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辉东《论语史鉴》14·27钱穆及其钱氏家族！
第27章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耻：辱也，繁体字从心耳声，本意指羞愧，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以耳为司听闻之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耻”从耳声。
如《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君不使无耻。”《国语·越语上》：“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凡人心生惭愧，不觉会面红耳赤，这是人性本善使然。知耻之心是人之天良。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
人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便感愧恐，又耻又恐，自必速止其恶。知耻是保全人心念、行为不离正道的护栏。故曰：“耻可以全人之德”。人人都有“知耻良知。”
孟子还说：“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搞阴谋、搞奸诈的弄巧之人，他是没有用到“耻”心的。
耻也指辱，如《左传·昭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国乎。”
耻也指愧疚，如《诗·小雅·宾之初筵》：“不醉反耻。”《论语·公冶长》：“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孟子》：“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还说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比不上别人，还不觉得愧疚，那怎么能够比得上别人呢？
怎样才能时刻保持有羞耻心呢？古人说：“三日不读圣贤书，则面目可憎”。不读圣贤书，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过失，不知不觉，就犯错误了。最后“傲然无愧，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
所以人要不断地读圣贤书，保持自己的羞耻之心！
而：象形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像人的下巴、面颊上的胡须。本义指胡须或面颊上的毛。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后用“髵”来表示胡须。
“而”在古文中常常被借作代词，后来被假借为人称代词，表示第二人称。如《书·洪范》：“而康而色。”孔传：汝当安汝颜色以谦下人。
而还假借为连词，连接两个词或者词组，分别表示并列、承接、假设、转折等各种关系。
如《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本文的“而”即为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
而又假借为“如”。如《易·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对说大话做小事或者说空话不做事的行为感到羞耻。”
这一章说的是言语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做人应该言行一致，夸夸其谈却不脚踏实地做事这是让人耻笑的事。
“言过其行”的人，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人往往把计划、目标或理想挂在嘴边，却不愿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这样的人，即使说得再多、再好，也无法给生活和事业带来任何实质上的进展，除了让人笑话鄙夷之外，毫无任何益处。
孔子曾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为：古代的圣贤们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做不到为可耻！
做人应当具备脚踏实地、少说多做的务实精神，舍弃那些多说少做，甚至只说不做的轻浮虚伪的作风。
孔子还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少说多做，做了再说，是聪明人奉行的人生艺术。无论何时何地，那种信口开河、纸上谈兵的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任何理想和目标都要靠具体的行动来落实。
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不怎么说话，性格刚毅的人，往往接近于仁人，花言巧语，颜色不正的人，往往是没有仁德的！
钱穆及其钱氏家族
钱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1895年，钱穆生于江苏无锡县，他从小沉默寡言，学习刻苦，1901年，6岁的钱穆入私塾。学了10年私塾古文教育的钱穆，大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迫辍学，1912年至1922年，先后被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等聘为教师。
1922年，仅中学学历的钱穆先生应聘南下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3年秋，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师，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
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编撰在第三师范时未完的《国学概论》讲义，1928年，《国学概论》书成，1931年，由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介绍，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
《国学概论》是钱穆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
1929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苏州讲学。经人介绍，钱穆见到了年长自己两岁的顾颉刚，并将自己刚刚写好的《先秦诸子系》的手稿交予顾颉刚过目，希望他能给出指导性意见。
顾颉刚当场翻阅了几页后，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精湛学识大为震惊，当他得知钱穆现在只是在一所中学教授国文时，连连感叹他不应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此，“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
从此，钱穆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里的未名湖就是钱穆先生为其命名的。
钱穆刚到北京任教就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推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在西南联大期间，1939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完稿，这是钱穆先生的第三部巨著。
《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先生不但是蜚声史坛的卓越的史学家。同时还为人师表，是一位好老师。他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从不缺课。
钱穆先生对教学有教无类，诲人不卷，来拜谒求教者，不论知与不知，一样和颜悦色地接待，对一些很浅显的问题，本不必一一解答，但他还是认真地讲清楚，他教导学生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而成香港中文大学，校名由钱穆争取而成。
因办学有成，钱穆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中文大学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
钱穆90岁时，开始失明，但他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让他的夫人记述、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95岁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钱穆是吴越钱氏家族的成员之一，“五代十国”期间，吴越国开创者钱镠（Liú）及其后裔，被称为中国最兴旺的家族。
钱镠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修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其功绩显著。
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吴越因为富庶强盛而未被消灭。
钱镠临终前留下遗言：“善事中原，维护一统，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王钱镠的孙子钱弘俶，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北宋统一。
北宋时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赵”姓排在第一位；“钱”姓排在第二，“孙”是吴越国皇后的姓氏，排第三位，“李”是邻国南唐皇帝的姓氏。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做出的抉择。
钱镠的后人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镠曾立有家训，在临终前还给子孙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这些家训和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
除了钱穆，还有明末的钱谦益，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xīn），民国时期的钱玄同，当代政治家和学者钱其琛，科学家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文学家钱钟书、钱复等皆是其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