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自由意识（二）

二、鲁迅早期思想概况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鲁迅早期思想的概况，因为这是下文展开论述的基础。

毋庸讳言，鲁迅出身于一个渐趋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但所幸的是他的思想没有拘囿于其中。

儿时的鲁迅即表现出对封闭、死板的“三味书屋”的厌倦，而向往“百草园”那片无拘无束的自由天空。加之其祖父周福清科场受贿案发，其父周伯宜病情随之加重直至死去，期间少年鲁迅便饱尝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的人间辛酸，于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因此，鲁迅于1898年去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然而他对这里保守的思想氛围仍然不满意，不久又转入水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去了。

正是在此，鲁迅才知道了“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尤其是读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令他感到十分振奋：“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通过《天演论》，鲁迅初步认识了进化论，也为其接触并接受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正如黄健先生所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思想认识方面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及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意义，是鲁迅接受其影响，以及后来更为广泛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点。”

正是基于在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期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鲁迅于留日期间（1902-1909）写下了早期的文言论文《人之历史》（1907年12月）、《科学史教篇》（1908年6月）、《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和《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等，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起源及影响，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作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批判。

他认为:“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

科学犹如洪流，一旦兴起则滔滔不绝，势不可挡，加上一大批先哲（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基米德等）的推动，科学之光日益强大。

毋庸置疑，鲁迅对科学持肯定态度并热烈欢迎，但他并非唯科学至上，而是主张科学与文艺并重，因为“盖使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无有矣。”

显而易见，科学属于物质层面，文艺则属于精神层面，二者不可偏废其一。甚至，鲁迅结合其亲历，逐渐认识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精神较物质而言更为重要，“弃医从文”就是一个明证。

当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本来是学医的，而且成绩还不错，但因“幻灯片事件”的刺激而最终改变了方向，决心由学医转向文艺，因为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而“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随着阅历的增长及认识的不断深入，鲁迅进一步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张。

面对国人深受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束缚的现状，鲁迅大胆提出中国“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所谓“尊个性而张精神”，乃“立人”之“道术”，而个性与精神正是国人当时所严重缺乏的基本素质。想要达到“立人”的目的，就必须解放人的个性，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没有个人的思想解放 ，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只会是空中楼阁。因为没有解放的思想，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而不讲个性的民主往往也就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而个性解放既是鲁迅对尼采、易卜生、施蒂纳等个人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继承，更是其渴望自由的表征。

可见，科学和民主，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不与自由密切相关：科学和民主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而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又恰恰是自由的外在表现。因此，从鲁迅早期思想状况来看，自由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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