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四五：拽多少词儿都不过是一件事

《传习录》一四五：拽多少词儿都不过是一件事

来书云：“上蔡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功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圣人老早便看到了虚文之害，毕竟“重虚文而轻实行”一旦形成风气，整个文明的发展必然陷入人为制造的那个漩涡空洞之中，于人类个体或整体都是有害无益的。孔子为此以“述而不作”为座右铭，孟子洋洋洒洒留下不少文字，还是要回头辩白自己并不是好与人争辩——只不过是出于无奈。王阳明自己也不立文字，甚至还劝阻自己的弟子不要记录自己的言行，告诫弟子自己平日里的说法如同因病抓药，记录下的那些东西，如果用得不当，是要贻误后人“病情”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王阳明的思想，面对前人的种种说法，他总试图用“良知”“天理”归并概括。如果把前人学问比作开枝散叶的话，王阳明的学问多少有些九九归一的意味。在《答顾东桥书》的末篇，他甚至归纳圣人学问不过是以“一体”同然之心来看世界，聚合思维之下，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似乎有了一条平静下来的出路。

你来信说：“谢良佐先生曾提及圣人讲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思考些什么，又忧虑些什么。程颐先生说：‘确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应当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放在一块综合起来看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气象，就会有揠苗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了‘何思何虑’，却忘‘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陷入虚无的误区。一定要既不累于‘有’，又不陷于‘无’才好，这样看此事如何？”

你所说的虽然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领悟透彻。谢良佐所问与程颐所答，实际上只是他们两个依据自身情况的理解，与孔子《易经·系辞》中的原意稍有出入。《易经·系辞》所讲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虑的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没有思虑。因此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这难道是在讲没有思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理原本是寂然不动的，感应之后自然就能贯通。学者用功，即使有万虑千思，也只是要恢复他心中天理充盈的本然面目和功用，而并非凭着自己的私心去安排思索出来些什么。所以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君子做学问，应该是心胸宽广而公正无私，有事发生则顺其自然。如果凭着私心去安排思索，便是将智慧用在了私欲上。“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于圣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于学者而言就必须下功夫才能勉强做到。程颐先生却把它当作功夫的结果，所以才会有“发得太早”的说法，接着又说“却好用功”——这正是应该下的功夫，他已经感觉到前面讲得还不全面。周敦颐“主静”的观点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说不无见地，但仍然还存在时而累于有，时而陷于无的状况——还是把功夫当两回事来看待了。

“天下何思何虑”最早出自《易经·系辞》，也就是孔子之手，孔子讲：“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谢良佐截取其中的“天下何思何虑”，用以表达学者不应该有太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客观来讲，这样理解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将之作为做学问的关键功夫，便又失之偏颇了。毕竟孔子的本意是天下所有的思虑概括起来无非天理而已，既不是要人从人欲出发乱思虑，也不是教人不去思虑，而是要人从天理出发去思虑，做出合乎时宜的判断和决策。

“必有事焉而勿忘”的说法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文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在讲修养时，专门讲了揠苗助长的故事，然后得出这一结论——合乎义的事情踏踏实实去做就是了不必期待一个必然的结果，不要荒废了不去做，也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违背规律做。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回到天理去行事。

谢良佐同自己的老师程颐讨论这件事时，双方对各自的心思都有所把握。程颐之所以有那样的说法，是因为要导引谢良佐回归学问的正道，谢良佐之所以那样问，也是有心想要求一个学问正道的确切意思。诚如王阳明先前的比喻，这就好比程颐为谢良佐开了一副药，结果，时隔数百年后，周道通要拿来服用。这种事，闹不好是要出人命的，保守说也是一个药不对症的结果。

其实，认真追究孔子“何思何虑”的本义，考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的本义，两者之间从学问功夫而言，都是一致的，且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程颐之所以要谢良佐拿来互为补充，只是因为谢良佐先对“何思何虑”有了一个片面解读的成见，与其费劲纠正他的成见，不如补充另一个“必有事焉而勿忘”的片面解读去调校。到了周道通，完全没有必要再吃这副旨在“以毒攻毒”的药，复归圣人言的本意，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所谓的“堕于无”与“滞于有”不过是同一件事——都是由对圣人言片面解读引发的结果。

无非是“学为圣贤”，无非是“致良知”，无非是“去人欲，存天理”，拽多少词，都不过是一件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