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娘

序：当年，有一些与知青同时离开学校的应届生，其实她们也应该是知青队伍里的一分子，但是有了一些意外，就连“知青”这个说不清的称号都挨不上，不知她们应该怎样称呼？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舟山武斗还在升级，沈家门岭坨山武斗死了七人，定海城关武斗，死了五人，岱山死五人……甚至还搞汽车载尸体游行……”

这是来自《舟山文革武斗计略》一文的记载。

当时我还在公司职工医院干临时工。舟山的上山下乡无法展开，整个舟山都是无序的状态。

但是，老百姓还是要正常生活，该嫁的嫁，该娶的娶，婚礼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时，不抓生产建设，许多职工没房子住，公司就盖了几排简陋的毛竹棚子，当做职工宿舍，我家就住在毛竹棚子里。

公司在城外，和村民杂居在一起，毛竹棚子旁边就是农民的家园。那天一大早就听到鞭炮声，还有敲锣打鼓的欢闹，原来是汪村长的儿子根土要结婚。

根土我们都认识，是村长的独生儿子，也是村长的宝贝。长得白白净净，村长没让他下过田，现在一个加工厂里当保卫队长。村长家里崭新的大院子，里面一圈青砖红瓦、几进几出的正房和厢房，显示着令人羡慕的阔绰，比毛竹棚子不知要强多少倍。

这次的婚礼，也是让人大开眼界，亲戚朋友一大群，张灯结彩，鞭炮轰鸣，而且新娘子竟然还是个上海姑娘，据说是来插队的。那时，知青这个词汇还没像现在这样人人皆知。

上海自然不会像舟山，把上山下乡搁浅，早就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有去黑龙江的，有去内蒙的。许多上海姑娘在家长的安排下，为了离家近一点，自找门路在上海周边插队落户。

此时，新娘子苏馨被打扮得雍容花貌，披红挂绿，被上海娘家人簇拥着送进这座大院。送亲队伍里的娘家人洋溢着上海人那种时尚又骄傲的派头，看得乡下人眼花缭乱。我也看傻了，只见新娘子脸蛋粉嫩嫩的，一双眉眼略含羞涩，头上还披着一块纱巾，个子挺高，有点居高临下的威风，她毫不避讳乡下人好奇的目光，但看她的眼神好像也带着好奇，东张西望地在看着陌生的四周，和陌生的乡下人。

据说新娘子的娘家是老上海人家，家境不错，不愿意让女儿去寒冻冰雪又遥远的北方，托人来到舟山。恰巧遇到汪村长正在给儿子根土找媳妇，村长说干脆就落户到我家吧，一个人插队也不好安排。村长带着上海人参观了他的大院子，又见了他的儿子根土。两个年轻人也不反感，两家大人也都满意，这门亲事很快就订下来，新娘子的户口也顺利地迁进了这座大院。

结婚时，新娘子苏馨十八岁，新郎根土二十岁，正好符合婚姻法。

后来听说让新娘子去当代课教师，原来的教师生孩子去了，这个教师负责的唱歌课由苏馨代教。苏馨偏偏不会唱歌，一开口就跑调，每次上音乐课，学生们忍不住就哄堂大笑，在教室门外偷听的老师也忍不住笑出声，搞得苏馨很尴尬。苏馨也知道自己那点文化，当不好教师，她连班级里的一个调皮学生都镇不住。这个调皮学生看见她就捏着鼻子学她跑调，羞得苏馨满面通红。

不久，苏馨也怀孕了。汪村长高兴地说：”甭去上班了，在家生孩子吧。女人嘛，会生孩子就行……

等到舟山武斗结束，上山下乡全面展开，我也要去内蒙兵团时，苏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待我三年以后探亲回家，再看到苏馨时，她已经变了样，两儿一女跟在身旁，肚子又鼓起来，当年的风姿一扫而光，除了她的服装还有点上海的味道，但也是旧塌塌的，失去了光鲜。当年那个披着纱巾，睁着好奇的眼睛四顾张望的新娘子，变成一个疲惫邋遢、拖儿带女的农村妇女，可她才二十三岁。

汪村长春风得意地说：“我们汪家现在人丁兴旺了，再生几个孙子我也不嫌多，我汪家养得起、、、、、、”当爷爷的汪村长踌躇满志。

再后来，知青大返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苏馨，就向别人打听她的下落。

有人说她的老公根土， 身边老是有相好的女人，苏馨哭啼啼也没用。后来，一对儿女留在村里，苏馨带着另外一对儿女坚决回上海了。可是她们的户口又无法迁回上海，上海知青办说苏馨是自己投亲靠友、下乡嫁人，不属于知青办管理，不是知青。

老乡们说，苏馨和孩子在上海没有户口，是黑人，早晚还得回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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