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一家
在小时候，在发小林乐天那儿看到粗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便是小说《我的一家》，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本读本，拿回家竟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里面提到的商务印书馆股东林老板，便是新中国教育部付部长林汉达先生，也就是我的发小林乐天的大爷爷。
这是一本由革命老人在1956年的春天，应邀从长沙来到北京工人出版社，回忆口叙了她的革命家庭的感人故事。由何家栋、赵洁执笔。
这本《我的一家》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它反映着共产党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这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型。
陶承一家为我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丈夫欧阳梅生和大儿子欧阳立安、小儿子欧阳稚鹤先后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对党许下的忠诚诺言。
十七岁的旧式女子陶承奉干娘之命、经媒妁之言嫁给了从没有见过面的重病在身急等结婚冲喜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陶承是个孤儿，欧阳梅生也是孤儿，比陶承还小一岁，当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夫妇俩生活比较清苦，欧阳梅生虽然在外教书，但收入微薄，陶承有时也给别人做些刺绣，以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尽管生活清苦，但夫妇俩关系很好，从未吵过架。生活充满着甜蜜。但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一股革命的思潮在长沙涌动，欧阳梅生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充满斗志，在他的影响下陶承也受到感染，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欧阳梅生虽是旧社会的读书人，但他认为“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1923年他离开长沙老家，和几个朋友去四川办学校，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在几年的历练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气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把心“都交给革命了！”北伐战争期间，梅生作为革命者，负责筹备湖南省总工会，并担任秘书长，组织工人们协助前线运送弹药物资，抬伤病员，夜间他还承担起教书任务，给纠察队的队员们上课，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的事业中。
1927年许克祥叛变革命，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所有的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都被劫掠一空，长沙一夜之间被恐怖的大幕笼罩。梅生被通缉，不得不撇下家人逃离长沙，前往武汉。陶承追随梅生，带着孩子们踏上开往武汉的渡船，夫妇二人并肩战斗在敌人的咽喉之地。
1927年湖南省委决定组织一次暴动，由于革命形式变化，省委下达命令取消暴动计划，但是这次行动已经暴露，反革命势力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革命一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梅生和张浩、龙大道等人立即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进行了商讨，决定由梅生向省委写紧急报告，以决定下一步革命行动。1928年春，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本来就体弱多病，呕心沥血的梅生积劳成疾，就在这份给省委报告写完之后去世了。丈夫的离去对陶承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在党的关怀下，她更加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信念，坚定了为革命继续奋斗的决心！
1929年陶承被派到上海，负责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掩护，一个月后，调至共青团中央秘书处，这个秘书处设在英租界卡得路树德里，是一幢两层小洋房。陶承的工作是收藏和分发文件，党的中央机关在这段时期由于叛徒的出卖经常遭到破坏，很多同志不幸遇难。在这种局势下，党内就对秘密机关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陶承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她所在的机关掩护工作很细致，对出入都有严格的规定。她的对外身份是军人眷属，丈夫是第九军顾祝同手下的副官，常年驻防外地。由于她工作细心谨慎，两年来秘书处都未曾遭到敌人的破坏，也没有搬过地方。
1931年的上海局势愈加艰难，革命氛围也愈加紧张。此时的陶承被调到中央国际事务团，仍旧担任掩护工作。这个机关设在张家花园的一个三层小楼里，她的对外身份是商务印书馆林股东，也就是我的发小林乐天的大爷爷林汉达先生的太太。但是仅仅工作了一个多月，就因为有交通员叛变而暴露了。陶承带着孩子虽然顺利逃脱敌人的魔掌，但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当时地下斗争的年代里，为了找党，她四处奔波流浪，一边靠做杂工养家，一边打探消息，一遇到自认为有把握的人就千方百计的去打听，但几年过去始终没有与党取得联系。
大儿子欧阳立安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最早，14岁时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时就担任纠察队第一队的队长，带领着学校的孩子们上街巡视，禁止拦街赌博，救济灾民。后随父母来到武汉，因为年纪小，不引人注意，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承担起送报的任务。父亲过世后，他追随何孟雄投身革命，并在党的哺育下，光荣的加入共产党。1930年夏，随刘少奇带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8月又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和苏联十月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归国后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这时国内的局势更加险恶，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猛攻，1931年1月，欧阳立安和何孟雄等人准备召开会议商讨抵制王明的对策，但是由于消息走露，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先后搜查了他们集会的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天津路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以及虹口、提篮桥、杨树浦等有关处所，前来开会的欧阳立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胡也频、冯铿、伍仲文等人不幸全部被捕，其中二十四人英勇就义（亦有二十三烈士之说）。这个烈士的后代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夫死子丧又失去党的庇护的日子里，陶承并没有消沉，她独自带着孩子艰难度日，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党，正是这种对党的无限忠诚支撑着她一定要活下去，是这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支撑着她继续奋斗，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终将胜利的信心支撑着她继续坚持！
八一三事变后，陶承母子三人进了难民收容所，随着难民群，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广州到了武汉，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在党的号召下，儿子欧阳应坚和欧阳稚鹤光荣参军，随部队前往延安，她则服从组织安排，只身到重庆，负责保护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重要文件，不久被安排去四川璧山的第五保育院，还和任锐同志一道帮助保育院的孩子，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革命故事，
1943年陶承调往延安，本想母子团聚，却不幸得知小儿子欧阳稚鹤牺牲的消息。
小儿子欧阳稚鹤15岁时在延安抗大学习，并光荣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三五九旅政治部任青年股长，还是部队的文艺骨干。1940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围剿陕甘宁边区五个县城，三五九旅奉命由敌后回到边区保卫党中央，在行进途中遭遇埋伏，年仅16岁的稚鹤不幸牺牲。
她强忍亲人离去的悲痛，坚持工作，并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承夫妇共育有六个孩子，除两个幼年夭折外，其余几人都在父母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另一子欧阳应坚和一女欧阳本纹也都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陶承来说，她所承受的磨难和痛苦是巨大的，但她是坚强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每当我怀念亲人和孩子们的时候，我总是督促自己，要鼓起勇气来，路还远得很，绝不能停下来。”因为她深深的明白，“如果说，我的家庭曾经遭受了若干不幸，那么，敌人又毁灭过多少个这样的家庭！孩子们付出生命，这是为着更多的母亲不再失去自己的儿女。党抚育了他们，教导了他们，他们并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是啊，在革命的岁月，陶承一家不过是千万奋斗牺牲的革命家庭的缩影，正是这千千万万的牺牲，才使我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革命的道路上，“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革命先烈的披荆斩棘，英勇无畏，才会有我们今天的新生活。
丹丘生
2019年2月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