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二）》
今天在说伦理本位之前，先补充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四点见解：
一，中国非是迟慢落后。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西方经过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变得强盛起来，然后我们就以为西方进步快，捷足先登，中国进步慢，逐渐落后退伍。按照梁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并不是就落后西方。就像一个走路的人，你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抵达终点。但是万一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则那个地点永远都不会到达。中国就是选择另外一条路的后者。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就是落后不如别人了。
二、中国已是盘旋不进了。上面说中国走上了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可是它在这条路上，又走不出去，所以陷入了盘旋不进的状态。中国自秦汉以来，社会构造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改朝换代，换了一个家族统治，换了一个国号，实质是没有改变的。在上篇文章中我说过，阶级是立体的，而伦理是平面的。阶级就像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社会得以进步。而中国则是伦理本位，伦理就像石子投入水塘，一个涟漪接着另一个涟漪，每个人职业分工明确，各自在自己的家庭中或者职位上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对立，即形不成革命。你又让它怎么进步呢？所以梁先生认为：“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民主产生。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民主，而是已不能进于民主。”就是这个道理。
三、中国较之西方，是因其过而后不及的。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推崇人的理性，科学和民主的萌芽也产生较早。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发明，古代中国的科学的发展是超于西方的。至于为什么是过而后不及，是我们的萌芽发生的很早，但是我们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中国重人事，西方重科学。人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把重点都放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了，也就是那些伦理纲常。所以说中国文化有些不及西方的地方，比如说自然科学，也有些高过西方的地方，比如说理性早启。
四、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上面说了，中国理性早启，在3000多年前，周公设礼乐制度的时候就开始涵养人的理性。反观西方，除去古希腊时代不谈，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才再度觉醒。和中国相差了差不多2000年。这里选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的一句话：
“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
我觉得这句话在这里无论是形容中国诗还是中国文化都很贴切。可以说中国文化追求的东西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所以它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在实现它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至于早熟的代价是早衰这句话，梁先生倒是在书中的最后论述中国文化五大病时，说到一个“老衰”的问题，即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而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就比如礼教一开始是涵养理性的，到后来传着传着就变味道了，成为束缚人压迫人的糟粕。所以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关于四点见解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着上一篇文章，一起来探讨一下究竟伦理本位带给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影响。上篇文章请见→《中国文化要义》（一）：读一百本小说，不如读本名著
图为梁漱溟先生
首先说伦理在宗教上的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居家有天伦乐”，就是因为这种更深意味之可求，几千年中国人生就向此走去而不回头了。反之，鳏、寡、孤、独，自古看作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那么什么是无告，就是无所告诉。就是苏轼所说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而什么是亲人，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此即所谓“亲人”。
“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在一起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一个人的努力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为了光宗耀祖，又或是积德积财，以遗子孙。于是中国人生，由此便有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的精力，而是精神上若有所寄托。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而伦理之乐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宗教在经济上的作用。首先是在财产上，西方是个人本位，在财产上的表现就是财产为个人私有。如1789年《人权宣言》中描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恩如父子而异财，亲如夫妇而异财，偶尔通融，还是以借贷的责任。儿子对父母，在最初的时候也没有奉养责任。而社会本位的苏联，则是以土地和各种生产手段都统归社会所有。
反观伦理社会中的中国，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分则视为背理。这就叫做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中实以分居为方便，所以这个家迟早还是要分的，那究竟怎么分？一开始的宗法社会是嫡长子继承制，后来宗法破坏，遗产诸子均分。比如大清律规定：嫡庶之男，不问妻妾所生，以子数均分之；私生子及养子各与其半。这是分财之义。伦理本位，实际上就是关系本位。分家的时候分财产，分完家的时候比较有钱的那一方见兄弟贫苦，于心不忍，可能会再度分财给贫的那一方。这是于家族之间。而亲戚朋友之间，彼此有无相通，这就叫做通财之义。通财，原则上是要还的，但是情况也都各不相同。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刘姥姥和贾府究竟是什么关系，不过是女婿狗儿的祖上曾经是一个小小的京官，与王夫人的父亲认识，又因同是姓王，借着“同处做官”的机缘便“连了宗”成了“本家”。而狗儿不争气，无以为计，刘姥姥于是去找了凤姐周济。通财便是这个道理。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目以为不义。后来贾府败落，刘姥姥救了巧姐，伦理关系中的相与之情厚也由此体现。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伦理对于政治的影响。可以说一切都因为伦理打了折扣，非马非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所以说“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事众”；而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自古相传，二三千年一直是这样。这样，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于是，国家不像国家，社会不像社会。国家形式徘徊于国家和社会之间。中国政治之特殊在于政治伦理化，也就是把政治作为伦理间的事情，人们讲情谊而不争权利，用礼教来代替法律。特殊还在于政治无为化，对内对外皆求消极相安。“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而“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还有一点就是权力一元化。即是君主专制，从来没有也不会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分权制度。
伦理在政治上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不是阶级对立而是职业分途。在西方，中世纪是贵族地主与农奴两个阶级对立，近代则是资本家和劳工两个阶级对立。而中国则是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此之谓“职业分途”。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形成阶级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经济剥削，第二个是政治统治。然后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起来看看这两点。经济剥削，我们分为农业和工商业两个方面来看。从农业上看，中国土地是自由买卖的，大部分人都有地。而在工商业上，中国一直重农抑商，工商业不可能发展成大规模，而且人们的心思作用不用于此。我们老师当时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小时候看到农田里面农民用的犁和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几千年以来都没有大变化，就形成不了产业革命和垄断。而且他们发财之后也不是资本的再生产，他们挣钱之后就去买地。买地之后呢，就分给子孙后代，上面说的财产怎么分的还记不记得，诸子平分。假如一个人有100亩地，5个儿子，一人20亩。得到20亩地的那个人也有5个儿子，再分，一人4亩。富不过三代，原来是这么来的。因为分着分着就分穷了。所以在经济上形不成剥削。
接下来我们来看政治上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西周是宗法制，诸侯都是亲戚，他统治人民都是为了自己。而秦汉之后设郡县，找一个代理人来当官吏。那个地方官就不是为自己统治的了。而这个代理人是怎么选出来的？读书，寒门子弟也可以鲤鱼跳龙门。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很容易易位，所以根本不形成阶级对立这一说。上面说了，不扰民即是最好的教条，《击壤歌》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事实上，古代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诉讼两件事。
之间我们说过，阶级就像台阶，而伦理是平面。西方是阶级社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于是一个阶级站在一个台阶上，另一个阶级站在比他高一级的台阶上。于是是万人之上，千人之下。而前面我们从经济和政治上面都分析了，中国构不成阶级。还记不记得扔在水塘里的小石子，中国的政治构造就如那一圈一圈的涟漪一般。唯一一个统治的人就是那个“孤家寡人”——皇帝，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权力一元化，就他一个人，帮他干活的人都是读书读出来的。他一个人势单力薄，高处不胜寒，自然也就形成不了统治阶级了。而且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孤家寡人也不能为所欲为，他还得听那些读书读出来的帮他干活的那些人的话。也就是在中国，你看不到统治阶级，只能看到一个统治者。
那么不是阶级对立，我们中国社会的社会构造是什么样的？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也就是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每个人都为自己“正名”。于是，中国社会散漫而和平的生活着，循环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图为梁漱溟先生
上面说到了伦理有宗教之用，下面我们就说说宗教。之前说过，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而这个分水岭就是宗教。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而中国之路则是从周孔教化来的。
而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到现在还有以宗教包办一切的文化，比如说西藏。而到底什么是宗教，梁先生引了费尔巴哈的一句话，即“依赖感乃是宗教的根源”。宗教最初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外力的假借，这个外力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所依赖的，原也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构想。但是这样转一弯过来，便有无比奇效。因为自己力量源自无边，可是自己没有发现。宗教中所有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来都是人类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可是自己却不相信。举个例子，上帝造人，上帝是不是特别伟大，不仅创造了世界，还创造出了人。而最伟大的其实是人，可是他自己却不自知。因为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
西方宗教是原罪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穷极一生，要赎清身上的罪孽。而周孔教化则是，相信每个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依赖人类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可为君子，为圣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人类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所以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为什么是几乎没有宗教。因为说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是说的周孔以后的文化。前面说每一个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也不例外。周公之前的文化，即三千年之前的中国文化，必还是存有很多原始宗教的成分。
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曾说“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也就是说世界上如果没有死这回事，那就没有宗教了。从对待生死的这一问题上，也能看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是重天国，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文艺复兴之后，又开始肯定现世人生。导致享乐主义的出现，物欲横流，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的满足。而印度则是既重视天国又重视现世。中国是肯定人生一心于现世，然而他又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比如说舍生取义，安贫乐道，等等。《论语》《孟子》中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面说周孔教化教人依赖自己的理性，教人反省自求。可是这是什么？这是宗教吗？不是，这是道德，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的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的路。这恰恰是宗教之教人舍弃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而以道德代宗教，其关键在于孔子。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而礼乐制度之眼目，盖在清明安和四字。清明安和之礼养吾温柔敦厚之国民。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向外求得什么。也就是我们是向内用力的人生，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一切只为了我的心。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理性。理性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志，上帝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就是理性。还记不记得上篇文章中所说的，有一种除却政治经济，军事知识的伟大力量，却不知道伟大力量之所在。我觉得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理性，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在。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梁先生说，如果儒家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而这种精神，分析有两点，即为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之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好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
相与之情厚则是强调一个人的义务关系而不见其权力。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惟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
我今年20岁了，之前一直不了解孔子，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认为仁义道德都是“吃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让一个人变得不像他自己。受梁先生的启发，我今年第一次翻开《论语》。一开始特别不理解，你说这个老头，他一天到晚乐呵啥呢，他一生不得志，却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为什么用亦？因为人生中快乐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了。他对待自己的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孙一样，该敲打该收拾收拾，不高兴了宰予白天睡觉，破口大骂。喜欢颜回，天天夸。高兴了，还把自己的女儿，侄女嫁给学生。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回来还要哄子路，天厌之！天厌之！就让老天厌弃我吧！颜回英年早逝，孔子的心都碎了，可是学生们要厚葬颜回，自己却不同意，说我对待颜回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怎么对待儿子也应该怎么对待颜回。看到这里我特别难过。这是一个怎样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面对日益衰老的自己，却壮志未酬，早上醒来怅然若失，环顾四周，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在坚持。可是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 我再也不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孔子给人以整个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他告诉你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完成他自己。这就是他的礼乐。
前天深夜，老师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他说：“向上之心強，相與之情厚，是人類的最可貴的地方。也是萬物之靈的集中表現。也是人類之善。這正是中國文化的要義所在。”
那时候寝室已经熄灯，手机屏幕悠悠泛着蓝光，我盯着屏幕上这几句话。不知缘由，被触动以至热泪盈眶。感觉好似穿越前年，那些古时候的人不过是要告诉我们，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孩子，你要善良、正直，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好好活着。我好像看到了力挽狂澜，制定礼乐以涵养吾民理性的周公；看到了一生不得志，犹如丧家狗一般，但始终乐观，坚持自己梦想的孔子；看到了梁漱溟先生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奔走相告，劳苦一生。而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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