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坑”？

7月19日，碧桂园再次登上《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并以335.7亿美元（人民币2269亿元）营收排第353位，较上年跃升114位。

但站上新高度的另一边，它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新挑战。

7月26日晚，安徽六安，碧桂园建筑工地发生坍塌事故，导致6人死亡。

事后不久，碧桂园发布声明，它已通知所有施工合作单位立即停工，彻底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

它早该这样了。

在此之前，碧桂园就已事故频发，备受关注与质疑。

6月24日，碧桂园上海奉贤项目售楼处模架坍塌，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

7月12日，碧桂园杭州萧山项目地基裂痕，路面塌方，让紧邻项目的一栋三层小楼成了危房。

“人血”流淌，地塌楼危之外，碧桂园还因一则“鸡血”新闻被推到舆论风口。

7月16日，网上流传碧桂园漳州御江府项目集体“喝鸡血”召开誓师大会。现场流出的图片上醒目地写着一行大字：

15天冲刺4000万，全力以赴，使命必达。

虽然碧桂园漳州项目工作人员随即回应称，没有真的喝鸡血，只是形式而已，“喝鸡血的话，太不人性化了，而且有寄生虫，不可能喝的。”

集团也火速发布了关于区域项目加强内部管控的提示，自我批评此举给企业品牌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但这紧急提示显然没能改变碧桂园的“厄运”，提示才不过10天，就又有了更严重的六安事故，以及6个生命的逝去……

众多舆论都认为，碧桂园的事故频发，与其极力倡导和贯彻的经营管理文化有关。

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文化往往取决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老板。

公开信息里，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个农民，书读得少，很多事情听不懂，人笨。我没有背景，违法违规的事绝对不干。

但在2017年年底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中，作者笔下的杨国强却是另一个形象。该书的作者吴建斌曾是碧桂园的首席财务官，他在书中披露了不少有关杨国强的故事，其中一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

据书中的描述，杨国强曾对吴建斌说：“我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像个疯子。”而且还曾有过一系列的强势话语，比如：

 你想想，我能请400个博士（目前已超过千名），估计全世界企业都没有这么干的；不景气的房产环境下，我能指示再买300块地，估计全国都没有……

碧桂园的发展，也是反复印证着杨国强的强势领导和敢破常规。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碧桂园打击沉重，各地工程大面积停工缓建，股价跌了九成，杨国强带领公司，边哭边唱着国歌和《国际歌》，煎熬着挺了过来。

包括对《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这本书，杨国强也是展现出强势的一面。据说，他不但买光了这本书，甚至还要求作者将已送给朋友的样书统统收回。

如果这是真的，这的确是有些“不按常规出牌，像个疯子”。

但常规之所以是常规，自有它的道理，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有机会要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是杨国强反复强调的目标。

如何做到第一？

他的杀手锏是“高周转”。

“我们低成本拿地，快速开发，配套到位，低价开盘……这样的速度别人做不到，这样的把控，别人做不到，我杨国强能做到。”

碧桂园的“高周转”在业内成名已久。

有房产商就表示：“很多地产圈的人都很羡慕碧桂园的做法，只恨自己的制度和管理做不到碧桂园那样的周转速度。”

今年以来，碧桂园的“高周转”更被不断推到新境界。

有报道称，碧桂园已将“高周转”标准由“456”（拿地之后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正、6个月资金再周转）提高到了“不可能完成”的“345”，其总裁莫斌为贯彻这一目标，还曾一周内连签三份内部加急文件。

“高周转”之下的碧桂园就像一家高效运转的房屋工厂，流水线一样地盖房子，但它这条流水线相比一般工厂却有不少的特殊性：

一是劳动密集性，要让规划设计与施工像自动化生产线一样高速运转，必须有人力像机器一样不停息；二是如果有政府配合乃至天时地利的不确定性，生产线中的任何一项不如预期，就得在施工周期和流程上再探讨，才有可能确保整体的如期完成。

但房子要成其为房子，很多周期和流程是不能赶，不能省的，否则就会埋下隐患，甚至立即爆发成事故。

事实上，碧桂园并不是第一个强调“高周转”的房产公司。10多年前，万科就这么干过，王石也曾用“5986”（拿地后5个月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产品必须六成是住宅）来描述万科的高周转模式。

但2010年之后不久，万科逐渐放弃了对这一模式的死守。

理由是，这会导致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社区品质，以及财务安全等问题。

万科放弃的事情，碧桂园却要做到更高难度和水平，是因为它掌握了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万科所不能解决的安全，质量，品质等等问题吗？

事故的频发，已经给出了答案。

大干快上，甚至即使明知是带着问题的，也要蒙眼狂奔，这是不少中国巨头企业在过去这些年快速崛起的关键。

甚至，这也是最正确的选择。机会当前且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谁能大干快上，谁就能抢占先机，谁就能率先做大。

而且，在一个粗放式爆炸增长且空间巨大的市场，无论消费者，还是政府，甚至整个社会对问题的宽容度也都足够，这也为带着问题做大提供了条件。

碧桂园，甚至万科，恒大，包括阿里、腾讯等等，也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现在，这种打法需要检讨了。

首先是，过去的那种从无到有而且大国崛起的爆炸式高增长已不可能长期再存在。

今年6月底，万科董事长郁亮就抛出了他的“天花板”理论。“住宅市场不可能永远增长下去，不出10年，我们会看到行业的天花板。”

这也是各界的普遍认识。这也就是说，地产市场将不会再有那么大的空间，支持大规模的高周转。

取而代之的是，包括万科在内的企业，都在寻求更高的品质，更多元的发展道路，来保证自己的成长。比如万科就正大力发展其物业服务，甚至提出了物业会比地产更有价值空间且可持续的目标。

这也是互联网高科技巨头要面对的现实。比如，腾讯的微信已有超过10亿的中国用户，但它还能继续在国内再增长10亿用户么？

不现实的。

具体到房地产业，按这么高周转的节奏做这么大规模的经营，景气时，固然会大赚特赚，一旦遇到意外，则会带来格外，甚至灭顶的风险：

一旦习惯了按照6个月资金再周转来安排整盘大生意的大周转，一旦遇到大规模项目不能6个月再周转，其资金压力必然空前，甚至塌于一瞬间。

这种案例也多的是。

今年以来，新的楼市政策频出，房企的融资难度和成本提升，包括碧桂园在内的房地产企业提速高周转，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风险的发生。

但这么多年的高周转，已经让碧桂园把自己搞得很紧张了。

据Wind数据显示，碧桂园2017年度总负债9330.57亿元，负债总额相比2016年的5000多几乎增长了一倍，且负债率不降反升，高达88.89%。

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高周转”往下打，恐怕是解决了旧问题，却也会制造新麻烦，而且是更大的麻烦。

更关键的是，人和事的很多规律，短期违背或许可以，长期背道而驰，必然得到规律的加倍惩罚。一系列的安全事故就是例证。

这个规律就是，要做好品质，需要时间和空间的保证。

事实上，在这系列事故之前，碧桂园就已经多次因为业主对房屋品质的不满而备受争议了。甚至还有人将它的广告语“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改成了“给你一个五星期的家”，或者“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坑”。

为了“高周转”，碧桂园把一些客观规律违背得多厉害，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据自媒体《包邮区》报道，碧桂园现在已经是自己给自己做工程监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不但大大提高项目进度，还可自己给自己开质量与安全的路条。

而现在，一系列事故，则将其骄傲的速度之快变成了让其形象恶劣的硬伤。如果不彻底扭转，改变，任由事故继续，就算房子能盖出来，在消费者有更具工程品质保证可选择的情况下，谁还会来购买你的“五星期的家“，或者“五星级的坑”。

就算这都没问题，在人们向往更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即便房子可以像生产线一样盖，人也不能一直像机器一样工作，这应该是碧桂园们更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吴建斌曾在《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一书中吐露：在碧桂园做高管真的不易……这里每天都在战斗，身心受伤是十分平常的事，同样没有什么人情味。

公开信息看，同样感受不佳的，还有不少离职的基层员工。他们在网上吐槽自己在碧桂园工作的日子，据说是焦虑到失眠，压力大到怀疑人生。

如果长期是这样一种员工归属感，还谈什么给别人一个五星级的家，谈什么百年企业的百年大计。

企业家有雄心壮志是好的，但雄心壮志和贪得无厌往往一墙之隔；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管理也是必要的，但它和把人当作机器也是一墙之隔。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转型，这个矛盾的解决，碧桂园这样的龙头大企业应该更好地承担起主体责任。

如何承担？

简单一点说，是要从过去的快和大转变到好与强，从过去更单一地强调物质的繁荣，转到也能兼顾人文和精神的综合丰盈。

掌握着组织乃至社会运转秩序的人，都应该检讨检讨那一墙内外的自己了，也检讨检讨把他人，甚至还把自己都当作功利机器的模式是否可持续。

打鸡血，流人血，即便可以成就大企业，也总大得有些不是滋味。

何况，它其实很难一直这样大下去。

期待碧桂园的彻底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能够从根本上多一些检讨和修正，让悲剧不再发生，也为如何建设更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好企业贡献新智慧。

当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呈现出一种“分级”态势：

一面是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的消费升级；

另一面是能在家做饭绝不去下馆子、能骑自行车尽量不打车的消费降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升降并存的现象，根源在于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进而造成了不同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的迥异。

那么，国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读完下文，你会有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警戒线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

具体来说，基尼系数的数值介于0~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0，说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为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说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为绝对不公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完全占有了。

换言之，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而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倘若基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便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

Wind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参见图1）。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来进一步加以考察。

从下图2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259.5元，遥遥领先其他80%的人群；即便是位于第二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31990.4元，刚刚超过高收入群体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为5528.7元，不到高收入人群的1/10。

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

从国人工作所属行业来看，不同行业人群的收入差距较为悬殊。

鉴于工资是绝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来加以考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对行业的划分标准，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包括电力煤气、采掘、金融与信息计算机软件业，而近些年又以金融业以及信息计算机软件业为主（参见表1）。

这些行业大体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属于知识与资本密集领域，二是带有垄断性和资源性。

相比之下，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几乎始终为所有行业中的最低，这可能与农产品的低附加值与劳动密集型特点有关。

从工资差距看，1978年人均工资最高的电力煤气业与人均工资最低的社会服务业的工资差距仅为458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越拉越大。

到了2017年，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信息计算机软件业，比人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多出96646元，这意味着一个拿着平均薪资的金融从业者，一年可以比一个农民多赚近10万元，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不过从比值来看，自2005年开始，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相对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2017年为3.65，不过这一数值仍比2000年以前高出不少，反映出我国行业间的工资收入水平总体上仍在拉大。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渐增

国人的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与日俱增。

从上图3可以看到，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到了2017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自上涨至36396元和13432元，分别是1978年的106倍和100.5倍。从城乡居民历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来看，1978年为209.8元，到2017年已经攀升至22964元。

不过，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在经历了长期的攀升后，近些年开始有下降的趋势，2017年为2.71，这比2010年的3.23低了不少。

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值虽然在增大，但相对差值却有所缓和。

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发展仍旧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依然严峻，农村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于城镇，且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造成了制约；同时，受限于农业本身的特点，农产品附加值要低于工业与服务业产品，致使农民增收相对缓慢。

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从空间维度考虑，不同省市自治区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居民收入也不尽相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前5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而最低的5个省市分别为西藏、甘肃、贵州、云南和青海。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987.96元，最低的西藏仅为15457.9元，仅比上海的四分之一略高，收入差距可见一斑（参见图4）。

从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较来看，东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016年的数据显示，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层面看，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39倍；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层面看，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56倍。

倘若对比东部城镇居民与西部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差距无疑是更大的，前者是后者的将近4倍（参见表2）。

是时候强化 “民本”思维了

至此，通过以上几个维度的考察，相信你对国人的收入状况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而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都是不利的，它不仅会造成内需不足，还可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因此，我国有必要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再多下点功夫，比如优化再分配环节、合理运用财税工具、加快城镇化步伐、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另外，在国家物质财富日渐积累的今天，可以适当转变思路，将发展主题转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全面提升，即强化“民本”思维。

这一点，不妨借鉴一下日本1960年推行并于十年后收获显著成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精髓在于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在正视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还应通过合理配置自身资产、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储备、业务水平与各方面能力等途径来实现自己与财富的增值，从而确保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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