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堂财富课》读书笔记10
‘爱情’，‘浪漫’这些词只是到近代才更多跟‘婚姻’联系上，在西方社会如此，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则更晚些。‘爱情’、‘浪漫’是到1920年左右才进人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婚姻’跟这些现代词关系不大。温饱没解决的社会里，‘爱情’可能过于奢侈。以前，婚姻基本以利益为目的，是为了生存，被工具化的。
牛郎织女的故事之所以还代表一种理想和向往，恰恰因为那种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比如，牛郎和织女每年只有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一次，为什么呢？是要告诉人们，爱情只是神话故事里的事，真实生活没有那么浪漫。传统中国，婚姻主要是基本生存的需要，就是为了吃得饱些、穿得暖些。
在女孩几岁，甚至几个月的时候，就由男孩家接过去并把女孩带大，成年后就是婆家的媳妇。通常男孩家娶童养媳，不用付什么彩礼，最多几百、几千个铜钱，不过，娶的女孩年纪越大，需要付的彩礼就越高，这主要是为了补偿女孩娘家对她的养育费。正因为是这样，越是没钱的人家，就越倾向于娶童养媳，为了节省彩礼，同时能更早得到一双帮手。你能看到，这些婚姻安排往往以金钱交易做结算，没有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很现实。正由于婚姻的利益交换性那么强，原来在中国，人们普遍将婚姻之事叫作‘说亲家’，而不是‘谈恋爱’，就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跟媒人谈判，‘包办婚姻’，谈好后，年轻的男女当事人差不多只能接受，没有选择权。你知道，‘说亲家，是别人在像谈生意一样帮你谈，而‘谈恋爱’的主动方是青年男女自己，差别很大呀！
婚姻作为经济交易的手段，不只是在传统中国，过去全世界都如此。在个人层面，婚姻是‘养子防老’、经济互助目的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单位的起点，对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婚姻也是很重要的促进增长的工具。
做企业，有两方面涉及信任问题，一是公司股东请的管理人员、找的接班人是否信得过，也就是我们讲的代理人问题、接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外面跟其他公司、个人做交易时是否信得过，你跟别的公司签约做生意，今天交了钱，对方明天是否卷款而逃？即使他们明天交货，所交的货是否质量可靠？有了亲戚关系，你多少能把他们锁定，使他们不会乱来；还有就是你需要融资借款时，他们能否信任你、把钱借给你？你的信任圈子有多大，将决定你的商业机会、发展机会有多大。联姻能扩大、强化你的信任圈。
如果法治可靠、契约能得到法院的保障，如果外部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到银行凭你的项目前景就能借到资金，那么，这种靠婚姻拓展起来的生意网的确必要性不大，就像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父母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
办家等于办公司，成家等于成立商业公司，家庭跟商业的界限很模糊，或者根本就没有。我们以前谈过，中国企业现在喜欢行行做，通过投资也好、并购也好，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王国；企业王国越大，利用集团内部调配资源、相互发展的空间就越大。通过企业间并购把集团做大，是规避外部不可靠法治、规避不发达市场机制的一种办法。规避法治不足、市场机制不到位的另一办法，就是利用婚姻亲缘扩大生意网络，在效果上与企业间并购类似，或者说也是并购。
这就是人们说的，亚洲社会很讲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那么，如何建立最牢靠的关系呢？‘血浓于水’，当然亲生子女的关系最近、最可靠。而除了血缘外，婚姻是其次最靠得住的建立长久关系、长久信任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正因为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不是爱情，那么，传统社会里，离婚率就很低。为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你不能以夫妻缺乏感情为由而离婚。离婚会打破太多的利益格局。
原来的中国社会，允许一夫多妻、三妻四妾，那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多生儿子的概率，满足‘养子防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让儿子除了为商业利益娶媳妇之外，还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所爱。当然，现在的中国，只允许一夫一妻，这是进步。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以及韩国、日本等地方，许多家族掌门人除了正式妻子外，都有红颜知己情妇，这些家族和社会都对此默认，或许因为他们知道妻子是出于商业利益而娶，所以，他们只好对家族成员的婚外情视而不见。
利益是婚姻的主要甚至唯一因素，是世界所有社会共同的属性。‘门当户对’、父母‘包办婚姻’，在欧洲历来就是这样。特别是，在近代之前，欧洲城邦国家王室之间经常联姻，用意就是为了外交政治，为增强国家实力、避免战争。最有名的例子包括，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的威廉三世国王，他本来是荷兰奥兰治王子，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进行跨国联姻；‘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三世成了英王，结束了一场大危机。另外，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也充满了这样的跨国政治联姻。
感情主导婚姻，首先发生于两百多年前的西欧，其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经过中世纪末期开始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到18世纪末，西方人对‘人为什么活着一人是什么’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功利主义婚姻与人际关系的批判，突出不顾家庭束缚、追求个性化爱情的故事，其结果是让‘个人’开始站起，包括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行为主体空间，这些反思当然涉及‘什么是婚姻’、婚姻的决策权问题。第二，经过16-18世纪近三百年的发展，商业革命已使西方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收人水平已经足够高，市场已很发达，特别是像保险、借贷等金融行业也足够发达了，这些让个人可以更多依赖市场解决生活安全问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必须依靠家族、宗族这条独木桥。当然，从178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革命，更是加快了市场发展、提高了个人收入，这些都对婚姻、家庭、个人空间产生很大的影响，淡化了婚姻的利益因素。是市场的发展、文化反思，让爱情逐渐颠覆了功利性婚姻。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没钱、没饭吃的时候，其他诸如自由、感情的东西就管不上了；而即使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了，没有家庭之外的方方面面市场，那也还是不行。
中国越来越高的离婚率，证明婚姻已经不再是利益交换的代名词。按照美国UCLA大学阎云祥教授的研究，即使是东北农村，农民也不再把婚姻之事叫作“说亲家”“说对象”，而是叫作“找对象”“谈恋爱”，婚事的选择权已经从父母转移到年轻的当事人身上。这些文化变迁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但确确实实在中国社会发生。
很多人说，经济学家动不动就谈市场的重要性，好像世界就该这么冷冰冰的，什么都以货币计算、交易，什么都“亲兄弟明算账”，没有“人情”。可是，实际上，就如我跟陈笛交谈的那样，如果没有市场的深化发展，整个社会反而没有浪漫，没有爱情，没有“人情”，到处只有利益。在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连婚姻、家庭都要跟商业目的、利益交换捆绑在一起，让你搞不清对方想娶你是因为你对他的商业、事业有利，还是因为他爱你这个人！结果是，社会中表面有“人情”，实际没有属于情感的空间。
商品交易、金融交易的市场化发展，本身就意味着许多人际利益交换从婚姻、从家庭家族中剥离出来，意味着家庭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清晰，淡化了婚姻与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强化了婚姻与家庭的感情功能，把那些冷冰冰的利益交易留给市场去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拥有足够发达市场的社会，反而才可以普遍充满浪漫、充满情感，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连婚姻、家庭都必须定义在利益交换上。
如果没有任何最低社会保障福利，那些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不幸运、还是失败的人怎么办呢？那不是很糟糕吗？实际上，通过征税建立最低社会保障，可以鼓励更多人去大胆创业、冒险，因为即使冒险创业失败的人，也不用担心没法过上基本的体面生活。你想想， 一个社会再富有，如果有太多人连基本体面的生活都没有，那些富有的人能生活得安稳吗？难道不会出现社会秩序、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
个人可以花的‘收入’不能只包括过去和今天的收入，也该包括你未来的收入，也就是你一辈子的收入。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收入预期，这些收入加在一起，是你可以花的总数。意思是说，只要借的钱没有超出你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你还是在自食其力。
陈笛从小就喜欢钱，对钱、对她自己的东西最珍惜、最保护，包括收藏她小时候用过的东西。只要涉及要她钱的事情，就会本能地极度警惕，会不顾一切地保护。所以，当听到美国民主党主张多征税，特别是针对富人更多征税并用于转移支付时，陈笛就坚决反对。那么，对待失败者、对待低收入阶层的态度如何呢？她说，如果她的父亲能够从那么贫穷的湖南农村爬到美国、能成功，那么，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人就没有理由不自己成功。她说，他们的条件无论如何优于湖南农村的条件，他们不能赚到足够高的收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是懒惰所致，政府和其他人不应该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