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材料、历史的叙事

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材料与历史的叙事

    历史的三重面相:真实的历史、材料的历史、历史的叙事。

真实的历史，有赖于情景的模拟，倘若将这种情景的模拟解读为诸如“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揭秘”，那就多半是情景模拟失败或出错的结果。因为所谓“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揭秘”，大概意思是说:“有待还原的“真实的历史”所需要的材料与背景材料，都已基本收集完毕，掌握材料多的一方，告诉掌握材料少的或没有掌握材料的普通读者，说自己发现了真实的历史。”但是，真实的历史只能无限接近（而不是发现），而这种无限接近与其说依靠材料，不如说更依靠理解与分析，纯粹只凭借表面上获取的材料的多与少来界定，既不可取，也不可信。

历史的材料，与历史的叙事往往不可分离。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者明确指出，《通鉴》是“知兴亡，鉴得失”的作品，也就是说，《通鉴》作为一部历史的材料，是在作者主观历史叙事的支配下的作品。

历史的材料如汗牛充栋，新材料不断被发现，是普通读者乃至顶尖学者提高历史理解力的基础与源泉。但是，材料的价值在于材料被赋予的“意义”（也就是对材料的解释），而非材料本身（孤立的材料是没有价值的）。历史的材料永远残缺不全。譬如，阅读《周恩来年谱》的读者，对周的了解程度高于阅读《周恩来传》的读者，阅读《周恩来传》的读者，对周的了解程度高于只阅读《周恩来简介》（比如中学课本或百度）的读者。但是，从材料的角度，即使是《周恩来年谱》，难道就能完整、深入、正确的解读历史人物吗？因此，历史材料永远残缺不全就体现在（以东汉三国的荀彧为例）:后人就是依据介于《荀彧简介》与《荀彧传》之间的材料掌握，去了解与理解曹魏的第一名臣。

基于依靠《周恩来年谱》尚且不一定能真正了解与理解周恩来的基本事实，基于介于《荀彧简介》与《荀彧传》之间的材料如后汉书与三国志的《荀彧传》，同样无法了解与理解荀彧。回到前文所说的“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只能无限接近（而不是发现），而这种无限接近与其说依靠材料，不如说更依赖于理解与分析。”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的学问，除此别无他途。

竺可桢先生关于气候变迁的研究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1925年开始，竺可桢不断地从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说、日记、地方志中收集有关天气变化、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资料，加以整理，临终前于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的《初步研究》成书前，竺可桢阅读或收集的、未经串联的材料，就个体材料而言，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