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王维郑虔之七：书剑老风尘（1）

郑虔家族世代为官，他是个典型的是个世家子弟。但在求学和科举的过程中，也和千千万万士子一样，经历过很多曲折和艰辛。

谈到郑虔求学和科举的过程，不能不提唐代的“道观寺院”文化。

唐朝皇帝的兄弟姊妹和儿女在京城都有宅第，大多位于城市中心，规模相当可观。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间盘旋，从玄武门之变，经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以下统称王宅）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贬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诸王宅第最终也被玄宗废弃。这些王宅的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可以说，唐代长安规模比较大的佛寺和道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外，大多数都是由王宅改建的。

王宅向寺观的转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主人的更换，而是一种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转换。王宅本是一个被重重院墙包围的私秘空间，这里活动的主要是亲王的亲属和服侍人员，以及偶尔临幸的皇帝及随行的大臣。但是，当一座王宅变成寺院或道观以后，这个私秘空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

一旦王宅变为寺观，就给城市提供了一块面积可观的公共空间，并有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功能。大体说来，这些功能有：

1．公共的政治空间，如国忌行香活动，或在寺观中举行皇家祭祀。

2．公共的学术空间，成为士人、学子读书、聚会、切磋诗句、讨论学术的地方。文人学士在寺院中聚会，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

3．大众文化场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俗讲，包括佛讲和道讲。女性也不甘落后，一些女尼也有俗讲。此外，长安寺观还是京城大众观看戏剧的场所。《南部新书》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

4．大众的娱乐空间，因为王宅和公主宅第中的不少亭台楼阁得以保留，雕梁画栋，非常人可以模拟；不少山池树木，屈曲幽雅；还有一些建筑拥有迷人的掌故；加之许多丹青高手的画作和书法名家的碑石，都吸引着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游赏。有些寺观还以种植的某种名贵花卉吸引大批民众，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都名震一时。

长安寺观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空间除了这四个方面，还有其他如政治会盟、贸易交换、旅舍、病坊等等。

其实,寺院道观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不仅仅是＂旅舍＂那么单纯。

唐代的寺院几乎是读书人的学校、旅馆、图书馆。

严耕望先生在其《唐人多读书山寺》一文中认为：“名山古刹既富藏书，又得随僧斋餐，此予贫士读书以极大方便。当然政府不重教育，惟以贡献招揽人才，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读山林，蔚为时风，致名山巨刹，隐然为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书院制度盖亦萌于此欤。”

寺院环境大多宁静幽雅，经籍藏书丰富。另外还有一些富有学识的僧人和士大夫在佛教寺院中习业授徒。

唐代士人在佛寺寄居读书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一些有志于静心苦读的书生，常把寺院作为他们攻读诗书的理想场所。

唐代“道观寺院”文化的兴盛，为文学史增添了别样的情趣。李商隐年轻时寄居玉阳山道观，和一个叫宋华阳的道姑擦出爱情的火花，李商隐为此还写了一首《赠华阳宋真人》的诗歌，传为佳话。再如元稹《莺莺传》，就是在寺院里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传奇。

这种文化也影响着郑虔，只是少了些浪漫和传奇。

唐李绰《尚书故实》:"郑广文(虔字)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 '郑虔三绝。"

这则记载告诉我们：年轻时的郑虔家境很艰难，但作为“有志青年”，有梦想就有门径，有门径就有出路。他见僧房里堆满了柿叶，这些柿叶估计是僧人们储存起来预备烧火做饭的材料，但那些红的，黄的，或者斑斑驳驳的光滑而平整的叶片，在有志青年郑虔眼里，却是一大堆无价之宝：可以用来练字！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郑虔当年勤奋刻苦地修炼书法功力的情景：左手摁着叶片，右手攥着狼毫，在那狭小的叶片上奋笔疾书。叶片太小，狼毫太大，想要在咫尺天地里挥洒出古老的文字独有的意境姿态，显示出书体必需的“势”和“锋”，没有些“大国工匠”的精心和耐心，那只能是“跑进瓷器店的一头驴”！

就是在这样无休无止的修炼中，在不断地淬炼升华中，一个大唐书法巨将炼成了！

郑虔及进士第，未见诸书记载。而其墓志谓其“弱冠举秀才，进士髙第”。

考上了进士，原本可以仕途无忧了。可是，郑虔太搞笑，遇到了皇帝也是搞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