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圣人孔子》：失落的精神，人心的真相

文/王栩

（话剧：《圣人孔子》，导演：张广天，编剧：张广天，演出单位：广州话剧团，2002年）

精神，亦或价值的拔高，崩塌，还是重建，归根结底，都是人心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人心推动着精神的弘扬，价值的彰显。精神的失落，价值的退化也是在人心的主导中随时代的变化而树立的新的风尚和典范。就连呼唤精神的重建，同样也是人心的主张下用新风尚取代旧风尚的实际行动而已。

明白了人心对时代精神风貌所起到的作用，也就可以明白话剧《圣人孔子》其实就讲清了一件事，偶像从走上神坛，到跌落神坛，再到魂魄被神坛重新召唤，其背后的推手除了人心，别无其他。

人心，这个推手，将一个思想者推上至高无上的山峰。完成了此一壮举后，大到社会变革、时代风尚，小至个人的生活琐碎、行为意识，无一不以身处山峰的那个思想者的言说来作为衡量标准和参照依据。这样的标准和依据在剧中被着重演绎成“子曰”、“毛说”，由此，一个供奉思想者的神坛得以成型。

配享人心祭祀的思想者神坛被高高挂起，人心在它的注目下构建出了一个辉煌的温柔之乡。这个温柔之乡在十六世纪让帝国的辉煌达到峰值，却在十九世纪随着坚船利炮的涌入而伴同衰朽的帝国一并走向末日。当辉煌不再，被末日景象激起了愤怒的人心开始了对思想者的质问。质问来得迅猛，毫不留情的演变成漫天的声讨。人心的真相此时初见端倪，同时，也隐含了张广天藉由此剧对人心的拷问。历史进程中的得与失、成与败自有其复杂深刻的因素，没人能真正做到参透其详，将失败和末日归罪于思想者一人，由原本受到万众追捧的至圣先师孔子来背负历史的骂名，不外乎是格局过小的缘故。

不过，格局过小在人心中似乎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不然，也不会有“打倒孔家店”、“火烧孔家店”的口号甚嚣尘上，成为一代人新的信念了。这种信念同精神内涵无关，它是迷失在精神黑洞里的盲从，有着时代风尚般虚幻的意义。意义在人心的操纵下戕害了一个时代，无论这个时代里的叛逃者，还是狂热的拥护者，都成了受害者。

受害者的典型特征在于，他们不是被时代风尚汇聚而成的洪流吞噬，而是淹没在人心主导的漩涡里。当思想者在这样的漩涡中跌落神坛，价值失衡、道德沦丧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人心趋之若鹜的行为准则。于是，剧情的荒诞对应出某个现实节点里大众的热潮。在人心激荡的鼓励下，出走成为人们以各种理由告别祖国，奔赴异国的渴求。

渴求背后的理由五花八门，却实实在在的说明了一个“个体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里，不再有整齐划一的声音，各种出自个人的声音汇合成嘈杂的音响。它们昭示人们，每个人就是自己的思想者。因此，产生思想的人在这个时代很难如曾经那般登上万众瞩目的山峰。

没有神坛的时代，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对以往精神和价值的怀想。剧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应于《文王操》，昂扬的曲调自有一抹追思史迹的悲凉。悲凉来自于怀想中难掩的忧心，作为礼乐楷模的《文王操》早已失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和者愈寡，日久声稀”。礼乐崩塌在此番寓意里不言自明的道出一个人心不古的现状。较之人心的操弄下精神不再、价值沉沦，还不如重建神坛，回归精神能真正得到弘扬的以圣人之德观照人心的清朗盛世。

在这以理想之光点亮回归精神的路途上，以“华人”自居的人们纷纷从海外归来，回到了他们曾经鄙夷过的祖国。不是带着对祖国新生的渴盼，而是带着对异国的失望。这些以往把思想者扶上神坛的人们，又亲手毁去了神坛。如今，在重建精神这一热情的高呼声里，开始了寻找思想者的历程。

寻找思想者，在精神失落的时代是一场游历，一场闹剧。新时期，有着鲜明地域色彩的宣传横幅替代了往日里山呼海啸的口号，精神内涵却没有得到丝毫改观。究其原因，一个时代的风骨早已伴随着支撑全社会精神之梁柱的抽离、拆除而消逝殆尽。

无处寻觅的风骨是新时期一个尴尬的指征，它促使了寻找思想者的人们高呼，“黄河清，圣人出！”这一古之谶言黄钟大吕般响彻时空，给圣人的出世寄予了理想中的热望。这种热望不外乎是人心共同期待的结果，走过太多弯路终于回返正轨的幡然醒悟。

（全文完。作于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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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