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三〇：“致良知”使然

《传习录》三三〇：“致良知”功夫使然

问：“先儒谓‘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一活泼泼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

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做起来，能行得通；说起来，却会广受诟病。

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先前讲过，它是一种针对性的提法，针对的是那些将“知”和“行”对立起来、分而为二的儒生。对于真正洞彻“知”与“行”间辩证关系的学者而言，将之看作一件事，亦或是将之看作两件事，都是无关紧要的。

由此来看，“知行合一”好比是医者为那些将“知”与“行”对立起来、分而为二的儒生把过脉后，针对病情开得一剂方药，对于这一类儒生而言，自然是能药到病除的。但如果因为它疗效显著，便强要天下人都吃这一剂方药，必然也是极为荒诞的事儿。

同样的道理，王阳明还遇到过一类病人，他们将天地万物同自身，将天理同自心的“意之灵明”——“良知”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针对这一类病人，王阳明认真望闻问切之后，开了一剂方药——“致良知”，这剂方药对于这一类病人而言，显然也是药到病除的。可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这剂方药。甚至，不是所有患有这一病患的病人都愿意服用这剂方药。

《道德经》讲得好——“上士闻道，起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针对王阳明开出的“致良知”这剂药，“大笑”者有之，“若存若亡”者有之，“起而行之”者有之。真正“起而行之”的，少之又少。

认真想一想，我之“良知”真正能够照亮的恐怕便是“我之世界”，这是“良知”的局限。与此同时，“我之世界”又何尝不是天地万物所在的世界，不是这个宇宙大千？整个宇宙大千何尝不是“良知”伟力足可覆盖的。如此一来，王阳明将“我之世界”与宇宙大千等同起来，将“良知”同宇宙大千之间充满的“天理”等同起来，又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做，而且能够行得通。却不好去说，说起来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

《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小故事——《两小儿辩日》，真理常常不是越辩越明的，通常会越辩越糊涂，以致于两个黄口小儿都能嘲笑孔子“孰为汝多知乎”——谁说老头你博学多知呢？王阳明将“我之世界”同宇宙大千等同起来，将“良知”同“天理”等同起来，这样的等同哪里能经得起黄口小儿们的论说、争辩？

一剂药，能治病就是能治病，服用下去能做到药到病除，如果非要组织一帮人来对之进行一番论证，论证来，论证去或许能找到其中的合理性，但其中的不合理性必然也是显而易见。

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是一剂药，是可以做得的学问，经不起不想服用、无需服用者的所谓“论证”。

有弟子问：“为什么先儒认为‘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是同样的、充满生机的。”

阳明先生说：“也是。天地间充满生机的，无外乎都是这个天理运行使然，也就是我之世界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也就是‘必有事焉’的功夫。这个天理非但不能离，实际上也不可能离。天地间没有什么不符合道，也没有什么不是‘致良知’的功夫。”

发问的弟子追随王阳明，定然不是一日两日了。却也并不曾真正服用过老师开具的“致良知”之药。

“鸢飞鱼跃”出自《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表面意思是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深潭腾跃。比喻万物各得其所，人如其愿。很显然，“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

“必有事焉”出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讲这段话时，孟子讲了宋人“揠苗助长”的故事。意思是说，“集义”的事儿，踏踏实实去做就是了，不要期必一个必然的结果，心中时时惦念着点不要忘记了，同时也不要违背规律做揠苗助长的傻事。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是宇宙大千的生命力所在，“必有事焉”是“我之世界”的生命力所在，两者都是“活泼泼地”。甚至在王阳明的价值观中，宇宙大千就是“我之世界”，两者都是一样的，都是活泼泼地。

宇宙大千之所以活泼泼地，可以看作是天理使然，也可以看作是我之“良知”的运行不息。

“我之世界”之所以“必有事焉”，可以看作是我“致良知”的“必有事焉”，也可以看作是天理使然。

宇宙大千也罢，“我之世界”也罢，没有什么是可游离于这个天理之外而存在的，也没有什么不是“致良知”功夫使然。

悠游于“我之世界”的美好也罢，困顿与“我之世界”的不如意也罢，不过都是自己“致良知”功夫使然。满意时，姑且悠游；不满时，不妨再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