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弱的残忍和无辜的罪恶—《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普利莫·莱维的这本《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纳粹德国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感觉大概有点类似郭柯导演的《三十二》，不以旁观者热血和揣度的角度来回顾，而是采访了当时当事的受害者。作者认为亲历者应该发声，导演也想要用影像记录这些终将离我们而去的老人。

这本书的序言里记了一段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里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扬·马特尔在《标本师的魔幻剧本》里说：历史没有变成故事的话就会很快消亡。

当然，幸运的是，历史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发展，集中营和慰安妇的历史都没有，虽然都曾经被企图掩盖或被否认。

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保持真伪之间界限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

这一本书里几乎没怎么写纳粹的残暴、集中营的悲惨或犹太人的可怜，基本上全在说“人性”（或者说动物本性）和反省。

看《三十二》的时候，除了心疼以外，也有心寒。韦绍兰老人的悲剧从被抓去当慰安妇开始，虽然她过了几个月便逃回来了，但悲剧却一直没有落幕，且在她儿子身上重演。如同《素媛》，一开始的伤害是由一个人的罪恶造成的，但最终把她逼上绝路的，却是身边那些无辜的冷漠的人。

排斥老人与她儿子的村子里的人，禁止自己的孩子和素媛一起玩的学生家长们。他们的所作所为能被理解吗，不能被理解吗。他们比真正的直接的凶手更邪恶吗，他们无辜吗。

善恶对错该如何衡量。

这些事只发生在过去么？作者提了一句几乎被人无视的红色高棉。作者关于历史和人性的看法冷静、客观到不愿清醒的人大概会看不下去吧。

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

人与人之间哪有什么互相理解，只能试着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别人，但每个人又都是自己的个性和过去塑造的，哪有人先天和后天能完全一样呢。所以相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我更习惯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因为没有“如果我是你”，即便我把自己放在你所处的情境，我的想法也只是我的。哪怕某人觉得“这么做”是当前唯一正确的方法，被建议的人也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纠结而无法下定决心。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

读小说、历史的时候尤其容易开上帝视角，自己为比书中人更睿智，实在可笑。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

关于反抗，之前读到过这一类观点，深以为是，作者从亲身经历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

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的。

经历了集中营却在被解放之后自杀的人，在庄园里做奴隶却在废除黑奴之后自杀的人...悲剧的开头已不可追，也来不及等到所谓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