢着一种“大同”之感，外部世界和“我”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是相互平等的关系，“物”和“我”是融为一体的。童心的“善”和“同情”遍及人类，也遍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朋友。以这样的“佛性”入画入文，就带着一种与世俗眼光天然的疏离，更多的是佛子的超脱和慈悲。比如，丰子恺先生常觉得过分看重金钱限制了生活的趣味，他将其比作一张“世网”，于是在《剪网》中就出现了大娘舅觉得大世界样样有趣，唯一想到金钱就无趣。丰子恺先生又最爱动植物，尤其是小动物，《蝌蚪》中写孩子们用清水养蝌蚪，丰子恺恐怕蝌蚪营养不足而死，便叫孩子们倒许多泥土到水盆里去，后来还掘出一个小池。《忆儿时》中丰子恺觉得对于蟹和苍蝇的残杀也值得商榷，尤其是文人们总是摇头晃脑吟咏的那个“秋深蟹正肥”，他直接说道：“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什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佛性缘善堂”，这个“善堂”其实可以做很多解，既可以是儿时依凭的父母高堂、也可以是少时求学的贤师学堂、还可以是成年后家人生活的厅堂……具体到丰子恺先生来说，他不但慧根深重，而且确实是一位福缘深厚之人，他所经历的高堂、学堂和厅堂都带着满满的善意，而这也打开了丰子恺先生生平的其他切面，那是让如今的我们也会唏嘘和羡慕的无尽善缘。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那正是戊戌变法的山河之秋，中国毕竟没有再向幻想中的“中兴维新”迈出半步。11月9日，距离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一月余，风口浪尖上的中国仍然纷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浙江嘉兴桐乡石门镇却并未感受太多那些政治的风潮，那一天，家境殷实的丰家终于迎来了一枚男婴。丰子恺父亲只有妹一人，之前仅是六个女儿，在当时延续香火为最重的社会环境下，丰子恺的降生让整个丰氏家族欢喜异常。从此，丰子恺便被浓浓的宠爱所包围，祖母、父母、姑姑、姐姐们都把丰子恺视为宝玉一样的存在，故丰父为其取乳名“慈玉”。江南本就水温情柔，加之这样的家庭环境，丰子恺因此从小便在温情中成长。虽无数人对这样环境中成长的人往往无法抑制地心存芥蒂，甚至百般讥讽和蔑视，然而我们愤怒的往往正是自己不曾拥有的，不然为何如今“快乐童年”高于一切，“爱的教育”轰轰然大行其道？
家庭的爱让丰子恺先生拥有了让人羡慕的童年，也让他格外珍视家庭和孩子。丰子恺先生爱孩子在当时的文化界就相当出名，他从来都不是也不愿做什么“严父”，他只想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人生。丰子恺只要有空就会陪着孩子们一起玩耍，甚至和他们一起开发新游戏，而孩子们也都喜欢跟他亲近。丰子恺先生本身即为教育家，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的思想是极为超前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常以人为本。1932年，丰子恺先生在家乡石门镇建起了一座住房，取名“缘缘堂”，他专门辟出一间房子作图书屋，每天晚上领着孩子们一起去书屋里看书，什么书都有，最多的就是小人书，孩子们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丰子恺像孩子一样和大家一起看得起劲，特别高兴的时候还会和孩子们搞讲故事比赛，谁表现好，谁就可以得到一颗糖，或者跟父亲玩一个游戏。人生无尽世相，丰子恺独爱以佛性驻“童心相”，进而将自己的美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付诸于此。丰子恺先生一生爱孩子、写孩子、画孩子，他的创作也以“童心相”为最主要的素材，而他的一群儿女则是他诸多经典随笔与漫画的主角和原型，《瞻瞻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描的是他的长女……
丰子恺先生的“佛性”源于自身童心明堂的温养、慈爱高堂的温暖以及幸福厅堂的温馨，同时也离不开贤师学堂的温润。1914年，丰子恺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是在那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其多才多艺闻名天下，于文学、戏剧、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无一不精，夏丏尊乃鲁迅、叶圣陶挚友，新文化运动的扛旗者之一，为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而对于丰子恺先生而言，他的机缘更大程度上来自恩师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丰子恺就和李叔同格外亲近。1918年，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到了1927年丰子恺先生29岁生日那天，丰子恺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法名婴行。“婴行”，也即“婴儿行”，为《涅盘经》列举菩萨所修的五种行法之一，丰子恺一直以来崇尚“童心”，行为温柔敦厚，此法名确实甚为妥当。
更由此，丰子恺先生对于艺术的思索也发生了量变到质变的升华。“佛性”源于“慈悲心”，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佛陀之悲乃是以众生苦为己苦的同心同感，故称同体大悲。而在艺术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功利”和“同情感”相互杂糅的艺术理念。同时，丰子恺先生的时代正是西方艺术理论大量引入中国的时代，丰子恺和其好友朱光潜都是赞赏“审美无利害性”这一西方美学命题的。而丰子恺先生更是将这种“审美无利害性”或者“无功利”以“无差别心”的佛性加以润通，他不但将金钱等世俗之物比作“世网”，更在《看展览会用的眼睛》中以这种佛性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心天天被羁绊在以‘关系’为经‘利害’为纬而织成的‘智网’中，一刻也不得解放”。继而，在《艺术三昧》中揭示：“宇宙是一大艺术。人何以只知鉴赏书画的小艺术，而不知鉴赏宇宙的大艺术呢……布莱克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当作一大艺术而看宇宙的吧……艺术的字画中，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一笔”。
风飘絮，音绕梁
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丰子恺先生的“童心佛性”是老先生一生顺遂而结出的善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家庭和师学的善缘之外，丰子恺先生的“童心佛性”是在无数坎坷和磨难中一点点养成的，那绝非是一个充满惊喜的顿悟过程，而是一个风云激荡、身世飘零的渐悟历程。这位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走过清末，跨越民国，经历解放，遭遇浩劫，沧海桑田，身世浮沉。丰子恺先生既在这个漫长的旅程中磨砺着个人的“童心佛性”，同时，这份难得的“童心佛性”也让老先生得以在身似飘絮的岁月里是非分明、坚守本心、随喜平生。
童心不是无心，佛性亦非逃避。上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加速侵华的步调，行径越发明目张胆，1936年10月，巴金、林语堂、丰子恺等21人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面对日寇的侵略暴行，丰子恺先生满腔愤恨，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同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他要把日本侵华的罪行全部画出来，使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明白家国之恨。即使是在长达8年的逃难生活中，丰子恺依然屡次旗帜鲜明地自明心志：“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
1966年6月，已是68岁的丰子恺老先生被人贴了大字报，罪名是他的随笔《阿咪》中“猫伯伯”有映射“毛伯伯”之嫌。从此，厄运接踵而至，他的漫画和文章被接二连三的检举，罪名铺天盖地。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在文章《苦酒》中曾回忆道：
“有一天，父亲面色阴郁回到家里，坐在食桌旁要求家人给他一杯酒，然而端起杯子时，却又眉头紧蹙，良久不饮，心事忡忡。母亲惶恐地问他何以如此。父亲忽然哽咽道：‘他们逼我承认反D反SH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D，热爱新中国，热爱SH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话未说完，早已老泪纵横，溅落杯中。”
《阿咪》中的插画
在丰一吟女士说到的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老先生便仿佛在那杯苦酒中彻底涅槃，他偷偷翻出过往在弘一法师身边记录的片语只言，阅后即焚。从此老先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在那个狂欢季节的无尽世相中重新升华了自己的“童心佛性”，留在人世间的仿佛只是他的肉身。丰子恺先生在那段岁月的轶事直到今天仍被很多人称道，他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或与人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在上海南郊劳动时，丰子恺老先生大冷天就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就堆积在他的枕边，已经70多岁的老人每天一大早还得跑到河边去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画家俞云阶当时与丰子恺同住“牛棚”，他是这样回忆当年的丰子恺的：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每天，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作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颤。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挂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每每读到此处，不禁总是会想丰子恺先生“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是在看什么呢？也许是两旁匆匆而过、亢奋异常的土色的人群，也许是四周披红挂绿的熟悉而陌生街景……也许先生望向了更远的地方。
在那里，他以“护生”为集，规劝世人枝头一朵美丽的鲜花，请不要随手摘下来揉碎，一条美丽的小鱼，在缸里游来游去煞是可爱，请不要从缸中拿出来玩弄致死，“护生”实为“护心”，心无所护，艺无所出；
也是在那里，他曾携家带口隐居缘缘堂，读书作画，写文赋诗，山妻稚女悉迎到，时列绿樽酣酒歌；
是啊，在那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童心悟文境，佛性缘善堂，风飘絮，音绕梁，依山泼墨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
只是，世间再无丰子恺。
1975年，乙卯，中国仍是多事之秋。邓公复出，全面整顿，却又被批，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中正去世，反攻大陆终成台岛一梦，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河南驻马店垮坝事件发生，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从戊戌年一路走来的丰子恺先生感觉有些累了，8月,丰子恺先生手臂麻木,低烧不退，8月15日,病情转重,随即住进医院，9月15日,老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
深谋若谷,深交若水。深明大义,深悉小节。已然,静舒。
善宽以怀,善感以恩。善博以浪,善精以业。这般,最佳。
勿感于时,勿伤于怀。勿耽美色,勿沉虚妄。从今,进取。
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怍于人,无惧于鬼。这样,人生。
——丰子恺•《不宠无惊过一生》
—END—
主要参考书目及简单介绍：
《丰子恺散文漫画精品集“珍重此生”系列》，丰子恺著，天地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2018年10月。这套丛书应该是国内整理的有关丰子恺先生作品的最新书籍之一了，总共包括四册《此生多珍重》、《万物有真趣》、《不负人间好》和《一辈子率直》，后三本是今年新出版的书。这是很用心的一套书，丰子恺先生比较著名的作品几乎全部在其中了，散文随笔尤其全，制作也很精美。特别是丛书内容的归类梳理很深入，没有随便罗列堆积，而是按照丰子恺先生艺术理念和人生感悟方面进行分类。《此生多珍重》是去年出版的，有些“总论”的味道，从记述个人经历开始归类，如《做父亲》、《学画回忆》等，然后是丰子恺先生回忆故人，特别是其中《怀李叔同先生》和《悼夏丏尊先生》很值得一读，继而是丰子恺先生以“童心佛性”观世界的部分，标题也起得好，叫“一花一世界”，最后就是丰子恺先生关于艺术理论方面的思考。今年的《万物有真趣》、《不负人间好》和《一辈子率直》很像对《此生多珍重》的扩展和补遗。《万物有真趣》偏重丰子恺先生的艺术论，当然也是人生观的升华，四个部分的标题很有味道，“生活可以是艺术的”、“发现生活之美”、“万物有灵且美”、“以艺术的方式过一生”；《不负人间好》侧重丰子恺先生对人生的感悟，偏重“佛性”方面，五个部分分别为“人事万端”、“惜缘惜福”、“人间有情”、“浮生若梦”和“诸行无常”；《一辈子率直》侧重丰子恺先生对生活日常的记录，偏重“童心”方面，分为四个部分“赤子之心”、“脚踏实地”、“天马行空”和“有情众生”。
《丰子恺艺术四书》，丰子恺著，北京日报出版社丨阳光博客出版，2017年12月。这也是套关于丰子恺先生的丛书，去年出的，比较专一些，主要是收录丰子恺先生在美术史、绘画、建筑和音乐方面的艺术思考和主张，一共四册，分别是《美的情绪：西洋画派十二讲》、《认识绘画：丰子恺绘画十六讲》、《认识建筑：丰子恺建筑六讲》和《音乐入门 : 丰子恺音乐五讲》。1919年到1943年，丰子恺先生先后任教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上海艺术大学、重庆国立艺专和浙江大学。这套丛书大多是当时老先生的讲义，虽然是讲义，但内容并不枯燥，内里旁征博引、诙谐幽默，“童心佛性”的丰子恺先生永远不会让自己的学生失望。
《缘缘堂随笔》，丰子恺著，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这是丰子恺先生最重要的随笔集，缘缘堂也是丰子恺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按照这本书的说法，1927年，丰子恺先生皈依佛教，拜弘一法师为师，在江湾永义里的寓所举行了仪式。之后，丰子恺先生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住所取名，按照法师的意见，丰子恺先生在小纸片上写下他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结果拆开来都是“缘”字，所以就把名字定为“缘缘堂”，弘一法师还给“缘缘堂”写了横额。
《护生画集》，丰子恺绘，新星出版社出版，2012年10月。丰子恺先生的随笔和画作最为著名，这套画集共七册，着实精美。《护生画集》有很多典故，按照丰子恺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士的说法，当年为了祝贺弘一大师50岁的生日，丰子恺先生于1928年与大师合作，由大师题字，他作画，完成了第一册《护生画集》字画各50幅，于192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和佛学书局等出版发行。1940年又出版了《护生画续集》字画各六十幅，这是祝贺弘一大师60岁生日。后来弘一大师从泉州来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所以才有丰子恺先生“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承诺，以及后来老先生冥冥之中提前画完百幅画作的传奇。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白杰明著，贺宏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这是一本外国人写的丰子恺传记，白杰明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汉学家和翻译家，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和“丰子恺迷”。国外人物传记有两条很吸引人，一个就是特别“较真儿”，恨不得字字有出处，对相关文献和资料的查阅和索引非常用功。另一个就是特别“来劲儿”，这个“来劲儿”指的是在具体写法上极为人性化，怎么生动怎么来，也很敢下笔，白杰明说他的这本书不单纯是一部传记，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资料如实记录一段生活，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位文人、艺术家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
《爸爸丰子恺》，丰一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丰子恺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士所写，作为在丰子恺身边长大的孩子，丰一吟女士对父亲感情很深。这本书回忆丰子恺先生的点点滴滴十分全面，写的十分动情，和白杰明的丰子恺传比对着读会很有收获。书中回忆丰子恺老先生当年被批斗和强制劳动的时候，每次回家若看到孩子在门口迎着他，他都会快步走上去，抱着孩子亲个没够，笑容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虽然身心俱疲，但老先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挤出一切时间偷偷完成了《护生画集》，翻译了《大乘起信论》，写出了《缘缘堂续笔》，重译了日本文学的三物语以及《旅宿》。当读到丰子恺先生说：“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的时候，回想老先生的童心佛性和一生修为，在感慨感动之余，内心也隐隐生出了一种了悟和勇气，我想这也许就是老先生为世人留下的最大善缘和回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