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在北大未名湖畔，有一座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叶剑英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这个名字在中国和白求恩有点像，都知道斯诺是个记者，就像都知道白求恩是个医生一样，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但具体报道了什么，救治了谁，就不太能说的清了。

最近读了《红星闪耀中国》，对斯诺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就来讲讲这个人，顺便介绍下他和中国斩不断的情缘。

一．出生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世人展示了繁荣的中华帝国，激起无数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无限向往。700多年之后，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看到的是一个衰落、贫穷、苦难、迷茫，在泥沼中绝望挣扎的中国。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诞生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像很多早期的美国家庭，斯诺的家庭是一个多国籍、多民族家庭，他外祖父是德国人，外祖母是出生于西里西亚的爱尔兰后裔。父亲詹姆士是共和党人，信仰新教；母亲是民主党人，虔诚的天主教徒。

詹姆士虽然和异教徒结了婚，却坚决反对将斯诺培养成为天主教徒，在父亲的要求下， 斯诺每个周六都要读反天主教的书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不可知论”思想的讲演录，斯诺后来回忆道：“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注重理性的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

成长于这样一个不同血统、不同政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使得斯诺逐渐养成了不盲从、重分析、爱思索的性格，斯诺渐渐的不信教了，但是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他仍勉强参加教堂礼拜仪式，直到1928年离家远游后，他再也不信教了。

逐渐长大的斯诺，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经济处于上升发展之中，人们自信且向上。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影响了那一代美国人，同成了斯诺冒险的原动力。

1922年夏，17岁的斯诺约请两位朋友——查理斯·怀特和罗伯特·朗进行了一场西部冒险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斯诺第一次见到了太平洋，就被这浩瀚的大洋吸引，从此埋下了远洋的种子。

1927年，美国经济正处于衰落前的高涨时期，股票市场一片火热，斯诺也在这难得一遇的大牛市中赚到了800美元，他的旅行计划终于可以成型了。

“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年轻而骚动的心，在给父母写了这样一封信后，怀揣800美元，斯诺以甲板水手的身份登上了“兰德诺”号远洋轮，朝着太平洋彼岸进发。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口岸，来到了“东方巴黎”上海，原本只计划停留六周，却被这东方魅力吸引了，滞留中国13年。从此，一个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出来看世界、“撞大运”的人，历尽艰辛，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

二．世界公民

来到上海之后，斯诺先后在《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期间他去过南京、浙江、江苏上海、天津、东北、北平、山东、内蒙古等地，他带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踏遍大半个中国，体验中国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时，他还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

1930年3月，作为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记者，斯诺在缅甸和印度进行了一场唐吉坷德式的远行，缅、印之行，斯诺不仅又一次体验了冒险旅行的快乐，更进一步认识亚洲人民。也正是这次远行，坚定了他再次回到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决心。

远行期间，他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在越南的河内市，他见到了与中国上海一样的情景，法国殖民主义者专横跋扈，奴役被压迫者。在印度，他第一次拜访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认识了甘地的追随者、妇女活动家——萨洛吉妮·纳杜。在印度，斯诺还结识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苏哈西妮女士，通过与苏哈西妮的交谈、争论，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印度的实践。

印度和缅甸之行之后，斯诺得出了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

由此，斯诺想起了密勒曾对他说过的：在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他要尽快回到中国去，“我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在未发生以前，如果可能，我要预先知道一些情况。”

回到中国之后，斯诺深入到抗日前线，进行了一线报道，1933年，斯诺将他在亚洲的旅行见闻和观感汇集成书出版，名为《远东前线》。

随着对中国深入了解，斯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他得出结论：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国民党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从这个时候起，斯诺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

三．西行

自从1927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茶陵成立以来，红军就遭到了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想要进入苏区比进入西藏还要难。在斯诺之前从来没有人进入苏区再回来，向人们讲述红区的故事。

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苏区在当时成为了迷一样的存在，甚至连是否真的存在红军都是有争议的。当年对共产党的抹黑有多严重，共产党执政20年之后的1971年，尼克松派基辛格来中国打破外交僵局，由于长期隔绝，来之前，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怕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需要磕头。

国民党在报纸上对共产党肆意抹黑，记述各种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充斥着国民党和外国报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偶然得到了一个可以去延安的机会，注射完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疫苗（西北当时各种病肆虐），毫不夸张的说，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离开北京朝西安进发的。斯诺在延安期间，国民党报纸上甚至发布了其“已遭土匪杀害”的死讯。

斯诺之所以能够冲破层层封锁，到达西安，并经西安前往延安，还得从1931年说起。1931年9月，日本开始进攻东北，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未放一枪撤离东北，后被派到陕西“剿匪”前线。

结果匪没剿成，天天听红军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眼泪都要听出来了，还有一部分打败仗被红军扣住进行思想教育后放回，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那绝对无人能敌，接受完教育再回去的东北军打死也不愿再继续打红军做无谓牺牲了。

张学良本人也受到强烈“左倾”影响，秘密前往延安与周恩来签署停战协议，红军派代表在张学良军队中，帮助组建政治训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才能突破重重封锁，顺利进入苏区。

在延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周恩来和徐特立等领导人。局外人的视角写出了当时陕北红色中国地貌、人情、制度和领导人的许多细节，通过他们的讲述、行动、以及当时的生活状况，以一名记者的名义向外界宣传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红军状况，消除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不实之词。

这一系列访谈就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西行漫记》，那是因为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遭到国民党封禁，且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二战胜利之后，美国盛行麦肯锡主义，即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害怕共产主义兴起，在这种氛围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然待不下去，只好居家迁往瑞士。之后，斯诺还曾3次到访中国。

1970年斯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队伍 的天安门城楼上 ,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 ,一周后 ,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一合照 ,报纸右角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已经 决定实现中美之间的缓和 。”可惜此举太过隐晦，基辛格要到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

1972年2月15日, 斯诺在中国农历新年去世，6天后 ,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 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谈话中，毛泽东说 , 我对美国一知半解 , 请你介绍几位老师给我。尼克松说 , 好 , 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 : 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价。斯诺先生已在几天前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