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讲书稿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写的一本人物传记式的历史小说。
作者在本书以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为中心轴，通过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䞇几个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命运的描写，揭露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以道德代替法律，中央集权的制度。文中有段作者的评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文中作者提到的每个人都是制度的受害者，而作者其实刻意的采用了对比:张居正的铁腕治国与申时行的左右逢源，海瑞的死板教条与戚继光的圆滑处世，还有皇帝最初的精图励志与后来的消极怠工，李䞇的前后矛盾，他们每个人都是极其有才能的，每个人都不是奸佞之臣，最终却都逃不过制度的迫害，败在固若金汤的文官集团下。
作者以人物传记的手法，以万历十五年这个横切面如同看一副清明上河图般慢慢展开那个时间的种种
公元1587年，明万历15年。是9岁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钧登基15年。这一年，发生了一桩朝堂笑话——谣传午朝事件。这本来是一宗闹剧，然一个国家重要位置的大员们竟然被一个谣言控制？！又是多么的令人惊惧！
从这件事切入，皇帝开始亲政的路。诚然，从1572年到1582年间，是张居正把持朝政的十年，也是明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但也是神宗小皇帝成长起来的十年。纵观历史，哪个朝代的小皇帝长大后，都不会想继续做摆设，无论是否具备王者的能力，他都会想要自己掌权。神宗成长起来的第一件事肯定也是如此。你不还我权力，我便自己拿回便是。不过又有哪朝的夺权不是血流遍地？
同样也是这一年，他遇到了一生所爱郑妃。后来的所为便都是与此人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是普通人的爱情，一生不渝是佳话，偏偏在皇权里便牵扯了天下兴亡。
《明史》评价:明亡，亡于神宗。这个在位48年，28年不上朝的皇帝，其实是背不起这么大的锅的。
中国的皇帝，登上皇位必要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才能名正言顺。9岁登基的神宗，靠的不是自身的魅力获得臣下的拥戴，而是这种背景。他只是从小用礼仪规范训练出来的维持平衡的工具。
初长大的万历，也想做个好皇帝。他步行求雨宽慰了天下臣民的心。年纪轻轻为自己筑陵是承放了自己的踌躇满志。
但当他终于明白自己是没有自由的。他只是一个活着的祖宗，充当一种权威放在那里用来供奉的。而他又无力去改变去抗衡这种状态，于是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一条证明自己也是一个人的办法。
申时行是神宗的老师。因张居正去世，恰张四维回乡休沐守孝，被推到首辅位置。
申时行是文渊阁的大学士，亦是文官的头。
申时行上任时，正是讨伐张居正的时期。他深思张居正的问题:认为是张推行政策时对百官过于严苛，导致大家对他心怀不满。逐吸取他的经验教训，却被讥讽为‘和稀泥’。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管理靠的都是‘文牍’。一项政策的能否实施靠的是文官，而文官也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在政事里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事一人的公允。上下级追责的制度是牺牲少数人维持大局的办法。官员为了自身安全，就互相照顾作为手段。名义上任职各处，各有其官方组织，背后又有私人联系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小集团，形成了公私阴阳的局面。
政绩需要加强行政效率，行政效率需要一种手段，复杂性非比寻常。而政府却标榜仁厚。官员们虽称为公仆，实为主人。这些问题里面涉及到的不光是政策还有人性
张居正，万历朝的定海神针。
他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力量，真正是做到了富国强兵，给这个国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实现了“万历中兴。
张居正离世后，万历朝失去了重心。万历以诗书为立政的根本，遵从‘四书’的教条要求文官简朴。财政上死板，混乱，给予的俸禄微薄不切实际。官员取得额外收入不可避免。致使人们心中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相去甚远。
财政上如此，体制上人事权集中于朝廷，各地方官没有驾驭下级的能力。分派任务到了用抽签的地步，国家的车轮能够继续往前行驶靠的全是惯性，正在走向了灭亡的下坡路。
清官海瑞，因为他的公正廉洁、言行如一在中国可谓人人皆知。特别是他的近乎苛刻的简朴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也就注定了他只能作为一种神话传说般的英雄楷模存在。
明朝的治理重点在于农民的治理。而以文人治理农民，是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人权保障。洪武帝推行的农村政策及措施，遏止了法律的成长，而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其判断标准是‘善与恶’，而非‘是与非’。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以个人道德之长，是不能补救组织与技术之短的。
海瑞以个人来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却又没有上下求索的智慧，只会一味的冒进，被指为‘志大才疏’也并非失公允的。放到今天来讲，海瑞是一个情商极低的人，如果不是盛名加持，恐怕很难自然死亡。
戚继光是明朝最有能力的将领。
他能冲出来其实也是得益于文官张居正的赏识。同样，张离世倒台他也难逃牵连的结局。整个王朝的武将全部都屡被弹劾，唯一不倒的刘显也多亏是因为边关局势紧张的需要。这样的处境想来多么的悲哀！
明朝重文轻武。明以孔孟之道为治国思想，政治组织一元化。造成了‘杀敌三千不及文章一篇’的局面，而士兵退伍后既不能得到尊敬也没有很好的生活安排。这样的后果势必造就军事颓废。这样的环境，武将想有所作为简直太难了。
戚继光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同时也洞察人情世故之道。那样的环境中，我们不晓得他对张居正是深感知遇之恩还是迫于形势投其所好。不过我还是赞同李䞇对他的看法:目的可以允许手段不纯。是非功过自在后人心。
李贽这个人，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就任官职时的作为，在历史长河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在这本书中，作者特意拿来写他的这一章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是否是映射这个人跟万历这个时刻或者这个朝代一样的矛盾，自相冲突？
李䞇是一个在中国儒家文化中长大的人，他是儒家的信徒，却又追求个性。他一半唯物，一半唯心。强烈抨击的人也是他依赖接济他生活的人。攻击虚伪的道德，但不背弃道德。要求高级官僚以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高谈虚伪的道德崇高、烦琐的礼仪，却不自己去实践执行。
他跟这个不靠公正周祥的法律而是靠道德信条统治的王朝一样的困惑和矛盾。当感受到此路不通想改弦易张时又必然要面临新的矛盾。他一直在竭力探寻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入日常生活的真理，却找不到出路。
这个王朝也在探寻一种能被传统接纳又能改变现实的方法，同样也找不到出路。这可能就是作者写这个人的意图。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以史为鉴，今天的我们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