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山中问答》看隐士的诗意与功利

从李白《山中问答》看隐士的诗意与功利

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一生中曾经多次隐居山林。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开始，李白入赘湖北安陆许氏，从此在此居住十年，诗中的“碧山”也叫“白兆山”，在湖北省安陆市内，山下有桃花洞，为李白读书处。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七年（729年）或十八年（730年）李白隐居白兆山桃花岩时期。

诗歌以“问余何意栖碧山”开篇，这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实则暗含着世人对隐逸行为的普遍困惑。《山中问答》，也作《山中答俗人》《答俗人问》《答问》，可见所问者就是也在困惑中的，被李白称之为“俗人”的人 。在传统观念中，隐居往往被视为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李白“笑而不答”的回应，既打破了问答的常规逻辑，也赋予了隐居行为一种神秘的诗意。这种“不答”，既非无言以对，也非故作高深，而是以一种留白的方式，将答案隐匿于山水之间。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两句，构建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桃花、流水、远山等意象，勾勒出远离尘嚣的仙境，呼应了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美好世界。然而，李白的“非人间”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暗含着对世俗功利社会的批判。诗中这种对山水的极致赞美，也是盛唐文人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精神写照。

盛唐时期，隐逸文化盛行。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人普遍以建功立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另一方面，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与佛禅“超脱尘世”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这也为隐逸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撑。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隐居就不再是单纯的避世之举，反而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这既可以是隐逸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可能是某些名利者获取政治资本的“终南捷径”，甚至成为某些人彰显身份的一种社交姿态。

唐玄宗时期推行的“征辟制”，更是将隐逸与仕途紧密勾连。朝廷多次下诏征聘隐士，许多文人通过隐居积累声名，等待朝廷征召，形成“以隐求仕”的特殊现象。比如卢藏用早年隐居终南山，后来名声渐起，以“高尚之士”的身份入朝为官，后来他向道士司马承祯夸耀其“终南捷径”，成为著名典故，而这也正是这一时期隐逸文化功利性的典型写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白的隐居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上了复杂的时代烙印。

或许李白的隐居也带有着强烈的现实考量。他曾多次主动结交权贵，试图通过“干谒”获得入仕机会，他隐居安陆期间曾给善于识拔人才的韩朝宗寄信（《与韩荆州书》），信中他自信地向韩荆州提议，“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暴露了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野心。这种“身隐心不隐”的状态，也反映出盛唐文人在隐逸与入世之间的微妙平衡——他们既想保持清高的姿态，又不愿放弃经世济民的理想，于是便将隐居作为了一种迂回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