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苗而不秀”与“秀而不实”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第九》）
朱子注：“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盖学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贵自勉也”。
《十三经注疏·论语》承接本篇前面两章来注解此章，曰：“此章亦以颜回早卒，孔子痛惜之，为之作譬也。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一
有的谷物，苗叶生长得繁茂却不开花，有的谷物，花朵绽放得绚丽多彩而不结果实。从抽芽长叶到开花，从开花再到孕育果实，前一个环节向外发散，后一个环节向内收敛。一开一阖，一出一入，谷物完成一个生、长、收、藏的生命周期。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清与水浊，面对这两种情况，人相应会做出两种选择：濯缨或濯足。多么朴实自然，孔子却从中体悟出做人的道理来，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从孔子所言“自取之也”基础上作进一步引申发挥：“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本章，孔子难道只是向弟子们描述植物生长过程中出现的两种现象？猜想其中一定蕴含着为学或做人的某些道理，等待着后人去发掘。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类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日三“饱”两“倒”，养其小体而失其大体，对应于植物，正是“苗而不秀”。
诸如博弈这样的小术，也需要用心思去钻研，孟子所谓“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然博弈终究是“术”，非为己成德之学，博弈者囿于术数，未闻君子之大道，故孔子只是相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称博弈者之贤，这可以归为“秀而不实”一类。
二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以“博文”与“约礼”为修学的两个环节。约者，中也，一也，君子做到“博文约礼”，则可以“弗畔”，这正与另一章“以约失之者，鲜矣”相呼应。孔子说“博文约礼”，“博”与“约”相对，“博文”为下学，乃修道工夫；孟子以“守约而施博”为“善道”，“施博”从“约”之体流行发用开来，为弘道事业，如子贡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颜子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子对为己之学体贴得真切深入，“博文”与“约礼”交养互发，缺一不可，这才是循循善诱。阳明先生曰：“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
子贡才高，专在博学多识上用功夫。孔子点拨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
考察“博学”与“多学”，其间应该没有多大区别。说“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两者交相辉映，相互转化，就不必再说“一以贯之”。对于“多学而识”，孔子要以“一以贯之”来救正，否则此“学”就会向外袭取，陷于支离决裂。
孔子对子贡说：“女器也”。君子为学，如停留在博学多识上，虽才高八斗，但于进德无益。花朵鲜艳，向外散发出芬芳与美丽；果实大都朴实无华，是充实且内敛的。本章，孔子以“秀”喻才识，以“实”喻德性。只“博学于文”而不能“约之以礼”，“下学”而不能“上达”，孔子称之为“秀而不实”。
《中庸》33章曰：“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所谓“的然”，即是向外发散。小人爱做“秀”，在人前显摆自己的才能，以至于精神外泄出去。“的然而日亡”，即孔子所谓“秀而不实”。君子懂得涵养精神，“闇然而日章”，此是“不显惟德”，正与“的然而日亡”相反。君子行不由径，不成章不达，向自家心性上收敛做工夫，用功日久，则内外通透，既“秀”且“实”。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阳明先生曰：“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传习录》115条）。
阳明先生还有精金之成色与分量之喻，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反之，“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99条）
三
研读本章，往往不自觉把注意力放在后一句“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而忽略前一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其实，“秀”是“实”的一个内在环节，同样不可或缺。绿色开花植物一般不开花，就不能结果；于君子为学而言，不格物穷理，则不能尽心知性，要成就德性是绝对不可能的。黄梨洲先生曰：“儒、释界限，只一理字”。
以《大学》八条目解读本章，则“格物致知”为“秀”，“诚意正心”为“实”，不格物致知，就不能实现诚意正心。
“心”之所发为“意”，“性”之所发为“情”，然而心无分于内外，性无分于内外。儒家正是落在“意”与“情”上做工夫以复其心体与性体，情若真切，情即性；意若笃实，意即心。舍“情”无以尽“性”，舍“意”无以正“心”，故“意”与“情”为“秀”，“心”与“性”是“实”。
孟子以四端之心来说“仁义礼智”，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仁”为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内外通透，化育流行，而“恻隐之心”只是“仁”之发端处，二者不能等价。
但君子欲成就仁德，须从当下一念恻隐之心逐渐涵养扩充开来，《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舍却恻隐之心，则无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且仁德之流行发用，也有个发端处，如儒家主张由“亲亲”而“仁民”，再由“仁民”而“爱物”，逐渐拓展开来。“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由此可以得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此四端之心为“秀”，仁义礼智是“实”。
《系辞》曰：“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往者屈，来者信”为“秀”，“利生”是“实”，无往来屈信之“秀”，就不会有“利生”之“实”。
还可以从内外本末以及先天本体与后天工夫来解读“秀”与“实”。
孔子以“一以贯之”来救正子贡为学之支离，这次开示如醍醐灌顶，在子贡心中打下深刻烙印，从太宰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便可得到验证。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与子贡以前的认识一样，以“博学多能”为“圣”。子贡答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一个“又”字，说明子贡已能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可惜，恰恰是加了一个“又”字，表明子贡对于“一以贯之”的理解还不到位。孔子说自己非“多学而识”，而是“一以贯之”，子贡便把注意力从“多”转移到了“一”，而忽略了“贯”。没有“贯”，“一”则落空，“多”则支离。
子贡所言“固天纵之将圣”，意味着圣人是天生的，非后天积学而至。这显然违背了孔子的意思，孔子十分强调后天修学的重要性。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晚年对子贡进行最后一次开示。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从义理上考察，“下学而上达”即是“一以贯之”。所谓“一贯”，“一”为本体，“贯”为修学工夫。下学而上达，经由“上达”工夫而复其本体，“一”乃“上达”之归宿。以“上达”提撕“下学”，此“学”就不会陷于支离，因而“下学”与“贯”相对应。
子贡把“德性”与“工夫”决裂为二，以为可以不“秀”而“实”，幻想着从天上直接掉下果实来。孔子不说“一以贯之”，而说“下学而上达”，把“下学”放到前面凸现出来，强调“秀”为“实”之必要条件，以救子贡之偏。
四
从时间顺序上说，植物的生长过程直接呈现出来的现象总是先开花，后结果。对应于人之修学次第，就是先做博学多识的积累功夫，日积月累，希望有一天能够豁然贯通，实现“质”的跃迁，把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德性。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阳明先生所言：“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再如子游批评子夏之门人：“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传习录》239条，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大学》曰“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均是“终”在“始”前，值得注意。离开“始”而言“终”，“终”则孤悬，犹如懒人幻想不劳而获，不“秀”而“实”。离开“终”而言“始”，则“始”不成其为“始”，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结果就是“秀而不实”，流光溢彩只在一瞬间，不能持久。
从逻辑上说，事物发展过程中在后面出现的反而在先。植物在开花时，果实就以潜在的理念孕育在其中了。正因为果实孕育在花朵中，花朵才会否定自己当下的直接存在而逐渐走向凋谢。但凋谢对于花朵来说不是生命的落幕，而是一次升华，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理，君子在开始做“下学”工夫时，如果以“一本”去贯通“万殊”，此“学”就是有根之学，是为己成德之学，非义袭而取之，不会陷于支离决裂。孔子说“博学约礼”与“多学而识”，其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用“一本”去统贯“下学”。阳明先生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阳明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后人须体会孟子与阳明如此立言之一番良苦用心。
修学功夫有先后次第，从“困知勉行”到“学知利行”，再到“生知安行”。“生知安行”是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且终身勤勉修学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但这个目标在内而不在外，在我而不在人。
换言之，圣人之“生知安行”不是外在高高悬挂着的标杆，不是仰慕的对象，而是修学的内在根据。人之性善，是学问之道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后天进行的所有修学工夫不过是尽自家这个“至善”之本体。故“困知”“学知”唯有向“生知”上靠拢，才成其为“学”，这就是学问工夫之头脑所在，如大程夫子曰：“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否则，“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