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1德日的原子弹研究之路

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全面爆发的第一天，德国陆军军械局召开了一次全国核物理学家会议，决定让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来承担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并由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担任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但是，海森堡的项目运营能力，比美国那边的齐拉和奥本海默可差太多了。

他马上就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首先，德国的核武器工程自始至终没有被有效整合起来。

它的9个项目组，设在9所不同的大学里，有的负责研究核裂变，有的负责生产重水，彼此之间缺乏信息互通。

这样一来，整个工程的流程就变得一片混乱，进度根本没有办法对齐。

海森堡自己呢，又是一位怕担风险的管理者。

他担心提前制定了时间表，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会被军方怪罪。

于是，他干脆把时间线拉得很长，说造出一颗原子弹需要5年时间。

要知道，德国的顶级武器项目，是由希特勒亲自主抓的，而希特勒是非常急功近利的。

他听说研制核武器的周期居然这么长，马上就失去了兴趣，海森堡也不能指望得到足够的经费和人力了。

除了项目管理上的失误，德国的核武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不清的缺陷。

海森堡本人并不是原子弹的推崇者，他偏执地认为：核物理学最重要的军事潜力，是造出安装在军舰和潜艇上的小型反应堆，而不是生产原子弹。

因为他的这种偏执，德国核项目的“科技树”完全点歪了。

所有的研究小组都在测试，怎样才能让实验室里的核反应堆运转得更加稳定，却不去关心威力更立竿见影的原子弹。

德国在核项目上的先发优势，就这样被无谓地浪费了。

偏偏海森堡还是一位自视甚高的科学家。

1942年2月，德国陆军军械局组织了一场科普会议，邀请戈林、希姆莱等纳粹高官出席，并安排海森堡做主题发言。

这场会议的初衷，是强调核项目的重要性，好从高官们那里申请到更多拨款。

结果，海森堡却准备了一篇及其专业的演讲稿，里头充斥着各种物理学术语，高官们一个字也没听懂。

德国的军械部长施佩尔，对海森堡的表现及其失望，直接把核项目的优先级降到了最低。

这样一来，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了。

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在核技术研发方面一共投入了800万马克的资金，相当于200万美元，这个力度只有“曼哈顿工程”总投资的1/1000。

在资金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德国人的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还搞得一团糟，结果不仅没能生产出原子弹，连勉强组装出的3台核反应堆也是故障重重，根本无法持续运转。

1945年5月，美国陆军的一个情报小组在德国南部找到了海森堡和他的团队，把他们带到英国软禁起来。

一直到这个时候，海森堡还认为自己的研发进度要比美国人的快。

1945年8月7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到英国，海森堡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告诉同事：

“那肯定是一颗化学炸弹！美国人怎么可能赶在我们德国人之前，造出用铀做战斗部的超级炸弹呢？”

平心而论，海森堡在核物理学上的造诣，肯定是不容否认的。“二战”结束后，他在慕尼黑成功设计出了一座结构精巧的实验型反应堆，后来还主持了联邦德国第一座核电站的规划。

这些事实表明：在外部条件宽松的情况下，海森堡是有能力管理一个复杂项目的。

但在“二战”期间，由他牵头负责的德国核武器工程，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这首先是由于纳粹政权的非正义性：

他们把种族主义从政治领域扩散到科研，造成了智力管理的崩坏。

而海森堡的傲慢和偏见，又导致了工程管理的瘫痪。

不过，我们也应当庆幸：原子弹这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没有诞生在邪恶的纳粹德国。

否则，人类还要经历更漫长的挣扎，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才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

除了纳粹德国以外，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在“二战”期间也曾经研制过核武器。

跟德国相比，日本的核物理学基础要薄弱得多，但他们也有几位明星科学家。

比如，爱因斯坦的学生荒胜文策，就是京都大学的教授。

还有一位学者仁科芳雄，曾经是玻尔的研究伙伴。

1941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研发原子弹的项目论证，这个时间同样比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早得多。

但日本有一个独特的体制缺陷：它的陆军和海军矛盾重重，长期勾心斗角。

为了争夺在核项目上的话语权，日本陆军和海军各自搞了一个核武器开发小组，分别以荒胜文策和仁科芳雄为负责人，彼此封锁信息。

结果，两个项目的进展都很缓慢，既没有造出核反应堆，也没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浓缩铀。

到了1945年春天，日本本土已经处在美军战略轰炸的阴影下，大部分核物理实验室已经被彻底摧毁。

但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军方还在自我感觉良好，要求仁科芳雄用一年时间造出原子弹来。

8月6日下午，广岛遭到轰炸的消息传来，仁科芳雄被紧急派去当地做现场调查。

他得出结论说：美国已经成功生产出了原子弹，日本即使再努力，短期内也追赶不上了。

这场通往原子弹的多国竞赛，最终的胜利者，是更善于进行智力管理和工程管理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