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流中的生计

虽然不做首都好些年，达市依然是坦桑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从所谓现代文明社会初到坦桑的人，也许很难把达市一言难尽的市容跟“第一城市”的名号联系起来。那么，去感受一下达市的堵车吧。

跟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早晚高峰当然是堵车必发时段，早上七点半以后进城或是下午五点以后出城，你都是这个城市里“添堵”的一份子。街上车头接着车尾，大小车子，无论贵贱，此刻都以相同的频率一寸一寸地挪着。有些路熟的司机会见缝插针地拐进小路去躲开高峰，这招在交通达到峰值之前还是很管用的，小路上的交通压力的确要小得多。但等到了峰值，大路小路就六亲不认了，你拐你的，它堵它的，在哪儿都是个堵。

然而，早晚高峰远远不是达市堵车的全部内容，堵车的标配还有交警和政要。一般来说，即使是在高峰时段，堵车和交警同时出现的概率也是很高的。主路的路口往往都装有红绿灯，但交警部门显然对红绿灯“以不变应万变”的刻板作风极度不满，他们总是在任何自认为“非常”的时刻出手，大无畏地站在街头，无惧烈日，无惧风雨，意图救万千“堵民”于水火之中。一旦亲自出动，交警们就会无视红绿灯的指示，以站拥大脑全息图般的自信徒手指挥着交通，把来来往往的车流搅成一团团的漩涡。

如果碰上两边的车流都被叫停，连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不许通过，那一定是有政要出行了，所有来往车辆及行人都严阵以待地等着，直到一队警摩煞有介事地鸣笛驶过，随后警车呼啸而来，带着一列神秘的黑色小轿车扬长而去，车流才终于得以放行。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又一场大堵塞。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达市的车龙总能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堵得如火如荼，在大雨滂沱的时候堵得荡气回肠，在街灯昏然的时候堵得隐忍悲壮。每一个堵得不可开交的角落里，都藏着达市作为一个现代“堵城”傲娇的痛苦，以“能堵则不通”的堵城气节，无言地宣示着坦国“第一城市”的尊严。

但堵车这件事，并不是所有人都反感，欢迎它的大有人在，有几群人整日穿梭在车流中讨生活。

最惹眼的要数在车流中穿行的小贩们，他们头顶、肩扛、手拎着各种日用品，向来来往往的司机们兜售，长得望不见头而且纹丝不动的车龙是他们一天生计的希望，堵车替他们截下了匆匆过客，也就替他们留住了一线希望。不消说，谁都知道这样来回穿行的危险，但跟一家人的温饱比起来，这样的险无论如何都是要去冒的，何况做的人多了就成了一道特有的街景，容不得你忽视了。

从理论上讲，你几乎可以在这些穿行于车流中的小贩手里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吃的有各种吃拿方便的水果、小包装的零嘴儿、冰棍雪糕；用的从厨房卧室卫生间，到雨刷、脚垫、警示牌等各种车用设施，再到娱乐用的耳机、小音箱、碟片、休闲杂志、足球篮球，以及孩子的各种玩具、充气浴池、游泳圈、识字卡片挂图，世界或坦桑地图，等等等等，一应俱全。车流中的空间毕竟没有那么奢侈，再说小贩们也没有合适的工具来陈列他们的商品，所以头顶、肩头、手臂、五指都被物尽其用，成了他们现成的货架。每一家各有专攻，不垄断也不明着抢生意，默契地向一批批共同的客人推销着不同的产品。

但是，除了雪糕冷饮以外，各类小贩们出现的时间和路段并不固定，你前天在某个路口碰见过的木薯片今天去不一定能碰到，买家、卖家、商品和地点都成了变量，这就给这项营生的实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想想看，谁会在明知家里没枕头的情况下，不第一时间去超市而跑去大街上碰运气呢？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流动超市完全没生意，被堵得饥肠辘辘的时候你肯定会买一包花生或腰果垫垫；口干舌燥的时候看到品相不错的水果你也不会错过，如果尝一口觉得味道好，说不定你还会再多买点；有孩子坐车里的人家，可能也免不了在争论一番后又不得不妥协买下一根雪糕或是足球玩具。

所以，生意成交的关键首先要看买家和卖家是否正好无巧不巧地瞌睡碰上了枕头，堵车时间在这种对接中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另外还要看卖家是否足够好运或灵透地找到“目标买家”，你会发现小贩们的眼睛总是快速地瞟过一辆辆车，来判断有没有进行推销的必要。这个时候车里车外的关系很微妙，很像上学时老师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后开始扫描全班同学，试图找出一个回答问题的人，这时同学们一定是屏足了呼吸低着头的，除了那种无所不知的学霸，谁也不会在这个当口仰起头去迎接老师的目光做那个大尾巴狼。车里的人要是好奇小贩们手里的货品，一定要一边观察卖主扫描的目光，一边快速打量，一旦发现卖主转变扫描方向，就要迅速躲开。当然，你如果的确有需要，那就放心大胆地去迎接他的目光，或者喊一声“Kaka”（兄弟）或“Dada”（姐妹），速战速决地做成一单生意。

总的来说，小商小贩们在向车流讨生计的人群中算得上是“劳模”之流，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你几乎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曾经有一个来达大留学的博士感慨地说：“他们其实真不懒，我们谁吃得下这份苦，顶那么大个太阳，没日没夜天天在街上扛着东西去卖？”所以，如果有需要，比如饿了、渴了或是热了，我们是愿意在他们手里买东西的，只要一个招手，他们会跟车跑上来做成一笔生意，价格也很公道合理，不会把自己肩扛手提的那笔账连本带利算在你头上。

如果说他们靠的是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优势，那么由老弱病残人士组成的乞丐大军靠的则是在这两方面的双重弱势。大概是因为行动能力受限的缘故，他们似乎有各自的“片儿区”，出现的路段基本固定。他们坦然甚至有点自豪地展示着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资本”，敲窗几乎是理直气壮的。有次我坐先生的车，一个背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就那样理直气壮地敲着驾驶室的车门，我先生把车窗打开一道缝，那背上的孩子马上伸出手把钱接了过去，妈妈向背后偏了一下脸，嘴角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宠溺的微笑，对孩子的“懂事”表示宽慰。

我突然心里一动：这才是真正的“言传身教”啊！这孩子将来长大了，对这个行当中的“道道儿”该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解和接纳吧？以此谋生，对他来说会有任何心理障碍么？

车流中还有一类人群，是守候在红绿灯路口附近等着帮你擦挡风玻璃的大孩小孩（也有少数成人），他们拎着简易的小桶和刷子，一看到停下的车就会涌上来争着给你擦玻璃。这活儿对身高和体力都有要求，小孩子当然争不过大孩子，大孩子争不过成年人，有时候身高体壮的那方只要恶狠狠地一瞪，弱势的一方也会低眉顺眼地走开去另寻出路。

揽活儿的争归争，问题是谁家的车整天需要擦挡风玻璃呢？就算真需要，谁又架得住每个路口被拦着擦一通呢？所以，把活儿争到手并不意味着能把司机们的钱赚到手。很多司机一看到擦玻璃的人走过来，要么厌恶地挥挥手让他们走开，要么直接打开雨刷表示拒绝，刚入行的小孩子一见这阵势就识趣地退开了。

在这行打拼过一段时间的“熟练工”则已经从前辈那里学会了无视司机们的明示暗示，不由分说地上来就擦，擦完了给你一个OK的手势，然后敲着玻璃问你要钱。好心或者好心情的司机会念在他们辛苦一阵的份儿上，把车窗打开一道缝塞出一枚100先令（相当于人民币3毛）的硬币，也有塞最低面额50先令硬币的，但他们通常会拒绝，可能觉得50先令实在派不上用场吧，那么司机就干脆不给了。

不过，很多司机会跟熟练工们一样选择无视他们的强行服务，任凭他们拍打车窗而坚决不开窗，再理直气壮的熟练工碰上这种主儿也算是棋逢对手，就看谁耗得过谁了。我曾经在一个路口目睹过一辆车在绿灯放行后才从后窗抛出一两枚硬币，两个半大的孩子疯了似的提着小桶追到路上去捡，这还算是追得有成果的。

“高手”和“熟练工”的区别在于，他们在看似“无视”前其实已经迅速地选择了司机，有外国的就不选本国的，有亚洲的就不选欧洲的。有段时间我的车经常被擦玻璃，十有八九我都会给钱，我受不起那个精神上的折磨。

有次和TBC（坦桑尼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Evance搭档主持，排练结束后我送他回台里，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又被强行擦车，我让Evance告诉那小孩我不需要，小孩显然已经是“熟练工”了，没听见似的干他的活儿，擦完了站在Evance那边拍窗要钱，他摆摆手说不用给，小孩拍着窗用斯语冲他喊，我只听懂一句“她是中国人”。好歹等到绿灯放行了我赶紧逃离，从后视镜看见那小孩一直追到没了希望，心里生出无限愧疚，那天我的风挡的确是脏了。

还有一次，和本土教师王超外出买东西，也碰到同样的情况，他态度更坚决：“你又没叫他帮你擦，干嘛给他钱！不要理！”我学着他的样子故作淡定地目视前方，小哥讨钱未果，在我开动车子的一刹那，突然稳准狠地甩满了一风挡的泡泡，许是我对他作为业内“高手”的不敬激怒了他。

我默默地猜想着，“高手”们可能会在一次次碰壁之后，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把本地人和外国人的组合也列入“收钱困难户”的黑名单，因为本地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总觉得有点难为情，这个人群是那么触目惊心地当面掀开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一面，颇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不过，日子似乎逐渐清闲了起来，好多次驶过红绿灯路口，竟然没有看见等着擦车的大小孩子，据说是被交警们给驱逐了。我这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之前的猜测已经很难被证实或是证伪了。

交警们是有这个权力的，他们毕竟是“吃公粮”的，代表的是政府的意志，对政府不允许、或者不知道是谁看不惯的行为进行干涉与制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些职责既包括在高峰时段风雨无阻地上街执勤指挥交通（至少他们的主观意愿是这样），也包括在他们认为有客观或是主观需要的时候出手惩罚。

最后一种情况往往超出司机们的掌控范围，据说只要开车上街（特别是外国人），几乎无法避免被交警们拦车“问候”的待遇。诸如车辆安全标记过期、后排不系安全带、后备箱没有放安全警示标志和灭火器等等情况都算是司机咎由自取，纯属活该，被友好提醒并处以象征性罚款（不开票）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罚款开不开票的区别在于，罚单基本上一口价三万先令（90元），这钱交警得交回去，而不开票的交一万（30元）就可以，不充公，交警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老王因为接送孩子和外出采办，经常遭遇交警和军警的盘剥，最后他硬是凭着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和对斯语的装聋作哑，练就了一套处乱不惊、临危不乱的周旋本领，但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他依然被盘剥了起码50次，被处罚款累计100万先令，合人民币3000元。

同事有次看到交警向他招手，他飞速地在脑子里扫描一圈，确认了车上没有被他遗忘的角落后，带着嚣张的自信，友好地迎了上去，一副“看你今天还能找出什么茬”的嘚瑟劲儿。

交警大哥威严地从风挡瞄到后备箱，然后示意他按下车窗，他照办了（我估计他心里的嚣张和嘚瑟至此还没褪去的意思），交警把头一伸，露出捡了大漏的喜出望外：“拖鞋！你穿着拖鞋开车！1万先令（约合人民币30元）！”同事穿的是双洞洞鞋，不服气地辩解：“我这是凉鞋，不是拖鞋！”

这回轮到交警大哥嘚瑟地好脾气了，耐心地跟他解释，他那双鞋脚后跟没有带子，那是区分凉鞋和拖鞋的重要标志。他无言以对，先前的嚣张和嘚瑟消失殆尽，窝囊地交钱了事。

另一个朋友是在一个交通还算通畅的中午被交警拦下的，赶路的他没好气地按下车窗，交警俯下身，两条胳膊踏实地趴在窗框上，把一张客气和蔼的胖脸伸进来，例行问候和寒暄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给我一万先令吃午饭？”朋友的态度由无奈的愤怒转为鄙夷的蔑视，我猜他是冷笑着说下面这句话的：“给我开张正规罚单来我就交钱！”

交警扫兴地抽回他的胳膊和脸，一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表情，毫不客气给了他一张三万先令的罚单，理由是未按交警指令行驶和停车。

我唯一一次遭遇拦截，是从幼儿园接了宸哥回家的路上，下午四点半左右，正是晚高峰时期。我一边随着车流挪动，一边心虚地观察着一个离交叉路口不远也不近的年轻军警，他头戴贝雷帽，肩扛冲锋枪，身材很修长，神情很严肃，一边跺着步子，一边捕猎一般扫描着从他眼前经过的司机。

我开到离他还有大概10来米的时候，他瞄见了我，眼前一亮，锁定了我那张想赖也赖不掉的亚洲面孔，向我一招手，慢慢地踱了过来。大堵车时段，10来米的距离你也插翅难逃——其实任何时候在军警面前逃逸都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他背上的枪可是真的。

我心虚的是我那天犯了个致命错误——没带钱包！扶手盒里那些一两百的硬币打发擦车小哥和乞讨大军还可以，拿给军警交警之流就是侮辱，简直是自找死路，我本来心存侥幸希望他看不见我，可这下希望破灭了。

我把心一横，松开油门慢慢迎了上去。不等他开口，我便非常自觉地把车窗放了下来，同时给他一个非常天真非常无邪的灿烂微笑——假装不明白也不打算明白他的套路。

他自来熟地俯下身来，把两条胳膊搭在车窗上，跟我打招呼“嗨！”

我依旧一脸无邪地笑着跟他打招呼：“嗨！”不等他开口，我立马扬起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下天空，主动跟他寒暄，“阳光不错哦，你也帅得——发光！看看你这身制服！”

他接受了我“无邪”的奉承，脸上漾起微笑，颇为受用地默认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优越地位，一探头却看见了后排坐着的宸哥，问我：“那是你儿子？”

我回答是，赶紧换了中文跟宸哥说：“跟这个Kaka打个招呼！”

宸哥大声用斯语跟他打了声招呼，他一下子开心起来，微笑变成了大笑：“你会斯语？哦，太好了！你们是中国人？”宸哥还是用斯语回答了他。

这下他笑得更高兴，一边叫着“Rafiki（朋友）”，一边冲宸哥做出隔空击拳的手势。

车流很及时地畅通了，他满足地撤去搭在我车窗上的胳膊，挥着手对我说：“你有一个很棒的儿子！”

我继续保持着无邪的笑跟他挥手道谢，心里明白这一关算是过了，不知道是那身“帅得发光”的制服“绑架”了他，还是外国人入乡随俗的斯语感化了他。

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交警无疑也是被老百姓们羡慕、嫉妒但同时又深恶痛绝的那类人。可是，在光鲜的公职身份背后，是不知道几张等着他们养活的嘴，微薄的工资往往如杯水车薪般入不敷出。于是，他们在那身白色制服的保护下堂而皇之地进驻车流生存线，一边向政府讨着体面，一边向他们的管制对象讨着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何尝不是在车流中讨生活的第四类人群呢？只是，那身白色制服把他们同其他几类人群华丽丽地区分开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衣食无忧，如果工作和生活表里如一地令他们心满意足，交警们还会混迹于他们所不屑不齿的人群中，以他们自己都不屑不齿的拙劣方式讨一份生计么？无从得知。毕竟，在现实的生活面前，尊严奢侈得近乎虚幻。

车流生存线上的每一个人，谁又不是在负重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