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悲怆历史，小皇帝从神童成长到不上朝政的昏君

万历十五年的悲怆历史，小皇帝从神童成长到不上朝政的昏君。

神宗朱翊钧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重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使得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张居正死后，神宗逐渐暴露出其人性黑暗的一面，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以至于朝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国行政陷于长期瘫痪。《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

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