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胃印戒细胞同呼吸的日子5：确诊

2017年11月9日 陆军总医院

      从病理科到消化内科门诊，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在这短短的5分钟内，我用手机拜访了一下度娘，咨询关于“胃印戒细胞癌” 的内容。度娘蹦出一大堆我看不懂的专业解释，然后我查看了一些非专业的网站，于是我看到了“恶性最强的肿瘤”、“扩散速度最快的癌细胞”、“胃癌内仅占9.9%的恶性癌细胞”之类的字眼，它们一串一串的在我眼前蹦来跳去。我把手机扔进了书包，“好吧，我知道印戒细胞癌是什么了，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自己说，“是，我确实从来没中过奖，可是运气一直都不算太坏，这次也不会例外。”

      我用抢命的速度回到了范大夫那里，把病理报告递给她，等着她说“没事，吃点药就好了”，可是范大夫一言不发，有点漫不经心地把之前打印好的药方撕掉了，最后脸色凝重地告诉我再去找金鹏主任赶紧出正式报告。

      我木然又茫然地再一次来到内镜检测中心，敲开那扇始终紧闭的大门。带着期待和小心，把病理报告递给探头出来的护士。她接过病理报告，快速地扫了一眼报告又快速地扫了我一眼，然后把门打开，用护士特有的职业性口气淡淡地说：“金主任还在病房，10点多才能过来，你在外面等会儿吧”。我退出了检测中心，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外的长椅上。长椅对面的墙上贴着几幅关于胃镜和幽门螺杆菌的医学小知识，我仰着头把每一篇小知识、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读完以后金主任还没过来；我把kindle翻开，认认真真地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可是过了10几分钟后，我才意识到kindle屏幕上显示的始终是最开始翻开的那一页，身旁的大门静静地关着；我把kindle塞进书包，掏出水杯喝了两口水，手机从书包滑落出来，我盯着地上的手机，想着是不是应该给大叔打个电话，旁边的人看看我又看看地上的手机，我傻里傻气地冲着对方笑了笑，弯下腰捡起手机。这时门突然开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慌乱，故作镇定地走过去接过护士递过来的胃镜报告，然后那扇门“咔哒”一声再一次关上了。报告上端排着6张胃部结构放大图，最下面写着最后的诊断结果：十二指肠溃疡、胃印戒早癌，建议行NBI放大内镜，冰冷又简单的一行字。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真他妈的诡异，一个人的性命竟然可以通过十几个字就交代透彻了。

      我拿着报告，第二次回到消化内科诊室。范大夫用医生该有的职业态度问我：“家属来了吗？”我却没有癌症病人该有的悲痛，反而神经质地答非所问：“你直接告诉我，后面要干什么吧？”“你先给家属打电话，我必须和家属讨论后续的治疗方案。”我表示了抗议，好像我靠自己把治疗方案确定后再通知大叔能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似的。范大夫没有配合我间歇性的神经错乱，毋庸置疑地把我请出了诊室。于是，我终于打了那个我之前犹豫着要不要打的电话。

      “你来一下医院吧，大夫说要跟你讨论我的治疗方案。”

      “你什么病啊？”

      “胃癌。”

      我尽可能用说“我感冒了”的那种语气吐出了这两个字，这是我第一次正视这个词，也是第一次从我嘴里冒出这两个字，同时冒出的还有眼眶里的两行泪。我赶紧挂掉了电话，深吸一口气，擦干了眼泪，我真的很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哭啼啼。

      我用之前等待胃镜报告的木然姿态等着大叔，尽量不让自己思考。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东北大汉扯着大嗓门，对着电话向对方喊叫着什么，声音很大，我却不知道他在喊什么，好像那声音是从遥远的前方从我耳边擦过，然后又匆匆忙忙飘到了某个未知的空间。我坐的座位对着厕所，一位中年妇女一边兴高采烈地跟人聊着天，一边对着洗手池痛快地擤着鼻涕，尽管粗俗，可是那么的生机勃勃，不像我死气沉沉地坐在这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不可预知的命运。

      大叔终于到了，我把装着确诊报告的书包递给他，他接过去，我立刻有一种卸下千斤重担的轻松感。“走吧，我们去范大夫那。”我扭头不去看大叔发红的眼圈，快步往前走，大叔跟着我一起走进范大夫的诊室。之后所有的事都按照正常的轨道进行着，范大夫用医生的职业态度安慰了我和大叔，依照金主任的医嘱，开了NBI放大内镜、腹部CT和增强CT的申请单。在大叔和范大夫交谈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表现出作为一个癌症病人该有的悲痛，只是在提到小曙时，我的喉头一阵哽咽，涌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可是我很快控制住没让眼泪淌下来。

      “我看她挺坚强的，而且又是胃早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我听见范大夫这样安慰着大叔。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傻里傻气的状态是不是就叫做坚强，难道不是我被吓傻了？或者我有特异功能把大脑的思考能力凝固了？

        “把所有的检查做完后，你们挂金主任的号，看看后续怎么做手术。我这里没什么可做的了，你们赶紧去约放大内镜吧！这项检查很难排号。”范大夫用她职业性的不急不慢的语气继续说着。尽管我好像已经不知道思考了，可再傻我也明白我们该离开了。走到门口时，范大夫叫住了我们，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金主任亲诊”，“金主任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内镜专家，如果不是他，这么早期的病灶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他的病人多，你们拿着这张条过去给护士，他会尽快给你们安排的。” 这是范大夫对着我这个癌症病人最后的医嘱吗？我不知好歹地思忖着，头也不回地走了，大叔忙不迭地跟大夫道着谢，随着我去了内镜检查室。

      我第三次敲开内镜检测中心的大门，把范大夫的便条递给开门的护士，几分钟以后，我拿到了金主任亲笔写的“请预约下周二金鹏NBI放大内镜。”那一刻，我的思维突然切换到了正常模式，沉甸甸的心脏涌起一阵感激，几乎又要掉下泪来，疾病中的人，神经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我1977年生，2017年我40岁。在我39岁时，我春风得意地写过一篇名叫《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文章，为我40岁以后的生活做了很多规划，有过很多遐想，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在我40岁这一年，老天爷跟我开一个这么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