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红戴花

纵然人这一辈子始终充满坎坷，但一定会有几个让人得意的时节，我的披红戴花，就是一个。

1990年的教师节那天，是个周一，天气已不怎么炎热，上午两节高二课，我在办公室批改作业。

暑假开学后，我接了白玉民老师的27班班主任，任初三三个班和高二两个理科班生物课，心里很轻松。上了四年课，教材内容自不必说，处理学生的问题也很自信，有时候恨不得让学生摆出一大堆难题，让自己沉下心来一个一个地解。

教务主任李佩山老师推门过来，通知我参加上午的全县教师节大会，特意嘱咐我把头拢拢，我没在意。参加会议的人选早已定下，我去可能就是凑个数。把课安排好，骑自行车和大家一起赶往电影院的会场。

会场里已有了不少人，我跟着同事坐到指定位置后，会场的喇叭就开始通知，让每个单位的谁谁谁到前两排就坐，其中就有我。

我现在还能回忆出当时的心情。是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那年我第一次带高三毕业班，成绩是地区排比第四名。县里规定只有前三名才能领奖。我也没在意，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今年差的是经验，下次说不定就能拿第一。

如果说这一辈子最盲目的自信，就是那几年。恢复高考后，整个邯郸地区的生物教师队伍，除我之外，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我参加过全国的生物教材审核，和《生物学通报》总编陈皓兮教授促膝交谈过，陈教授对我提出的课本转运RNA图形的质疑，很是欣赏。

当时还年轻，精力充沛，一有时间就是收集题目，然后刻钢板。我的字小，卷面容量大，几乎每周都能刻两张。我坚持认为，老师讲得好，不如学生做题好。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新的题型，考试时遇到相关问题，才能“心中有粮，手上不慌”！

那几年高考，就是《生理卫生》和《生物》两本书，内容多少年不换，每一节都对应了我上师专时的一门课。有人说倒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我显然做到了。我敢说，书里每个标点的编写意图，我都十分清楚。

我做事喜欢抓关键，“面面俱到就是面面不到”，很注意对每年的高考试卷的研究，试图走进高考命题人员的脑子里。有一年，学校安排我到地区教研室，我直接看到了学生高考后的答题卷面，让我很快就分析出了学生出现错误的几种原因，直接扭转了我的教学思路。

这时的地区教研室生物教研员林遴，是我特别敬佩的大哥。林哥对我很照顾，让参与地区模拟试题的编写，无形中我又扩展了思路，慢慢地把握住了高考命题的脉络。

我有些得意，但不是很激动，坦然地走上主席台，接受领导对我的颁奖。很荣幸，给我颁奖的是县长张增良。他把红绸缎子面斜挂在我肩上，用扣针扎好，再用一个扣上胸前钢盆大的红花，伸出手和我握了握，说了一句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你还年轻，继续努力。”最后等待摄影师合影。

说实话我很失望。绸缎子面还可以当礼物送人，红花可就是个累赘。开完会，我把缎面和红花一股脑儿塞进前面的车筐里，骑上车就回了学校。

事后李老师说是为我争取的名额，递给我一个县政府二等功的证书。这个证书在我1996年评中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多事就是这样，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在我的记忆里，教师节大会上的披红戴花只有两次，而且几年后高考取消了生物，我永远离开了决战高考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