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神性与文学的不朽

        读完著名学者兼作家摩罗的《不死的火焰》，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让你深深感知文学何以用普通文字的抒写而变得优雅高贵？写作何以历尽艰辛终于成就作品的精深伟大？作家何以凡体肉胎成就精神不朽？都是因为人的神性！

        世界没有神，但人心却又神性，那是一种精神坚守！“神性”其一是人的精神性主体，人在社会中主要是以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非物质性的存在；其二是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精神性存在，除了有日常生活的本我的层面外，还有一个超我的层面的存在，这就是物性之外的神性。否则就不可有能在静默的文字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反响，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创造者用全身心的能量汇聚一体来成就了作品，这就是人的俗世中的神性，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精神不朽。

         真正的写作所应具备的品质，对人生万象世间万物的悲悯，人的精神自由无拘及浩瀚广博，以及支撑与联络这一切的想象力的强盛，笼统来看，这一切，既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书写者的基本素质，更是一个成就伟大作品的作家之深邃渺远的灵魂。正如作者在《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中说的：“伟大作家需要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需要同时介入形上命题和生民日常生活之苦难的心理素质，需要为每一个病号的肉身痛苦无望地呻吟、为每一个囚徒的孤苦无告黯然伤神的神经质式的敏感与善良。”这里，囊括了成为一个写作者“伟大”气质的重要品质：“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精神能量，还有“神经质式的敏感与善良。”式的人类悲悯情怀，这就是写作者作为俗世凡夫的神性。

        这就是一个真正有人类使命担当的作家的品质，是高贵与浩瀚的文学作品本身的必然选择，人之所以伟大或不朽，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世俗的庸常繁琐，深入了精神的最高境界而散发了人的神性，是正如作者所引用的一句话“人的终点就是神的起点”，文学尤其是那些堪当洞穿宇宙万物深隐细密的性灵从而奔向人类终极性关怀的作品。而穿越“人的终点”即物质性主体进入“神的起点”即精神的坚守或信仰后，达到心灵的最深邃层次与呈现精神的最灿烂景象，那就是体现了人的神性，这也许就是摩罗所说的“不死的火焰”吧！

        可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立言”为目的的写作者，即使身处俗世，只要一颗不断追求人的神性的高贵心灵，作品就有无限可能，也终将不朽。

        这就是文学之所以高贵、深邃以致不朽的根本原因吧，它需要写作者具有真正的人间悲悯、自由高贵的精神、神游万物的想象力。

                                                                              文学与悲悯情怀

        文学即人学，此命题的含义有二，其一是，文学创作是写作者的精神性生产，其二是文学的阅读对象是为社会为人类的。因此，从此二者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是一种精神性的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的本质就应该是写作者在精神世界中作真善美的反映与传递和积极向上能量的熏染与陶冶，其中，尤其不能逃避对苦难历程的人生本质作感同身受的悲悯式终极关怀。

        由此以来，文学无论反映什么，都应该是对渗透着人类深层苦难的悲悯情怀下的一个精神关照。于是摩罗说：“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这命运既有清醒的洞悉，又能担当起命运的重压，并在不懈怠的担当中悲悯一切受难受辱的生灵。一个作家的才份有大小，艺术修养有厚薄，但他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就必须具有这种品性与情怀。”而且他还进一步强调：“悲悯的情怀——这一点极为重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它不仅是一种人文素质，而且是一种艺术态度和写作立场。”确实如此，悲悯情怀，是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真正目的与意义，否则，写作者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他是以什么目的来进入写作这一项精神性生产事业的呢？他又是以什么来标榜写作的意义和体现自我价值的呢？问题都百川归海式归结于：写作者对人类万物的悲悯，或许这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吧！如果没有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悲悯，我们就不免对一个写作者的文字生涯值得怀疑，要么就是纯粹的文字游戏，甚至是为或得名利亦或是某种不可高人的目的。关于创作的初衷和价值观，潘新和教授曾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特别强调：“动机、价值观是首要的，因为‘态度（动机、价值观）决定一切’。”因此，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情怀，就很难去在精神的受难中承受苦楚并内化为人类文化的文学作品，所以，摩罗进一步强调：“一个作家之所以具有一点悲剧精神，首先是应为他不但以个人的名义看清了苦难人生真相，而且愿意以个人的名义担当这样的苦难人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写作者都能堪当此重任的，那些“没有足够的勇气与精神力量成为个人”，“只能努力将历史实存‘真实地’映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因为“缺乏文学所必不可少的想象与虚构、重组与再造”能力，“这样的文学只能给人以观念的束缚，而永远不可能给人以审美的自由。”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成为不了真正的文学，因为写作者没有摆脱世俗的物质性层面，或者说不能从此层面超脱，进入人的神性的层面，所以，精神就没有深广度，因而没有具备“审美”的特性，自然是没有悲悯情怀及对人类苦难的致以精神的关照。

        然而，这种悲悯情怀，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只有那些堪称“伟大”的名人或精神能量巨大的人才具有的，即不是哪一类人所独有的，具有这种情怀与世俗的职业或文化程度也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和一个人的精神或生命力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摩罗在《拯救灵魂》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北京东郊住着一对捡垃圾的老人，他们在捡垃圾的时候，捡到了五个病残的女婴，并收养了他们……”由此，他进一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关怀别人，并不全是由人的能力决定的……为世界承担责任的现实能力和精神能力常常是不一致的。我们老是强调自己没有这样的现实能力，其实主要是没有这种精神能力。那一对捡垃圾的老人现实能力很弱，可是精神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做出了放在我们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有一对极其重要且对立的词语即“现实能力”与“精神能力”，“现实能力”即世俗意义上的物质属性的能力与财富多寡有关，“精神能力”即心灵世界中的精神属性的能力与精神的强弱高低有关。这两种对立统一的能力，在当下社会，好像更具有相互背离的关系，即现实能力强大的人，精神能力却往往好似更贫弱，而精神能力强大的人恰恰现实能力却往往稍微弱小。这不禁让我想起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且被世人成为“贫民圣人”的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和事迹，从二十多岁感受心灵的召唤致力于帮助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贫民服务，用爱与关怀为贫民致以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以无限悲悯的终极关怀。“贫民圣人”的称呼形象地表明了她的现实能力之“贫”与精神能力之“圣”的合二为一的美好相融。

         所以，摩罗在《戏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中说：“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以成为大作家。”一个对人类万物始终有着悲悯情怀的人即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这也就是“博大的爱”，在看到人世间苦难的同时持以一种佛性的悲悯精神的同情，深深感受人生的“痛并快乐”的本质属性，于是才会历尽千辛万苦也依然有万死不辞的决心去为人类受苦，并深入芸芸众生之间的苦难中体味感受内化并抒写，这样的作品就是精神升华汇聚的集大成者，是浸染了超我的精神神性境界后赋予人间苦难以悲悯情怀的终极关怀的伟大作品，自然也就能给读者即苦难的人类以苦难悲情的抚慰。

         因为，悲悯情怀即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是佛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菩萨心肠的舍我其谁的博爱。作为一个真正以“立言”为目的的写作者，必须要以这样的一种“入世”情怀的方式进入写作，他的肉体凡胎方能超越俗世的自我不断寻找到超我进入人是神性，他的作品才可能有“伟大”或“不朽”的时刻。

                                                                      文学与文化精神

        “因为人的最高的存在形式，不是社会的，而是精神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对准人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摩罗于是说，事实上，写作本质上就是人的精神生产的一种艺术。文学作为艺术殿堂里写作者的思想体现，更是精神的集大成者。

        于是作者说：“文学应该站在精神的最高峰，最全面地展现人类的内外生活。”可以说，作为写作，无一不是人的精神性的吞吐，而精神性的文字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人作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他又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所以，他的书写就不能不看作是社会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个点或部分，即人的精神成长是民族或世界文化的结果。

        文学的高度是由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高度及人的神性决定的，而人的神性是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来决定的。《文学与精神认同》中，摩罗直接阐明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特性：“艺术应该是最能体现精神自由的，无论是它的创造还是接受，根本的意义都是在为人的精神自由开拓更广阔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精神的自由度就是一个人生命力的强度，是一个写作者言语生命力即表达能力的强弱。作者说：“一个人生命力的强弱，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我认为就是看他想象力活跃的程度如何。一个人的想象力强，就说明这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强大；一个人的想象力弱，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弱小。一个人想象力如果衰竭到零，就说明他内在是精神生命力已经衰竭到零。”所以，一个人的神性的强弱，某种程度上，是成就他思想与精神的高度的，也就决定了他在观察与体验人世间的宽度与深度，从而成就他作品的精神力度。所以，作品不是凭空而来，是人的神性决定作品的高度。

        然而，个人精神的丰厚与积淀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来的，是建立在海量的阅读上的，更是站立在民族与世界之林优秀先进的文化当中的。摩罗透过当下作家思想的贫瘠和精神的贫弱的现象去历史与文化中寻找原因，于是得出结论：“艺术不是一个仅仅凭依个人天才的工作。它是站在文化基础上所做出来的，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来，那是由于他所处的那个民族有非常伟大的文化。在伟大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诞生他的伟大艺术。他的个人才能只是从民族文化中感受到这些东西，然后用自己的灵魂和天才的想象力，把它从无到有生成一种文本，生成一个形式。而真正内在的东西，绝对要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背景。”民族或世界的优秀文化，是血液，是钙质，是精神营养，没有这些精神资源的孕育，即使有很好的个人才能，也是很难出现伟大的作品的。同时，摩罗还从时代文化环境的消极方面给写作者个人才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上来寻找作家作品之所以“缺钙”的原因，于是说：“一个恶劣的环境对艺术天才的最大的戕害，这一点也证明了，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它不是个人天才的产物，而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如果民族文化呈现情况好一点，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肯定就会更加广泛，更加有深度。”所以，在写作上，只有身处民族与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之“大河”流中，个人的写作艺术的精神性生命之“小河”才能“水涨船高”，由此，不难看出，写作与阅读的关系，纵观中外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在广泛涉猎世界或民族的伟大经典的文化而成长起来的，正如，牛顿曾说的：“如果我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作，就是如此，没有阅读以致广博的海量阅读，就没博采众长的可能，一味的孤芳自赏、闭门造车，那是很难取得大的成就的。这是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的：“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宋代黄生谷）这就是朱熹《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写作者的写作就是那“半亩方塘”，它之所以能够时刻“清如许”，不过是因为写作者通过不断地阅读来使它源源不断拥有“源头活水”，从而使写作者心灵与精神永远处于“活水”状态，不断得到洗礼和提升，从而使人获得神性。

                                                                          文学与想象力

        摩罗说：“文学想象力就是在既有知识体系之外思考问题、理解世界、建构意义的能力。而文学创作的能力，就是在这种想象力的基础上，用文本的方式按照应然的面貌建构为自己所向往、所迷醉的艺术世界的能力。”想象力与知识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知识可能成为想象力的绊脚石，即知识越多的人，想象力反而越弱，因为知识的框架可能限制或制约了想象力的发挥，比如，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小学未毕业的知识程度却创造了丰富而不菲的文学佳作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曾多次提到过，想象力与写作的关系，没有想象力就没有真正的写作。但是基于当下作家或是学生在写作中为何难以产生伟大作品或文思枯竭，还是不知源于何种因素，在看了摩罗的《不死的火焰》后，作者提到对“想象力”的阐述，让我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我觉得想象力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问题，想象力不等于思维。想象的活动不是简单的思维活动。思维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想象力它不是一般层面的问题。不是思维层面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它不是一般层面上的文化问题，我认为它是直接跟一个人的精神领悟力，跟一个人的信念紧紧相关的……对于一个敢于为他的想法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承担患难的人来说，任何事情他都是可以想象的，他有最伟大的想象力，最开阔的想象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想象力，不是简单的思维活动，而是心理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精神层面问题：“敢于为他的想法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承担患难”，这就是一个责任担当问题，而当下，无论是学生还是作家，真正具有勇于责任担当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仅此就不难发现当下的人想象力的缺失或贫弱。到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当下作家为什么难以出现伟大作品，摩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作家太关注现实，太实际，缺少超越意识和逃离意识。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作家逃离现实’，在思想认识上，在介入生活上避免离生活太近……不应把文学降低为宣传。”“太关注现实，太实际，缺少超越意识和逃离意识”这是当下社会和人们的最大通病，也是我们缺少想象力的根本原因，缺少一种超出实际的物质层面而进行精神性的关照，当下的学生为何对写作产生恐惧的为难情绪也不过如此：太现实，被物质属性的世界死死困住，身心作茧自缚，又何以临空作精神的关照呢？难怪摩罗质问道：“而我们呢，为什么想象力就降到了零呢？我想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没有信仰了，已经没有信念了。”“没有信仰了，已经没有信念了”即我们心中没有值得相信的东西，一切都是唯物拜金罢了，我们目之所及，又何尝不是呢？每个人也不免抿心自问？那是因为“人们心中没有神，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起码的制约。所以我们心里只有功利，真是太唯利是图了。为了利益，我们什么恶劣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了利益，我们无所不为。我们缺乏功利之外的审美的思维，缺乏在信仰、信念支持下的精神自由的东西。”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与社会这两个层面，首先，从个体角度，我们很少有真正具备一种担当精神，精神的软骨，责任的逃避。从而导致社会层面的文化问题，我们生存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无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样一个“大染缸”的酱染下，要“出淤泥而不染”是比较困难的。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摩罗在此反复强调“想象力”与个人的担当与群体社会的关系：“想象力跟一个人是否愿意为那件事承担责任是紧密相关的。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想象力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很值得反复思量，敢于承担就自然敢于想象，所谓虚与实，即梦想与现实，不是断裂的，而是连接的，关键在于责任，在于想象，这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想象力，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传奇。

        “想象力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群体的，是属于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的。”关键是我们要真正认识何以为想象力？它是文化的，社会的，其次是群体的，民族的，最后才是个人的，自我的。作为写作者，必须要不断融入民族与世界文化之林，广泛阅读吸收，展示人的神性，方能吐露精华，成就作品的不朽。

        摩罗在《文学与精神认同》中指出：“艺术指向人的直觉和想象力，指向他的整个灵魂，它以表象的方式激动人最深层的内心情感。”在《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中进一步说：“摆脱人类既有知识体系的束缚，到知识体系之外去体察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灵魂的浩瀚诡异，体察内心深处隐秘的冲动和欲望，这是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言，必须“摆脱人类既有知识体系的束缚”从而进入“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灵魂的浩瀚诡异”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摆脱人的物性透出“神性”，才能拥有独立自由的文化精神，才能具有穿梭于万物灵犀相通的想象力，方可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