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人物Ⅱ陈之遴与徐湘苹
1、明清官僚陈之遴
2、神秀才女徐湘苹
3、《清初流人陈之遴研究》简介
1、明清官僚陈之遴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
陈之遴出身于浙东的名门望族。早年就与钱谦益、陈名夏等结识，经常参加东林党和复社的活动。明崇祯十年(1637)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不料，在他高中榜眼的第二年，清兵入扰衡水一带，其父陈祖苞时任顺天巡抚，因城池失守下狱问罪。陈之遴四处奔走救护，在得知崇祯皇帝不允宽赦的消息后，他怕株连自己，竟将父亲毒死于狱中（野史，恐不实）。但他仍没有逃出噩运，还是被罢去了官职，永不任用。公元1644年，大明朝灭亡。第二年，陈之遴投奔南明福王政权，被授与左春坊左中允，奉命赴福建主持乡试。眼见清军已逼近南京，福王政权灭亡在即，于是，陈之遴便在赴福建途中逃回家乡。
清军破城后，他立即投诚，并无耻地将被他毒死的父亲，说成是城破而被明朝斩首，以表示自己与明朝有仇，是为报父仇而投清的，所作《念奴娇·赠友》词中，有句云：“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他找到当时大清的闽浙总督张存仁，表达了自己想投降的想法。张存仁一听心里很高兴，陈之遴的才华在明末有目共睹，而且他也是崇祯十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才华横溢。最关键的是，大清此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招抚人心，安抚地方。陈之遴来的真好，可以起个好头。张存仁又把陈之遴推荐给自己的上级江南总督洪承畴，洪承畴也在百忙之中约见了陈之遴。按照规定，所有的大明故吏一旦投降，都要去北京向大清皇帝承认罪过，要求豁免，然后才正式加入大清，成为清朝的官吏。陈之遴也不例外。所以洪承畴也格外重视，在他去北京之前，作为江南总督，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对这个人进行例行公事的考验。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陈之遴准备进京朝见顺治皇帝，走之前，他来到洪承畴的办公室，两个人认认真真地谈了很多话题。洪承畴要比陈之遴大十三岁，职务也要比陈之遴大很多。谈着谈着，陈之遴突然力劝洪承畴：“掘孝陵，当泄尽明朝秀气”，“尽变本来面目”。洪承畴内心震惊，但他并未答应这种荒唐的请求。当时，人们都暗自斥责他丧失天良。
顺治四年（1647）陈之遴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读学士。第二年，又升为礼部右侍郎，靠着阿谀奉承之术，巴结多尔衮的亲信，并尊称多尔衮为恩主。他的善于见风使舵，颇受顺治帝好感，使他巧妙地避开多尔衮一案。顺治八年，升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太子太保。第二年，又被授与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年（1653)“北党”首领，原魏忠贤余党冯铨受到重用，与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争斗日趋激烈。陈之遴被劾与陈名夏营私结党，不宜重用。但顺治帝却认为他是个人才，并不治他的罪，只是调任户部尚书。其间，陈之遴曾上疏三策，一、修举农功，二、宽恤兵力，三、节省财用。对发展农业生产，节省开支，充盈国库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整顿钱粮，奏请依律例定满洲官员有罪之法，又上修举农功、宽恤兵力、节省财用等改革措施，为巩固清统治尽忠竭力。顺治九年、十二年，两度被授为弘文院大学士。（受到陈名夏的牵连，以“巧饰欺蒙”罪论死。又是顺治帝下诏从宽处理，只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顺治十二年（1655）又官复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当时，满汉官员之间、汉官南北派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他属于南人陈名复一派，周旋其间，时受牵连。
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复谕陈之遴：“朕没有计较你以前的过错，而且依然重用，且多次告诫你，你也曾向朕表白要谨慎反思自己的言行，最近是否有所改进？”陈之遴急忙上奏：“皇上教训为臣，为臣安敢不改。只是我才疏学浅，罪过多端，不能仰报圣恩。”左都御史魏裔介听说后立刻劾奏陈之遴：“当皇上诘问时，不自言其结党之私，力图洗涤，以成善类，而但云才疏学浅不能报，可见其良心已昧。”给事中王桢也上疏弹劾：“陈之遴系前朝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词臣，其报大清不几年，竟被提升为尚书，又进政府，但他不图报效，面对皇上的呵斥，不思反省，反而于次日遨游灵佑宫，逍遥恣肆，罪不容诛，请皇上加重处分。”疏入，皇上命陈之遴据实回奏，而且命下部察议，准备革职，永不叙用。但顺治帝考虑到陈之遴已被重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革斥。令他以原官发往辽阳。这年冬，顺治帝又念陈之遴为大清效力多年，不忍终弃，遂又令其回京入旗。顺治十五年（1658)，又有人弹劾陈之遴向内监吴良辅收贿，按律本当正法。顺治帝再次免去了他的死罪，但下诏革了他的职，抄没家产，与老母、兄弟、妻子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约1667年，死于戍所。
陈之遴初以两千金从衰落的徐氏子孙手中廉购苏州拙政园归己后，重加修葺，备极奢丽，其中有三四株宝珠山茶尤为珍贵。当时任礼部尚书的陈之遴官居在京，购园五年后被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全家远谪辽东尚阳堡，拙政园没为官产。可怜一方名士得一代名园，却直至客死谪所无缘见园中一草一木，万千景色只在图中相见。儿女亲家、大诗人吴梅村感喟苍凉，难以自已，便作了《咏拙政园山茶花》一诗流传于世，竟引得后世文人情思涌动，纷纷相和，300多年骚人墨客题咏不绝。岁月沧桑，人亡花枯，陈之遴百般手段，万般心血，到头来却不知“碧树垂垂为谁发？”
陈之遴善书、工诗，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词人，早年常和钱谦益等文坛领袖相唱和。著有《浮云集》（1933年初秋，陈之遴后裔陈其谦依照世代珍藏的《浮云集》残存底稿，重新刻印），大部为谪居塞外时所作。明末曾领修故乡占鳌塔。他的妻子徐湘蘋也是当时有名的女词人。
（从网络搜索整理）
2、神秀才女徐湘苹
明末清初，苏州走出来一个光辉璀璨的神秀才女徐湘苹。她的姓名是徐灿，湘苹是她的字，号为深明。她的出生年月已不详，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大约生于1610年前后，早年生活在苏州支硎山下的一家庄园内。这个支硎山就在中外闻名的天平山后面，当地俗名观音山。近年时行兴建寺庙，那里新建了“支硎古刹”，香客盈门，只可惜当年的徐家庄园已不见踪影，唯留下徐湘苹的词诗多首，怀念虎丘、灵岩等处，其中有“支硎山畔是侬家，佛刹灵岩路不赊。”和“少小幽栖近虎丘，春车秋棹每夷犹。”等诗句。
她的父亲徐子懋，在她年少时当光禄寺丞，是个从六品上的官位。她的婚事也是在庄园内定下的，也算是一桩带有传奇色彩的千里姻缘：应该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某年某月的一天吧，大雨滂沱。在徐家庄园内，忽然闯进来一个年轻的避雨男子。他先是在庄园的池塘旁观鱼，不知是疲倦还是怎么的，竟伏在栏杆上呼呼大睡了起来。那日徐湘苹的父亲徐大人正好夜间作梦，梦见一龙飞卧栏杆。此时醒来，见雨下个不停，正琢磨此梦是凶是吉，忽见仆人来报，有一男子伏栏而卧。急忙赶来细细观看，见此男子眉目清秀，眉宇之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知其必然不是等闲之辈。待那男子醒来，仔细一问，才知那男子是海宁望族、顺天巡抚陈祖苞之子陈之遴。他丧偶已有三年，此次又考试不第，心中甚是忧伤。因此，一场大雨神差鬼使地把他送进了庄园。徐子懋一听，不免惊喜中暗暗称奇，莫非美梦成真、姻缘天定？他不露声色地试了几下陈之遴，果然出口成章，身手不凡，便渐渐坚定了心中已有的主意：次女徐湘苹才气逼人，如意郎君必然难觅，不如就此说与面前这个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子，倒不失为一件珠连璧合的如意美事，同时也圆了我的夜间之梦，了却自己的多年心愿。
“琴瑟谐鸣，伉俪情挚”。婚姻初期的生活肯定是幸福美满的。据史料记载，徐湘苹和陈之遴曾经在杭州度过一段美满的时光。由于陈之遴和顾玉蕊的丈夫钱开宗有通家之好。因此在由顾玉蕊发起的蕉园诗社中，湘苹与同时代的名媛柴静仪、林以宁、朱柔刚日夕唱和其间，与夫君叠相酬和，雅擅闺阁风雅之乐。
1653年，她的夫君，大学士陈之遴花二千两银子买下拙政园，以为湘苹夫人怡情养性。因为此前不久（1647-1648年），钱牧斋为同样文采斐然的柳如是在拙政园构造曲房以享“白发红颜”之乐。陈之遴此举可以说是仿钱牧斋故事，两对夫妇自此双双在拙政园留下“琴瑟谐鸣，伉俪情挚”的一段佳话。
当时的拙政园，自从王献臣创建以来，风雅了一阵，不多时就被他的不肖之子一把骰子把整个拙政园输了个精光。到了大“老千”徐少泉和其子孙手里，已经沉寂了一百多年。满腹诗书的徐湘苹走进拙政园，那肯定是拙政园的复兴和荣耀。
据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拙政园》一书所述：徐湘苹确实曾经住过拙政园，但并未能提出证据；即便住过，究竟多少时间，也无从考证。拙政园也未留下徐湘苹的任何遗迹。只知道徐湘苹的诗词是以拙政园命名的，其《拙政园诗集》收诗246首，《拙政园诗馀》收词99首。数量上诗多于词，但质量上词高于诗。
命运多蹇，造化弄人。事件的起因是她的公公陈祖苞，他原先任明朝的顺天巡抚，不料因城池失守，被下狱问罪，偏偏又畏罪自杀，惹怒了崇祯皇帝，连累儿子陈之遴也被撤消编修官职，“永不叙用”。陈之遴为此耿耿于怀。1645年，他毫不犹豫地归顺清朝，这在投降的贰臣里属于改换门庭最为坚决的一类。他在当时所作的“念奴娇·赠友”中说：“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他甚至劝说洪承畴发掘“明孝陵”“尽变本来面目。”
这一系列变故在熟读圣贤书的徐湘苹的心里掀起多大多复杂的波澜是可以想见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家与国的急剧变化使她一下子成熟起来，她经历痛苦的反思，终于跳出许多女词人一味伤春悲秋、寄托个人忧乐的“小我”圈子，而站在家国的“大我”平台上，运用自己那支炉火纯清的笔，一抒“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从而从同时代的女词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可与李清照相比肩的另一座女性丰碑。
总结徐湘苹词的特点，唯有用“神秀”两字最为恰当。何谓“神秀”？指在词情的表达上，突破“闺房女儿”之意，具有隐曲骚雅的内蕴及清华冲淡的风神气质。在吴骞《拜经楼诗话》中有八字也可尽释其“神秀”本质：“尽洗铅华，独标清韵”。“尽洗铅华”即洗去粉饰的辞藻和闺房的情趣，以清远的神韵见长，不为纤佻艳情所左右。反之，徐湘苹以家国之愁、社稷之恨和人生忧患等具有内蕴的深度文化意识，融合于其清雅婉约的词韵之内，从而产生出一种清华的风度，一种风神秀逸的气质，即神秀。
写什么样的题材，反映了作者的境界和襟怀。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的徐湘苹“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对社稷和家园的关怀是她由内而发的自然感受。改朝换代的雷霆和夫君仕清等生活中的种种巨变，将徐湘苹从深宅大院中颠簸而出，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俄国别林斯基说过：“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徐湘苹的“伟大”也就在于她把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深深地扎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
与这种题材相适应，同时又与她所处的身份相配，徐湘苹的词所表现的是那种“欲言未言”的幽咽色彩，缠绵而沉郁，蕴藉而悲凉。徐湘苹所念者故国，所依者夫君。国亡而夫仕，她怎么办？柔婉的个性限制了她做出像同时代的柳如是那样“举身赴清池”的行动来劝阻丈夫，只能在词中寄托对故国的哀思与依恋，对夫君的讥讽和规劝，当然也有对命运的感慨和茫然。湘苹词所表现的忧生患世之音，既不是传统女性词人、诗人聪明为词诗的小慧和纤巧妩媚的小儿女态，也不是男性词人、诗人那种阅历丰富、技巧娴熟的“严峻”之作，而完全是徐湘苹所特有的那种“湘苹词”的深隐幽咽、意蕴天成。“小儿女态”那种纤佻、艳情自不可比了，而与那些男性士大夫相比又多了些柔韧的水分。因而在感人方面别有一格。对某些读者影响力更深、感染力更强。
那首著名的《永遇乐·舟中感旧》就是最好的例证。这词作于徐湘苹第二次北上期间，距上次祟祯年间的北上约已十年。故地重游，抚今思昔，朝代更替，夫君改换门庭，旧恨新仇纷至沓来，千言万语一时从何说起？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
刘禹锡诗句里的玄都观的桃花开了，乌衣巷王谢堂前的燕子也来了，可“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刘郎和重来的江令到哪里去说呢？丰城掘得双剑的张华、雷焕已离人间，天帝筑成的置上千金的白玉楼也只留明月，这里借南朝兴废的历史寄寓对明室倾覆的哀悼，感叹：真是“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啊！“如共人凄切？”夫君，你能和我一齐凄切吗？
典故重叠，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宛然天成，构成了一幅幅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画面，其意境深邃悠远，反复吟诵，使读者不知不觉沉浸在作者那兴亡之感的悲叹之中，给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染，而且引申到生命的本质的高度。“世事浮云，人生飞絮”，唉叹天地万物皆为己而悲矣。“外似悲壮，中实凄咽，欲言未言”（谭献“箧中词”卷五）。这“欲言未言”的背景和潜台词就是时代的变迁和对夫君仕清的讥讽和感叹啊。
再看那首《踏莎行·初春》：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指的是初春景象，下面“春魂已作天涯絮”一句，却分明是晚春之事。前者是客观描写，后者是主观感受。此时，外界的季节虽是初春，而在经历了国亡家破巨大变故的徐湘苹心目中，一片春魂已化为晚春飞絮飘荡无主了。夫君啊，你自以为是唐玄宗时期被呼为“金衣公子”的黄莺，飞上了禁苑高枝，蒙恩受宠，而在贵如王母的太后隔着晶帘看去，实乃不足挂齿的“二臣”罢了。碧云尤叠旧河山，夫君啊，你千万注意，莫得意，莫爬高，莫走远，“休到深深处”啊。
以景喻人，隐晦曲折，比喻贴切，到位，而“晶帘”典故取自韦庄的“白樱桃”诗，“金衣”典故又取自于“开元天宝遗书”，运用到词中，自然生动，显示了她深厚的经史功底和浓郁的贵族风情。整个词不长，但寥寥数句，构成一幅清淡的水墨画。情景交融之处，并不刻板地遵循上阙写景，下阙言情的所谓“规律”，而是景语与情语界限模糊交迭回复，相互融合，更加之背后所隐喻的具有政治背景的人和事，内涵含蓄隐曲，意蕴幽远，读来令人跌宕起伏，感染力极强，俨俨然使人升起深重的悲慨家园的爱国主义情景。
谈到中国才女，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李清照了，确实，李清照太光彩夺目了，其词诗之美兼有婉约之情和雄壮之气，读来无不令人回肠荡气，赞叹不已。但且慢，当你再拿起徐湘苹的词、诗读读看，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婉约和雄壮，另外一种回肠荡气。仔细比较，你会发现两个同处于战乱时期的巾帼词人，虽然相隔四百多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伤春悲秋、凄离怨别；同样的乡关之思、家国之悲；同样的情思丰润、隽永柔韧，却呈现了不同的“这个”和“那个”。这就好比茶中精品龙井和碧螺春：都香郁味醇，却又是不一样的“香”和“味”。
因此比较李清照，我们只能说湘苹词和易安词各有千秋，难分仲伯。李清照的一些名作固非徐湘苹所能及，徐湘苹的一些感慨跌宕之作也非李清照所能做到。易安词以白描自然见长，多“爽气”、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神情散朗，可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湘苹词，取题较宽，雕琢醇雅，处处潜藏着“闺房之秀”的精致与成熟。我们既欣赏易安词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清新自然之美，也欣赏湘苹词中“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的神秀之美。不同的是，在反映社会变迁，悲慨家国方面，李清照时代由于受“诗庄词媚”，“词别是一家”的传统理论的影响，易安词中更多的是沉湎于低回幽怨地饮泣，呜咽和呼号；而湘苹词那个时代早已突破传统的框框，可以直陈世事，直抒胸臆，尽情挥洒悲慨家国的雄壮之气，尽显神秀之美。
如果说在男性占据主宰地位的古代文学群山中，李清照是一座秀美的山峰，是一个精彩的意外，那么事隔四百多年，徐湘苹则是又一座秀美的山峰，又一个精彩的意外。两人可以毫无愧色地并列为“中国第一才女”。我们还要说，徐湘苹，这是我们苏州人一份不应忘却的骄傲，她的词诗中所洋溢的爱国主义和热爱生活的情感，是那样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如果我们说李氏词诗是白马绩优股的话，那么徐氏词诗则可以说是黑马绩优股，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陈之遴后来的命运正如徐湘苹所料：仕清以来，陈之遴扶摇而上。顺治八年任礼部尚书，九年任户部尚书，十年，即1655年，任大学士加少保，登上仕途的顶峰。但宦海多风云，位高遭人妒，爬高必跌重。何况陈之遴毕竟还是“贰臣”。1656年，遭弹劾“植党营私”“市权放纵”，下吏部严议，命以原官发盛京，徐湘苹随行。但还好，同年冬，即复命回京入旗。可好景不长，仅仅时隔两年，更大的灾祸突然临头。陈又因交结贿赂内监罪，被抄没家产。与家人包括老母、兄弟、妻儿全家二百多人，一起流徙尚阳堡。1667年，陈之遴，这个叫人爱恨交加的冤家终于撒手西归。此前，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已走在他前面，生离死别接踵而来，徐湘苹心灵上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
“易水荆卿去，辽河太子来。当时风色异，千载水声哀。夕照斜荒渡，寒烟断古台。燕秦俱寂寞，缅想重俳。”
太子河啊太子河，清亮的太子河，突然降临横贯于我们面前。水流滔滔，悲情悠悠，到底哪里是苦难的尽头？哪里有希望的阳光？
也许是上天有情，也许是命运怜人。1671年，圣祖东巡，湘苹夫人跪道旁自陈。
康熙帝问：“宁有冤乎？”
徐湘苹曰：“先臣唯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圣上复载之仁，许先臣归骨。”
徐湘苹早已名声在外，康熙帝见其言得体，十分爱才，当今名闻遐迩的才女“阿姨”跪在面前，使这个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十分受用，恻隐之心顿起，一个“准”字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陈元龙（陈之遴侄子）所撰“家传”评说：当时同被谪者，例不得还，即家属叩阍悉不准。准者，惟徐夫人一疏。
就这样，在夫君死去五年之后，一代才女徐湘苹终于得恩准，扶柩回乡。她无心再在苏州生活，晚年卜居新仓小桐溪之南楼。
万念俱灰，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死生离合，风雨沧桑之后，这位敏感明慧又命运多舛的女词人也唯有以经声佛理，作为自己最后的皈依和解脱了。
但是女词人心中不灭的永远是词情、诗情。正如艾青所说，“诗人不写诗等于不存在”。晚年，她所作的“秋感八首”，回忆了她的一生，苏州、杭州、北京、南京、塞外都是她生活过的地方。不管经历的是幸福还是苦难，都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词情和诗情。
《感旧七绝》写尽此种心态：
人到清和辗转愁，此心恻恻似凉秋。
阶前芳草依然绿，羞向玫瑰说旧游。
丁香花发旧年枝，颗颗含情血泪垂。
万种伤心君不见，强依弱女一栖迟。
小桐溪上，她布衣茹服，远离尘世。坐看月华如水，空明司彻前身。
1698年，她驾鹤西去。其词其诗却永远在后人心中传吟。
（从360个图转载，其注来源《苏州日报》）
3、刘刚著《清初流人陈之遴研究》简介
（微信读书收藏）
本书悬置了史学和文学的现代学科分野，基于贰臣和流人这两个特殊身份探寻了陈之遴的行为史和心态史，揭示了贰臣流人这一特定人群与社会和地理的关系。
在行为史方面，本书考察了陈之遴的仕宦行为与家族、明朝及南明政权、清朝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考证了海宁渤海陈氏家族地位、“嗣昌夺情”事件、陈祖苞案始末、陈之遴“鸩父”真相、陈之遴与黄道周的关系、陈之遴在南明弘光政权的困境、陈之遴降清始末、陈之遴在清朝屡获超擢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政绩、顺治朝重要争案件、黄票李三案始末、吴良辅案始末及顺治皇帝晚期的一些问题等历史细节，也分析了顺治朝内监势力在中央权力分布图中的异军突起过程、“南党”汉臣内部成员之间由于地位的频变在交结心理和行为方面出现的微妙变化等历史现象。
在心态史方面，本书考察了陈之遴不同历史时期的心态变迁，重点关注了陈之遴的三种生命体验：一是流寓辽东后面对边地生存空间对心态的强烈挤压，其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所作出的保护性调适。二是其在明亡时、仕清初、流徙后等不同时段的兴亡之感和亡国之悲所表现出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三是其在明亡时、仕清初、流徙后等不同时段的仕路之悔与叛明仕清这一政治伦理之间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