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需要中年人，那些35岁离开BAT的人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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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变得不一样了。

年过35岁、具有多年互联网经验的中年人，成为了HR们不愿意接纳的对象。

常青这段时间筛掉了不下五十份简历，大部分是因为“裁员潮”从大型互联网公司出来的中层管理人员。她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所在的公司近期刚刚融完千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

CEO给她的要求是：公司需要很多人，但不要那些刚从大厂出来的中年人。“油、工资太高、不经打，背后的生活担子太重影响工作状态。”常青这么形容他们。

常青的公司更愿意选择刚毕业一两年，有基本的职场经验，好学勤奋，并且体力好，“有韧性，还便宜”的新人。

不仅是创业公司，常青表示，她所在的人力资源行业群里，四处都在谈论最近的简历取舍。不少被“嫌弃”的，都是以往各大互联网公司争抢的简历——他们都有类似的标签：“来自大型互联网公司”、“管理级别人员”、“薪资要求高”、以及，“接近35岁”。

被优化的中年人

30-35岁可能是互联网人最焦虑的年龄段。

美国职场调查机构PayScale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苹果的员工平均年龄是31岁，Google的是30岁，而Facebook和LinkedIn的员工则只有29岁。在中国，这个数字更小，腾讯和华为等企业的平均年龄仅为28岁左右。

“结构优化”是取代“裁员”的一个更美好的词汇。但被优化的，往往也是那批中年人们。从2015年到2018年，阿里巴巴进行了近17次的“人才结构调整”——调整后，80后的管理者和技术骨干占到了80%，此外还有5%的90后管理者。

2017年，华为发生“集中清理34岁以上交付工程维护员工”的风波，尽管华为事后否认了此事，但无论如何，这又点燃了一次中年互联网人的焦虑与危机。

不雇佣中年人，这笔帐对于企业来说并不难算。常青表示，雇佣一个来自大厂的互联网中年的成本，能够雇佣两个新人，并且后者的生产效率更高，可塑性更强。

在这场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结构优化”中，大批有经验的中年互联网人被淘汰，而另一方面，企业依旧在斥资重金吸纳新的人员。

7月23日，华为总裁办发布了一封邮件，宣布对8位2019届的应届博士生实行年薪管理制度，最高的有201万，最低的接近90万。

那些被“优化”的互联网中年们，身上背着家庭的重担，也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沉淀，裁员潮之后，他们却只能另觅他路。

互联网浪潮依旧澎湃，但这些“中年人”，到底去了哪里？

传统保险行业的逆袭

今年过完春节，36岁的程雷回到阿里上班，但迎接他的不再是开门红包，而是HR的召见。

他本应在年后续签合同，但HR以他已经超龄，不适合运营岗接下来的工作节奏为由，建议不再续签合同。

这是典型的劝退，并且拿不到任何的赔偿金，合同到期是最好的解约手段。

程雷失望但也不意外，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接到新的项目了，做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维护的工作。离开阿里的那一天，程雷想到了他刚入行的2000年。

彼时北京四环还没建成，三环的房价也只有几千元。但那一年，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网易、新浪、搜狐等在这一年上市，中关村诞生了百度，腾讯QQ的人数突破了十万大关。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变成了抢手货，每个人手上至少两三个offer可以选择。

选择互联网是大势所趋。和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加入一个新兴产业，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没人想过什么叫做“年轻饭”。

手里有本事，到哪里都不会差，总有公司会争着要，当时的程雷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才不到20年时间，他便离开了互联网。

发际线不断上升，体力不断下滑，但生活的成本却逐年增加。程雷告诉记者，他有两个子女，住在一个月供1.2万的房子里，家中还有一个月薪7500元的保姆，每年需要给孩子缴纳近30万的学费，以及每年全家要支出近10万的保险。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敢想，但每天都有钱在从口袋里流出。”程雷这么形容。

跳槽也不是不可以，但能够以相同的薪资接纳程雷的公司已经越来越少了。和上文的HR常青形容的一样，大部分企业在运营岗位更偏体力好、能加班，并且反应速度更快的年轻人。此外，程雷在阿里形成的工作方法，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不那么流程化的创业公司。

他迫切需要一个出口，来转移他每年近50万的硬性成本支出。最后，程雷选择的出路是，卖保险。

这条出路听起来不算光鲜，但却成为了程雷最大的救命稻草。直到真的进入保险公司之后，他才发现与自己类似的人有那么多。

去年9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和普华永道的《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的保险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对全国保费的贡献率接近一半。

已婚有子女的家庭风险意识更强，目前保险主要客户群体在30岁至40岁，80后人均保单2张；90后则更多，达到近4张保单的平均水平，但中国市场还远未饱和。

从2016年开始，尽管互联网行业正在裁员和去泡沫，但很少被互联网人关注到的保险行业却迎来大规模的扩招。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友邦保险等均扩充了自己的营销队伍，其中友邦保险的代理人已经达到870万。

保险代理人的门槛也在逐步提高。仅2017年一年，友邦保险称，其菁英计划人才共4283人，其中大专学历751人，本科学历2869人，硕士学历641人，博士学历22人，其中海归170余人。此外，许多代理人此前的职业是医生、财务、互联网高层、甚至律师。

保险行业的收入采用最原始的提成方式，每签下一份保单，代理人可以提成该保单的一定比例的保费作为抽成，签单越多收入越多。

如果能够介绍新人加入团队，且人数达到一定标准，则有机会在保险公司内部升级称为经理、甚至总监，这些级别意味着你不再单纯通过签单抽成，而是成员所签下的每笔新单，都能给团队带来一部分抽成。

“有些成员入行三年不到，已经实现了20万左右的月收入。”程雷告诉记者，虽然这是少数情况，但他靠着和前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入行第一个月所签的单，也给他带来了5万元的税后收入。

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是这些代理人们的主战场。和以往的人海战术不同，这批更高素质的中年人们加入保险行业后，会采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吸引人买保险或者加入销售团队。

“在朋友圈分享公司内部培训课程、保险案例和不同险种的科普，可以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已经开始卖保险，等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来咨询你。”程雷说道。

程雷打算继续在保险行业做下去。对于他来说，跨过了心里这道障碍，真的进入这个行业，似乎也像是给自己的投了一份保。

自立门户

另一些互联网的中年人们则选择自立门户。

某些程度来说，他们算得上看透了职场的本质。“哪怕跳槽，依旧面临着被人选择，被人淘汰的命运。到了这个年纪，在人生的很多选择上已经很被动，不想在工作上再被动了。”今年接近40的陈晨选择了创业。

2019年，电子烟大火，陈晨在去年年底考察了一波电子烟供应链，最后接受了前东家的裁员。转头他写了一份电子烟的BP，在今年年初拿到了几个知名基金的A轮融资。

陈晨以前也考虑过创业，但一直犹豫不决，他相信雷军曾说过的“顺势而为”，如果你没有踩到行业的风口，那么很可能最后是怀才不遇的结局。一个身担家庭重任的中年人，是断然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的。

但这一次的公司裁员，也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真正自己做公司让陈晨有了不同的感受。他认为，以往在企业里只能做一些螺丝钉级别的事情，并且长时间兜转在汇报关系中，创业能够换取更大的决策自由。

“风险更高，责任更大，但是如果这个年龄再不拼搏一把，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了。”陈晨说道，相比跳槽，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或许是这些离开互联网的中年人们最根本的诉求。

“无论你跳槽到了哪个公司，年龄上的竞争力下滑是大势所趋，和年轻人比效率是绝对比不过的。”陈晨对记者表示，只有“让自己在职业上变得无可替代，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而他的选择就是做自己的老板。

创投行业也出现了某些程度上的优化调整。华创资本的熊伟铭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阶段的VC投资会更谨慎，并且更加看重核心科技的开发。

许多国内投资人也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行业格局变化下，许多机构都会侧重对技术型公司和创始人加码。

其中一位投资电子烟行业的投资机构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电子烟受到青睐的原因，在于它填补了国内该品类的空白，并且国外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商业退出机制，而且产品制造方其实大部分在中国。

在中国做电子烟行业，颇有当时copy to china的形势——国内市场有巨大空间，产品复购率和毛利高，基本上很难有机构对靠谱的创业公司say no。

“世界永远在变化，稳定永远是暂时的。”陈晨表示，互联网行业的多年从业经验唯一留给他的，就是拥抱变化。

新的机遇

程雷和陈晨所代表的，仅仅是两类互联网中年们的出路。他们重新审视传统行业在变革中所存在的新机遇，以及经济形势变化后的新创业机会。

除此以外，也有许多一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人选择回到老家重新择业，或者选择非一线城市再次创业。随着《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落下，未来还会有不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互联网正在经历周期震荡，但在其他行业，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岗位。

在智联招聘与美团点评共同发布的《2018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18年，以月收入5000元以上为基准线的新职业人群当中，薪资收入前三名的新职业是宠物医生、健身教练和调酒师。

离开互联网的中年人们并没有离开职场。在人生的重大关卡，经济周期和企业变革给他们带来了变化，而此时，也需要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真正的价值。

相比工作，这种中年人们在这个节点，可能更需要思考的是事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离开，有时候也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