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硬科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文/宝木笑

社会的进步自然包括科学的发展，小说的创作也往往深受时代的影响，但从未有一种题材的小说如科幻小说这般与科学发展结合得如此紧密。自从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拉开了这一题材小说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幕，科幻小说的发展无疑是极为迅猛的。科幻小说从诞生之日起便与人类科学发展达成了某种共生的关系，在其诞生的19世纪，在其蓬勃发展的20世纪乃至今天，人类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发展的博兴彻底解放了科幻小说的想象力。从“科幻小说之父”法国的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开始,科幻小说发展史本身就在印证着这种共生，当年科幻小说中幻想的“潜艇”、“飞船”、“外太空之行”、“智能计算器”等都在今天得到了实现，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小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鼎盛期,还出现了科幻小说的“新浪潮”。

按照文学的发展规律，这种与时代或技术共生的关系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就仿佛远古的“巫蛊文学”自然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淡出历史舞台，或仿佛当年的“骈俪文”、“花间词”等因为对文字技巧过分雕琢的惯性而带入死胡同。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在西方科幻小说的鼎盛期就暗藏着这样一种隐患，即对技术的盲目崇拜，甚至逐渐抛弃小说的文本属性，人物扁平化，情节虚弱化，故事貌似庞杂却主题水平不高，妄图仅仅用新奇的技术幻想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这显然走向了繁荣的反面。如果我们回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科幻界，不难发现只有当时站在“新浪潮”旗下的优秀作品如今才最终成为经典，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弗诺•文奇的《深渊系列》、洛伊斯•比约德的《迈尔斯系列》等。

不管是从作品质量还是从影响力来看，弗兰克•赫伯特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均可以称为当时科幻小说“新浪潮”的旗手，而其中又有很大的不同，仿佛两个人的经典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不得不承认，阿西莫夫最终成为了日后科幻世界的“君主”，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显然引领了如今我们熟悉和倍加推崇的科幻主流——硬科幻。从《基地》系列开始，很多优秀的科幻作家意识到科幻小说的创作更应该遵循科学的严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太阳系和宇宙的研究和兴趣,又出现了“硬科幻”的主力军——太空小说，“超光速”、“靠近中子星”、“人工制造黑洞”、“克隆”等情节风靡了全世界。风格和腔调更像“太空戏剧”的《沙丘》系列显然被很多“硬科幻迷”所不屑，因为《沙丘》系列显然不够注重科技的细节和科技幻想方面的雕琢，科幻迷熟悉的超级电脑和机器人在《沙丘》中竟然都没有，因此很多科幻迷和研究者喜欢将《沙丘》系列称之为“软科幻”小说。

从这一点来看，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显然毅然决然地奔向了“硬科幻”的反面，也注定将承担起科幻小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沙丘》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遥远的未来，由于星际帝国内部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皇帝的暗中操纵，雷托•厄崔迪公爵在种种原因下带领家族和部队，从美丽富饶的卡拉丹星球迁居沙漠星球厄拉科斯（也就是“沙丘”）。这是一颗气候恶劣，极度缺水，不适合居住的残酷之地，但又是整个银河帝国唯一出产“香料”的地方，这种物质可以增强时空感知能力，没有它，整个宇宙通信系统都会崩溃。而开采“香料”无疑是危险的，不仅会遭遇沙尘暴和游牧者的袭击，还可能惊醒几百米长的沙虫，这种无坚不摧的怪物在沙丘下生活，如同鲸鱼在海中游弋……值得注意的是，从开篇“圣母”找到全书主人公——雷托•厄崔迪公爵之子保罗开始，一种类似“中世纪”欧洲的气息便扑面而来，特别是书中的主要势力集团不是联邦、不是政府，而是家族和皇朝，星际家族都有自己的徽记、领地、军队，“公爵”、“男爵”等文化符号也一直在提醒着读者，《沙丘》不是《基地》，这里的世界一点也不“现代”。

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沙丘》实现了一种科幻小说向小说文本自身的回归。《纽约客》杂志认为：“按照小说（《沙丘》）的交代，在故事发生的几百年前，人类摧毁了所有会思考的机器，人类相信，这样就不会被其他物种取代……这一设定很高明，它将焦点从技术引回到人本身，由此改变了科幻小说‘核心是科技，人物和情节为之服务’的风格。”这是很中肯的评价，但作为一代科幻小说大师，弗兰克•赫伯特显然不会仅仅止步于此，他有着自己更大的文学野心和追求，他明白在科幻小说进入“系列时代”后，能否构建起一个宏大的小说世界，为科幻故事情节和人物行为提供足够的“空间”已经成为检验科幻小说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因此，他将《沙丘》系列的故事构思和叙事基调定位为“史诗”，但这还是不够，《基地》等优秀的系列小说也具有“史诗”的特征，于是弗兰克最终选择了“英雄史诗”这一古老的体裁作为《沙丘》这种中世纪欧洲气息浓郁的科幻小说的归宿。

毫无疑问，“英雄史诗”的核心在于史诗中的“英雄”，往往处于史诗核心地位的“英雄”都带有自身的特质，而大多数这样的“英雄”必然会带有一定的“神性”。“英雄史诗”源于古代人类原始思维与神性崇拜的相互作用，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其中的英雄多成为天神下凡或是神的转生或化身，我们熟悉的格萨尔王与罗摩正是被这样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是神的化身。《沙丘》的主人公——公爵之子保罗的形象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设定的，穆阿迪布（即保罗的弗雷曼名字）在与沙漠土著弗雷曼人一起抗争哈克南人和帝国皇帝的战争中逐渐成为“神”一般的英雄，“穆阿迪布”逐渐成为英雄的代名词。《沙丘》每一章节的开篇均以伊勒琅公主的《穆阿迪布手记》等“史书”类引语作为引子，读者自然能判断出伊勒琅公主的这些“史书”是在书中世界的后世广为流传的“史料”亦或“传说”，而这种用“史料”作为引子本身就带着浓浓的“英雄史诗”的吟诵感。

正是在英雄身份预设的前提下，围绕保罗身上的“神性”，《沙丘》展开了全书，逐步实现了其“神性”的圆满。《沙丘》的明线显然是描述厄崔迪家族和宿敌哈克南人的明争暗斗，各种矛盾和阴谋从暗流汹涌到全面爆发，保罗和他的家族在沙漠星球厄拉科斯遭遇到灭顶之灾，继而逐步与当地备受压迫的沙漠土著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其暗线却是保罗“魁萨茨•哈德拉克”传奇身份的一步步实现，而在厄拉科斯的沙漠土著弗雷曼人看来则是传说中的“李桑•阿尔-盖布”的降临过程。我们注意到书中的“魁萨茨•哈德拉克”是银河帝国最为神秘的群体“贝尼•杰瑟里特”传说中的“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先知”，传说中说：“某一天会有一个男人降临在世，通过药物赐予的能力，发现自己的心灵之眼，他将看到我们（书中代指贝尼•杰瑟里特培养出的具有神奇能力的真言师，有一定预测未来的能力，均为女性）看不到的地方”，“魁萨茨•哈德拉克”将打破时间的局限，成为可以跨越过去和未来的“神”。而弗雷曼人传说中的“李桑•阿尔-盖布”虽然来自于无数年前贝尼•杰瑟里特组织在其星球上刻意制造的神话，但就弗雷曼人自身来说，“李桑•阿尔-盖布”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能够预知未来的“救世主”。我们可以看到“魁萨茨•哈德拉克”和“李桑•阿尔-盖布”实际上指向的都是一个角色——充满神性的史诗英雄。

“史诗英雄”的“神性”往往带有极强的宗教性和民族性，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越了“神性”本身。在《沙丘》中，这种浓郁的宗教性和民族性随处可见，并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文本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赫伯特在“史诗英雄”宗教性和民族性处理方面是极为老辣和娴熟的，保罗的“救世主”身份从一开始便在弗雷曼人中传播，而这一身份的被认可却是在保罗与弗雷曼人并肩战斗的过程中，通过其族群地位的不断提升而逐步巩固的，实际上这已然是“政教合一”的模式了。当我们看到保罗避免了与原弗雷曼人权力最大的首领斯第尔格决斗，采取高超的政治手腕破除了弗雷曼人的习俗，让斯第尔格跪在自己面前宣誓效忠，进一步凝聚起弗雷曼人的人心后，数万弗雷曼人云集的现场，除了对哈克南人刻骨的民族仇恨之外，充满着狂热的宗教气氛——“当保罗从人群中挤过去的时候，无数只手伸来，想要触摸他的身体，人群欢呼着他的名字”（P512）。这种“史诗英雄”特有的神性、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合一，在全书的后半部分达到高潮，这可以从保罗家族的头号死敌——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对御驾亲征厄拉科斯的帝国皇帝的对话中得到印证：“他（保罗）的子民高呼他的名字投入战斗。女人们把她们的孩子扔向我们，然后自己扑到我们的刀上，好撕开我们的防线，让她们的男人向我们进攻……”（P547）

即便如此，弗兰克•赫伯特却并未满足，他明白《沙丘》创作的年代毕竟不是古代的“史诗时期”，相对应的就是对于“史诗英雄”的刻画显然要实现一种升华。这种升华集中在对保罗内心的矛盾与焦灼的深刻刻画上，保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诗英雄”，他的身上在“神性”之外充满着“人性”的光辉。由于保罗来自母亲的贝尼•杰瑟里特基因和从小训练，特别是在沙漠星球无处不在的“香料”（正是贝尼•杰瑟里特传说中激发“魁萨茨•哈德拉克”潜能的药物）熏染下，保罗实现了对未来的无限预测。然而，保罗看到未来无数的平行宇宙都指向一个结果——弗雷曼人从厄拉科斯冲向整个宇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尸横遍野的“圣战”，对此保罗是极为痛苦的，他不愿这样的惨剧出现，“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念头，他们都以为我要登上皇位，但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圣战”（P559）。

在保罗对自己的认知上，我们甚至看到了一种充满着人性特质的痛感和脆弱，当保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神性”的爆发，海量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他不但可以预见未来，甚至周围一切微小的差异，比如湿度的细微变化、温度的微降、一只虫子慢慢爬过帐篷的屋顶等都能被他近乎全知般的“心灵之眼”捕捉到，在这个时候，没有睥睨天下的狂喜，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年轻人面对巨变的真实写照：“我是一个怪物！他想，一个怪胎……他发觉自己正在用双拳捶打帐篷的地面”。（P227）

在西方科幻小说史上，《沙丘》崛起于“英雄史诗”，却并未止步于此。“英雄史诗”只是弗兰克•赫伯特为《沙丘》找寻到的最好载体，他最终的文学理想和意图却走得更远，通过《沙丘》系列，他一直在试图探讨诸如哲学、宗教、心理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弗兰克作品最大的特点，从文本外在形式角度讲，是前面提到的对“史诗世界”的成功构建，《沙丘》构建出了一个宏大的史诗世界，书中描述了“沙丘宇宙”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包括术语表、引文和历史资料等，给读者以无比生动翔实的感觉。而在《沙丘》之前，几乎没有一部科幻小说能营造出如此细致入微的科幻世界真实感，美国《图书馆杂志》评价说：“《沙丘》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就如同《魔戒》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沙丘》作为第一部“生态学科幻小说”在文本内核思想角度讲，则是对人类的生存和进化问题的深入思索。弗兰克是第一个普及“生态学”和“系统思想”这两个概念的科幻作家，其对科幻文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其提出了一种有别于单纯“硬科幻思维”的创作理念，即科幻小说的主题一定要高于情节，更要高于科幻技术的设定，为了主题的实现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舍弃科幻技术的元素，这显然是大胆而富有远见卓识的。在《沙丘》之前，科幻小说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精彩的技术构思，为实现“硬科幻”的目标，很多作品甚至将人物和情节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都忽视掉。而在弗兰克的“沙丘宇宙”中，他故意抑制了技术描写，以便能着重探讨人类在环境压力、人的潜能、国家意识、宗教冲突等方面的问题。

为此，弗兰克宁愿《沙丘》成为“软科幻”的代表，也不愿舍弃其对科幻小说更多的期待和初心。历史是公平的，虽然没有像《星战》系列等作品那样成为全球的科幻流行元素，但一直以来弗兰克和他的《沙丘》仍然在各类榜单中位居前列，是无数科幻爱好者心中的“小众圣经”。诚然，“硬科幻”展现了科幻小说最为夺目的题材魅力，但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气候变化、中东局势、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层出不穷，《沙丘》显然比50年前更具现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沙丘》更像是一种启示：也许在“硬科幻”之外，科幻小说还应该有另一种可能，她将摆脱对科学技术文本构思近三个世纪的痴迷和束缚，回归科幻哲思的本源，展现更为深刻的未来史诗，让每一个喜爱科幻小说的读者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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