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邹汉勋

第五章第三节

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邹汉勋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对湘学复兴起过推动作用的几个声播全国的大学者，都出自新化、邵阳一带。邓显鹤、邹汉勋都是新化人；魏源是邵阳人，但与邹汉勋同为首望山住民，魏居山南，邹居山北。这些人学业专深，知识渊博，各有建树，又都有师友之谊。邹汉勋除是经学、史学、音韵学名家外，更是中国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在当时，人们把他与魏源、何绍基称为“湘中三杰”。后人又把他与魏源、何绍基、杨彝珍、杨季鸾、刘蓉誉为“湖南六名士”，声名显赫壮大了湘学声势。

邹汉勋，字叔贯，号绩父，又号叔子，新化高平罗洪（今属隆回县）人。嘉庆十年（1805）生于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书香家庭。

其父邹文苏，岁贡生，候选训导，有深厚经学功底。其考据典章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朱子。辟室为诂经堂，制度悉依周礼，与诸生肄士演习其中。以设馆课士为生，注重以实物作直观教学，尝仿古制作浑天仪、古衣冠、车乘、礼器诸模型以示弟子。母吴瑚珊，为新化名宿、诗人、于舆地学有深湛造诣的吴兰柴之女。吴瑚珊幼从父学，擅舆地，通诗文。其父“晚著《地理释》一书，孺人实佐之，故于地理尤为专长”（《李抱一文史杂著·抱一前闻》），详知中国地理沿革和郡县四至，对其子影响巨大。

邹汉勋兄弟六人，皆从母学，其母“尝布灰为《禹贡图》，以教先生兄弟。地理之为邹氏家学，盖有自来也”（同上）。

道光六年（1826），他在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之前，从事经史、训诂的学习，为其治学打基础的时期。

他在《追忆赋》中说自己“半六岁而授方名，汔五龄而寻韵字”，即五岁即入其父所设家塾就学。“偷书隶古之文，窃写白王之系”，年未十岁便详知衣冠、轮舆古制和九州形势，于史学打下根基。“毕四经而逾十二”，十二岁便已读毕《书》、《诗》、《易》、《礼》四经，开始论史。十五岁其父延请塾师课《左氏春秋》句读而受训诂，“质疑难于先兄，盖通左义矣。”第二年便能佐其长兄邹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博物随钞》，佐其二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山经本草百物谱》、《诸子百物类谱》、《汉魏诗百物类谱》。他自己则撰有《六国新表》。十八岁开始撰《六国春秋》二十四卷。二十九岁著成。

他为学极刻苦，“乡居苦书少，辄诣郡学借观，手录口诵”，“少溺苦于学，罔舍昼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邹叔绩先生事略》）。因撰写《六国春秋》劳苦过度，十九岁时“遘咯血病”。

从二十一岁，邹氏八股文写作始，他进入了对与八股文写作有密切关系的《五经》精研阶段。
由于学识渊博，“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同上），且能贯通经史，“破拘儒之拘滞，决大礼之是非”（《追忆赋》），故二十六岁时，县令林辛山修《新化县志》，聘他分撰《物产志》。他利用修志机会，调查当地物产，记其物性产地，道其源流，叙其形状，将实物描述与文献记载、实地考察相结合，写成《南高平物产记》。因其翔实可靠，颇具实用价值，受世人称赞。至道光十一年（1831），其父母相继去世，便蛰居高平山中，专心研究经史群籍，“穷年兀兀静对一编，不与俗接，亦少朋俦。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左宗棠《邹叔子遗书序》）。因乡居少书，他除借观外，还“鬻亩购书，未尝计贫”（《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其学业由此大进，开始撰写《读书偶识》。

道光十三年（1833），《读书偶识》甲、乙、丙、丁四册写成。此书是其攻读《诗》、《书》、《三礼》、《易》、《春秋》五经写的心得体会，及先秦典籍的考证诠释。

邹汉勋读书从小即受到其父良好的创新方法训练。他在《追忆赋》中说：“景山君课勋辈，每于晡时集讲堂或庭院，贯究经史，发数疑义，令勋辈各出己见抉择。如事有未见，辄指授某书，或令伯仲转晓，二三日中再问。傥昏庸怠纵，一门不能答，即受扑责。”他说这是在“破小儒之拘滞，决大礼之是非”。所以他从小“读一书辄置书盈案，资其左验，必旁通曲征，有得于心然后释”（《读书偶拾自叙》）。在居高平山中读书，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将“旁通曲征，有得于心”者记下来，成为《读书偶拾》，“非敢云著述，亦匪借以求知于人，但记此心之得失尔。然见必出诸己理，不阿于人。虽见书未广，容有暗同者；交士未多，容有遥合者；亦唯自信亡剿袭焉尔。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前之事证方敢从”（同上）。所以该书对《周易》卦主说的分析总结；对《诗经》各篇诗旨的论证；对《尚书·禹贡》篇山名与水名的考释；对《考工记》夏室、周明堂的考证；对上古官制、兵制及土地制度的考述等，无不广征博引，义疏精审，见解精辟，方之有据，或纠前人之错失，或发己之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后被王先谦收入《皇清经解续编》，证明它是清代经解的重要著述。至咸丰元年（1851）他将历年读经心得都汇编于《读书偶拾》之中，扩展成三十六卷，形成了自己的经学思想。李抱一在《乡处杂记》中说：“先生精于经学，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所举经学家，湖以南独先生一人。”

其经学精义有二，一是以汉学为工具，以宋学为根本的治经思想。

他的这种思想，是他自小从其父严格的经学讲授中获得的。他在《例授修职郎候选训导贡生显考眉山府群行述》中说其父“以郑、贾古学教授于乡”，“府君于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必以朱子为圭臬。《四书集注》、《章句》、《或问》、《语类》或先后不合，辄下笺记。……尝语不孝兄弟曰：朱子心性之学，具于《集注》、《集传》诸书，而考典礼则在《仪礼经传通解》。言心性不言典礼，非朱子之学也。近儒辄摭《集传》、《集注》中一二语以訾毁朱子，不知其所訾毁故以自更之矣”。邹汉勋治经即严守家教，用汉学之手段，发理学之大义，以考据纠前人之错讹，这便是《读书偶拾》的宗旨。

其二是经艺相通，治经必治六艺的思想。

他认为书、数、御、射、礼、乐六艺中都体现了儒家之道。“故匪道则艺无从而生，匪艺则道无从而桢。艺故以辅道，而非外于道”（邹汉勋《学艺斋记》）。要通经必先治艺，故邹汉勋于学无所不窥，经史之外，旁及训诂考据，天文地理，六书九数，阴阳五行之学。时人有谣：“记不清，问汉勋。”正因为他治经广涉他学，故他攻经史，能广征博引，“必旁通曲征”，纠前人错谬，发经史新义而后止。左宗棠称赞他“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湖外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左宗棠《邹叔子遗书序》）。

由于邹汉勋恪守家教，以汉人古文经学为治经工具，所以他对考据、训诂、音韵之学下过苦功，取得不俗之成果，成为湖南为数不多的训诂音韵学家。

中国传统的治经方法是强调读书必先识字。所谓识字，就是要从事“小学”即训诂音韵之学，非知训诂音韵则不可能了解古字的原始意义与读音，便算不上识得了字。而以郑康成、孔颖达、贾逵、马融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即是以训诂、音韵之学来进行经书注疏的。邹汉勋从其父读经时即接受了这种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必先懂训诂音韵的思想，在治经时以训诂音韵为手段对经书进行义理解析，故对训诂音韵有很深造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当时即被人视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李柏荣《魏源师友记》说他：“尤深音韵之学，尝著《广韵表》十卷、为《五均论》，说尤精粹，时以江、戴目之。”汉代郑玄、贾逵，清代江永、戴震，都是训诂音韵学的大师，邹汉勋被人目为可与他们并列的人物，可知其在这方面造诣之深。

邹汉勋训诂音韵学方面的著作有《说文谐声谱》十六卷、《广韵表》十卷、《五韵表》十卷、《五均论》二卷、《二十二字母考》五卷。他于训诂学力主“转语”说，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去探索古声母系统，又从该系统去推求语词通转法则。这本是戴震所创。他分声母为五类，每类分四位，提出“凡同位（指声母发音部位相同）为正转，位同（指声母发音方法相同）为变转”的规律，以及“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的声义互求原则。邹汉勋研究《五经》，使用了“转语”之说并有创新，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

邹汉勋在音韵学上有突出成就。他力主读经必依古韵，求古韵必溯中土，而不能求之于西竺。而《广韵》保留了古韵，是“古之遗法”，求古韵只能依据《广韵》。故他制《广韵表》，“一依《广韵》之反切以成是表，盖欲阐《广韵》之旨，以上考古音，复声类，而下以断绝等韵之讹舛异说也”（邹汉勋《广韵表叙》）。他在戴震声母分五类，每类分四位音韵思想基础上，广征《诗经》等典籍中的语言材料，在《五均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主张。他分古声为四大类，再将其析为八小类，继又由八类分为二十纽。

所谓四大类，“即喉声、舌声、齿声、唇声也”（《五均论·廿声卌论》）。所谓八小类，即喉声析为深喉、浅喉；舌声析为舌头、舌腹；齿声析为齿头、齿本；唇声析为合唇、开唇。古声二十纽与古韵十五部，均成其古音体系，这个体系在《五均论》中得到完整阐发。

邹汉勋考证古音的方法多源于钱大昕的“泥娘一声”说而又有所发明，形成“泥日归泥”说。近代音韵学名家杨树达评价说：“娘日归泥之说，发自吾乡邹氏叔绩”（杨树达《古声韵讨论集》）。邹汉勋的“喻当并匣”说则开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之先河，在音韵学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潘重规所编《黄季刚先生遗书·古韵谱稿》一书之扉页，影印了黄侃亲笔所写：“十九声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廿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群。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及番禺陈君而成。”黄侃是近代训诂音韵大家，且目空一切，他自述其十九声之说来自邹汉勋，可见邹氏在音韵学上确有开创之功。

邹汉勋的《五均论》在音韵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精研《广韵》、《说文》，遍稽群书，吸前贤之精华，搜集异文古读，引证《诗经》，参核《说文》、《广韵》，即论证正齿今音二分，又断古音照之属读同端知、菑之属读同精组，贯通古今，虽然书中也有武断不合事实之处，受人诟病，但其创新的理论仍光耀音韵学史。

道光十七年（1837），邹汉勋考中秀才，治学开始进入舆地学研究的阶段，这使他享誉当时，又驰名后世。

和所有经世派学者一样，邹汉勋对科举功名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湘潭家书》中说：“游五兄到湘潭，始得四弟新补弟子之信，梦卜并协，可欣也……四弟于至亲至好中一作周旋，小小料理家务，即带领六弟与琦儿勉作科举业，以冀他年之举，勿以小酬而自懈。科举卑浅之业，虽无关心性，特为身计为家计，不得不耳。”一听到其四弟邹汉嘉考中秀才的消息，立即去信表示欣喜，并叮嘱他不要为庆贺此事而多费时间精力，而要带领六弟及琦儿马上去攻习科举业，以冀他年考中举人。因为科举虽为卑浅之业，可是于自己于家庭都有好处。

依照邹汉勋对程朱理学真髓把握之精、深，对《四书》、《五经》之熟、透，及古文写作水平之高超，考个秀才、举人、进士应是探囊取物。可从他二十一岁学写八股文，直至三十二岁才考取秀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出在他的才子气上，才大而不愿受羁束。

八股文写作是为培养、识别、选拔官员而创制的，所以它设置了许多必须遵行的写作规则，违犯者即会被罚，甚至除名。因为官员是要依规按律办事的，在写作中设置各种规则要人遵奉，就是在磨练、培养当官者服从的素质。比方说清代嘉庆时规定八股文每篇不能超过七百字，超过即为犯规，不予录取。但才高学博者思想往往不受拘束，不少人不遵守字数的规定，这就必然会因违规而落榜。邹汉勋即是这样。

李元度在《邹叔绩先生事略》中说，邹氏“于天文推步、文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而制举业不循绳尺，繁或千言，简不盈幅。久困童子试”（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即是说，邹汉勋于学无所不窥，又有不羁之才，所写八股文便不按规范，尽胸中所有写出，长的有千来字，少的还不足一页纸，这是严重违反了规定的。所以他连个秀才也屡考不中，直至三十二岁，湖南学政蔡春帆在童试正场前选考的经古场中，看了邹汉勋当场写的《三江九江考》，为他广博的地理知识及融贯经史的才学所折服，将他录取。取录后复试，但也有不复试者，经古场能录取者大半都能入学。所以邹汉勋考秀才不是凭八股文，而是凭经古场之考据文而考中的。但不管怎样，他考中了秀才，便取得了参加科举的资格。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去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交往许多学者名人，这便给他施展才学，扩大眼界与知名度提供了机会。

考中秀才后，他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任山长贺熙龄及其兄贺长龄都是湘学经世派中的重要人物，讲求经邦济世，“于郡国利病，古今治乱安危，学术源流得失，靡不考校精确，以求见诸实用”（贺熙龄《崇祀乡贤录》）。
贺熙龄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其《训士文》中，提倡教育要正心术、端学术、正文体。所谓正心术者，即士人之心要正，“万事皆本于心，心正无不正”。所谓端学术，即为学根本在“学为人”，故士人要不读无益之书，不作无益之文，切问近思，务求实用。所谓正文体，就是写作八股文稿当以《钦定四书文》为范本，特别要学习明代正德、嘉靖、天启、崇祯及清朝诸大家之文，因为这些文章“皆根极理要，原本经术，体气浑厚，词旨深醇，洵足荟群圣义蕴之精，立百代文章之准”（《训士文》），而写作八股文“不过理、气、法三者。理则周、程、张、朱之理也；法则王（鏊）、唐（顺之）、归（有光）、瞿（景淳）之法也；气则秦、汉、唐、宋古文大家之气也。而又细审题脉，自运心灵，手具炉锤，吐弃糟粕。

如是以为文，自然扬之高华，按之沉实，荣世以此，传世亦以此，无二道也，无二致也”（同上）。作为一个僻处乡间山居的学人，见闻寡陋，能听到高师如此高论，对邹汉勋无疑是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此后以实学为治学取向，写八股文必以《钦定四书文》为规范，以程朱理学为理，以明代诸大家为文之法为规范，以古文大家文章之气为贯串，都是来自城南书院两年的学习。在这里，他还和后来成为晚清中国算学大师的丁取忠研究算学。

道光十九年（1839），肄业于城南书院的邹汉勋应时任宁乡县学训导之邓显鹤之招，住在长沙碧湘街左宗植家中，与二十八岁的左宗棠纵论史事，并开始校雠《船山遗书》。
新化“邹邓，并称世家，而皆得力于母教”（李抱一《乡处杂记》）邹汉勋的父亲与邓显鹤是朋友，其堂兄为邓之女婿，故邹汉勋的天赋和学识不被人知，却被邓显鹤闻见发现，“深异之，惜其霾缊里巷，无由出与名流结纳，以扩见闻，招至宁乡学舍，同编《蔡忠烈公遗集》，旋校刊王而农先生遗书数十种。先生知名自此始”（李元度《邹叔绩先生事略》）。据刘基定在《送邹叔绩北上应礼部试序》中说，邓显鹤还“发其家藏数万卷资其考据，证其讹脱，遂成专门名家之业。居三年告归”（《湖南文征》卷八十一）。他感念邓显鹤识拔、培养之恩，无论是编《蔡忠烈公遗集》，还是校刊《船山全书》，都是竭尽全力。

据他在《长沙家书》中说，他初应乡试，“初四揭晓，我辈名皆在孙山后，年守经，不能寸进，此念将灰矣……弟在此间，殊少欢趣，本拟场后即归”，却因“近湘皋先生又送到王船山先生所撰《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礼记章句》三种，使之雠校”，故强忍心头之痛，将归期推迟了，由此可想见他对邓的知己必酬之心情。

在校刻过程中，他殚心竭虑，防止错漏。如船山著作到底有多少，世人难以探明，他听说邓显鹤处有《四书稗疏》，便马上去信说：“闻卷端有《船山著述总目》，多至七八十种，不知是何等名目，恳为掷下，以便勘阅细校。”（邹汉勋《致邓湘皋学博书》）

他对刻字种种都有细致思考：“至若版片大小短长，字体肥瘠宽扁，行数字数多寡，悉依新刻《日知录》，已交付与刻工。惟款式尚议者数事”（同上），然后将款式如何统合；书评与注如何安排；每节标题应该分行；书中宜新附按语，以指明书中错误等十个与款式有关的问题都思虑明白后一一在信中列明，与邓显鹤商量，以保证书的质量。邓显鹤编成《圭斋集》后，他发现文章的编排存在问题，便去信指出：“赋之后即继以词……后世以诗馀为词，所云词曲是也。今集中赋后所录之词，乃词曲之词，颇为不伦。似当附之诗后，不则退居卷末。”（邹汉勋《复邓湘皋学博书》）他还指出：“又《经疑》、《书义》二篇，即当时场屋应试之文，似不可居于诏册之先。明初八股犹是经疑体，久之为成、弘诸公之作，尚有大结，以至于雍、康间。今则为庸烂墨卷，故今之庸烂墨卷即元明之经疑也。不存亦可，存之以识当时之体，附之卷尾，其庶乎！”（邹汉勋《复邓湘皋学博书》）其词恳切，其心忠厚，真是君子爱人以德，唯恐邓氏出错而贻笑大方。经过几年的努力，《船山全书》刻成，船山学说从此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代湘人，推动了湘学复兴。邹汉勋为主要校雠者，其功甚伟。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十八岁的邹汉勋以经解受知于湖南学政张振之，补上膳生员，享受了国家助学金，使之生活得以小补，可省却精力一心向学。四十岁时，他应宝庆知府黄惺斋之聘，协助邓湘皋纂修《宝庆府志》。他从幼即有志于舆地之学，曾对左宗棠说要“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致左季高孝廉》）。从此走上实践并精研舆地、方志学的道路。

他在修纂《宝庆府志》时，主修《宝庆沿革表》二卷、《宝庆吏书》一卷、《户书》四卷、《礼书》七卷、《兵书》二卷、《刑书》一卷、《工书》二卷。他还编纂了《宝庆疆里图》。

经过四个寒暑，《宝庆府志》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成，在方志界造成很大影响。《续修四库全书》第六集《宝庆府志》一百四十三卷，（清道光乙巳刻本）中评述该书：“至其综核之精密，断制之谨严，洵非老师宿儒三长兼备者所能道其万一，足推为湘邑志中之冠。”而由邹汉勋兄弟所修的地志一门，由于他们制订了《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进行了实地勘测，文字辅以图，尤为精确新颖，是舆地学的创新与发展，更为当世仿效。

邓瑶评价说：“地志一门，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团，都寨必详著其去治远近，东南西北接壤何村何团，与夫山川、关隘、塘递、亭桥、寺观，经途纵横，间道纾直之可藏伏出入，准开方法分合伸缩，一一为图。”（邓瑶《敕授修职郎例授文林郎湖南长沙府宁乡县训导截取知县先叔父湘皋府君行状》）

由于邹汉勋在修纂方志上表现出过人的才学与创新能力，受到宝庆知府黄惺斋的赏识，当他调至贵州任官后，便聘他到任上继续纂修方志。从道光二十五年起，他在贵州先后纂修了《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四种府志共计二百六十六卷，不仅篇幅浩大，且体例之新颖、图表之精详、断制之谨严，都是贵州方志编纂中首屈一指的，故他获得了“西南方志大家”、“名志”作家之称号，并形成了自己的舆地学理论。

他认为治舆地学首要之务为实地调查。因为制舆图，明地理，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为今用。即便是绘制古地图，也要弄清古地名。因种种原因，今古名不同之处很多，故要真正理清古舆地，必实地调查。这一思想，在其《贵阳古城地图记叙》中得到完整的阐述。他说：“京、杜诸儒之释《春秋》也，于记盟会图地名，咸摭拾《春秋》土地而证之以当时郡县，搜讨勤劬，考核详洽，观者便焉。夫知古者期以用于今，知今者以稽于古。知古而不知今，则为拘儒；知今而不知古，斯为俗士。今古之不相为通凡有数端，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为丛杂难据。学者洵能采具正史地名，代为之图而记之，读史之助，亦通古今之关键也。”所以，他纂方志，治地理，必对州郡、山水、河流、地名沿革既据典籍文献作精详考核，更要深入实地作调查考察，如在《宝庆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中规定要“采访山川，必贯穿其派络”。他自己在编纂方志时，就经常跋山涉水，为弄清州、郡的四至，河流的源流走向，古今地名的演变等作深入调查，以第一手的材料来纠正古书上的错误。这种以实际调查为治舆地学首务的思想为后学所尊奉。

其二是治方志必须遵循能实用的原则。这一思想在《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中得到详尽表述。

他说：“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明析登载也。统志、通志之纪州县，必备列去京、去省之远近，与其四至八到；其纪山川、津梁、渠堰、驿递、寺观也，必明注其在某州某县若干里。”这样做，可使那些到本县、本府为官之外地人，一到任，便能从方志中悉知本地的民情风土。故在编纂方志时，要“酌于村、团、都、寨，必采访其去治若干里，东西南北与何村接壤。”

方志还应记载有关民生利弊，如要著明村内大姓，寓保甲之法于其中：“又必备书其村内之山川、关隘、塘递，则孰者为行旅之所凑集，孰者为道路之所经由，孰者为盗贼之所藏伏出入，皆可周知。若夫书村内之渠堰、薮泽，则可知其土田之美恶。书村内之亭桥、寺观，则可知其民力之丰歉，又皆急务也。如是则凡有关于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焉。”说到底这么做也是为了实用。

舆地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绘制地图。邹汉勋有丰富的舆地图绘制实践经验，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制作方法与理论。

他认为地图是方志的根本，治方志必重地图，“方志古曰图经，重图也”（《贵阳疆里图记叙》）。

但地图难绘，因为有“水难图”、“地又难图”、“道路之难图”、“图山之难”这四种他在实践中总结出的“难”；还有因方言杂糅使得“名称不可恃”，因山势绵延不定而造成的“方向之不可恃”，及古书记录混乱而造成的“记录不可恃”这三个“不可恃”。“具此四难，加之以三不可恃，图又乌能成哉？”（同上）

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今据其可信者以审其可疑，据其所有者以推其所无，纳之于轨而分其大，定之以方而略其小。乖刺者缺焉，阔落者缺焉，一其分率，明其界画，使有志者可因而加密焉，可就而正焉。其间为总图者括其全也，为分图者定其界也。全图而析之者，明合者之可分，而亦使分之者之可合也。第轮以甲乙，中于府治，而东西南北定其方隅，分一州县纲之而司里领之，图具而记丽焉。”（同上）这就是说制图的原则是，要从可信的地方找出疑问，又要用考据之法推寻出所无。对于错处和缺失处，是宁缺而不乱画上图，“一其分率，明其界画”，让后来的有志者加补上去。而总图与分图分工不同，如将全图分画成若干分图，则画全图就要预先考虑好如何分，而分图又能合成全图。制图时要以东南西北来定方隅，分一州县纲之而司里领之，图画成后要附以说明。这就是画图的具体方法。

邹汉勋对地图绘制上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以经纬度绘制地图经验的理论化与方法的近代化。

他认为，地图的绘制必须按照各地域的经纬度来进行。因为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极高偏度即经纬度。只有利用极高偏度才能准确地在地图上绘出各府、州、县的所在位置。各地在地图上能准确定位，这是近代地图绘制的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他就与中国历代地图绘制之粗疏、错漏、简略等弊端划清了界线，使中国地图的绘制有了近代理念。

在经纬度的测定上，由于当时没有精密的科技设备，故沿用了《周官经》中的传统方法：“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极高偏度说》）即以测日影来定经纬度的传统方法，但他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他对“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界定，又对其操作方法与程序进行了揭示并给予了新的发展：“测土深，景短景长，即北极高度也。正日景者，谓由月食之顷于南北同度东西不同度之地，同时识中星起漏刻，各推至次日日景正午之时，验其刻漏之多寡，以知天之正午，故曰正日景也。于是转以刻漏折度，以定东西相距度，故正日景即定东西也。既以测土深之法，知海内南北大距，又以正日景之法，知海内东西大距，就南北东西之中而折算，即求得海内之地中，所云昆仑地之中也。”（《极高偏度说》）这番话不仅阐发了《周官经》中的思想，且将其测量手段具体化又近代化了。

对地图的绘制方法，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首先是要树立全图观念，其次要有合有分，分合统一。他在《宝庆疆里图说》中指出：“既成全图，始一一分划，列为小图，以著于篇。又缩为六图，冠之篇首。其指揣方向，钩心斗角，以明形势；寻历川涂，辜榷近远，以明分率。”

其二，“必明分率”。所谓分率，即是要按比例来画图。“分率者，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辜榷而命之谓也。其法画纸为正方格，或每方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惟所命。此作图之第一谊，决不可变也”（《宝庆疆里图说》）。他还指出，古人因不明分率而造成地图绘制中的种种弊端，如近者密而远者疏，致使近城之地虽狭却画得宽，四境之地虽广却画得简略狭窄，全无比例而失真。其山脉、河流、城郭等的画法无不如此，只有明分率才能克服其弊病。

其三是要分准望，即方位。“准望者，方隅、鸟道之谓也。”“方隅之法，自来地志之书，惟四正四隅十二方，朏明增为十六，曰正东，曰正东微南，曰东南，曰正南微东，馀以类推。堪舆家则有二十四向，测望家则有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同上）。即是说绘图要分方位，且方位越分得细，地图绘制便越精确。

其四是要定中宫，即要定坐标。“作一县之图，以城郭为中宫；一府之图，以府城为中宫；一省之图，以省会为中宫。中宫不立，凡旧志采访册所云东西南北，举不能定”（同上）。他对绘图时如何具体运用定中宫的方法作了阐释。

他还创造性地对前人绘制地图使用的各种图形加以改进，使之具有近代舆图的特征。如“凡作山，但连叠数∧而已。作川则为双线，径流稍阔。支水周尺，度之仅分许。干流故道则墨填其中，伏流则空之，而使其势连属，书伏字于间”（同上），对城郭村寨道路的画法等等均有标示之规定。

其六弟邹汉池、侄邹世治等应聘到武昌城为湖北巡抚胡林翼绘《大清一统舆图》就是按这些原理与方法进行的。“图成，世称精审”超过了康熙时的《内府舆图》。邹汉勋也因之驰誉天下，成为中国近代舆图学的开创者。

邹汉勋在贵州五年，至咸丰元年（1851）才回故里。但遇上了无妄之灾。起因是邹姓族人有枉死者，知县却不为申理。族中的秀才在县衙与知县争辩，邹汉勋去看热闹，结果被知县将他与争辩的族人一起关进牢中。邓显鹤极力奔走，才得以出狱。祸去福至，他于这年秋考中了举人后到北京，参加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会试。试卷优秀，经房官鼎荐却未取中。他返乡时取道东南，到高邮拜访了知州魏源。

两个首望山人，又同为学识渊博的经世派学者，世有“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之谣，相见应是恨晚。两人谈学论道，“互出所著相参订，汉勋研究历算，与源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绘天象诸图”（《清史列传·邹汉勋传》）。所谓“绘天象诸书”，魏源在《书古微例方下》说：“邹君汉勋曾为余代绘《唐虞天象总图》，次《璇玑内外之图》，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绘各图，于金陵付梓。而江陵（宁）告变，图版皆毁于兵燹，邹君又殉节于庐州。天丧斯文之痛，谨泫然记之。”魏源自己对天文舆地之学也曾深究，其时已是誉满天下的大学者，却与邹汉勋共著书，又请他代绘天象等图，可见魏源对邹汉勋的学识，特别是舆图绘制的功夫是激赏的。所以几年后当刻有这些图的书板在南京被太平军焚毁，而邹汉勋又在守庐州时被杀，他表现了极度的悲伤。

邹汉勋在高邮呆到第二年，其时太平军已攻陷南京，高邮也危在旦夕。魏源便将其所著《辽史》及《尚书》未定稿托付给他，催他“间道归长沙”。

邹汉勋携稿回到长沙，“时南昌告警，先生弟汉章已随江忠烈公（忠源）援江西，侍郎曾公国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围解，叙劳，以知县用。未几，忠烈擢安徽巡抚，约先生相从，遂同及于难”（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邹叔绩先生事略》），时年四十九岁。可见邹汉勋读理学书，讲究践行所学，且经世之学亦精，以一儒生竟能统兵打仗立军功。

他死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均悲痛不已。曾、左还叫其子葬其衣冠于首望山麓。清廷追封他为四品衔道员。

邹汉勋是湘学的重镇，于经史、舆地、训诂、音韵、金石、考据、字画无所不窥，且于音韵、舆地之学有创新，于湘学复兴起了振声威的作用。天假其年，以其素养与天赋，当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会开拓出新的天地。故对其弃学从军，以致战死疆场，学界深痛之。魏源有此痛，王闿运也表示过惋惜。斯人已矣，虽万人何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