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房前的铁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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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依稀是幼年上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每人臂弯里提一条没有上漆的木板凳，背上的书包随我们晃动的小身躯跳跃。我俯下身子，猛地发现自己光着脚丫，那个铁铃铛马上就要敲响，我心里既焦急，又羞愧，使劲地睁大眼睛，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在这混乱的梦境里徘徊。终于，我挣脱了梦境，醒了。

那些过去的影像，时常从我记忆的大仓库里揪出来，翻开层层叠叠的往事，渐渐地苏醒。它带着时代的烙印，穿越时空的长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眼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满六岁，就读于荆石小学的学前班。那时的小学堂都办有学前班。我们班上的孩子都需要自带一条小板凳去学校，一学期完成后，再将板凳带回家。

教室的左手边是卫生室、打米场，右手边才是教室。课桌，学校里是有的，缺胳膊断腿的一次又一次修理。不需要修理的，也很破旧，不是挨了刀伤，就是挨了笔伤。至于其它年级需不需要学生带凳子，我的记忆里搜寻不到答案。只记得，学前班的教室里摆满了高矮不一、颜色各异的板凳。当时，乡村学校的同学还挺多，坐满了整间教室。老师从过道穿过，都得侧着身。

读一年级时，我们就不用带板凳了。后来，一直没再带过凳子去学校。几次听高年级的同学说，我们学校大多数教室都是危房，很快就有新教室了。当时，我对于危房没有什么概念。只看见，有几间土砖教室的外墙都开了缝。刮风下雨的时候，满经沧桑的教室在狂风暴雨中更是摇摇欲坠。于是，学校只得放假。这些房子并不成群，三三两两坐落在操场的东南方向。有几个年级是借附近的民房作为教室的。我们上的一年级上册、三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全都是借学校附近的民房读书。

四年级时，四五六年级以及老师的办公室连成一片，四年级教室的土砖外墙开了裂，像眯成一线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神奇的世界。教室的左边有一棵高大的水桐树，粗壮的主干，花开时一树白喇叭，绿叶飘散的时节，勤劳的人们扛起一个背篓，拾起水桐叶，猪们可以大饱口福。水桐树见证了这所小学的繁荣与衰败，喧闹与宁静。

刚入学不久的小男孩，调皮捣蛋的会去掀女同学的花裙子，那双探索世界的眼睛，闪烁着疑惑。老师严厉的目光、大声地训斥。于是，小同学懂得了“男女有别”，待人要有礼。

“叮当、叮当”的铃声响得有些粗狂，有些急切，带着权威，在操场上回荡，在风雨中飘摇。同学们听到上课铃声，拔腿往教室方向疯跑。

我们小学的铃铛非常特别，它悬挂在老师办公室前的石柱上，是一块圆形废铁，它全身铁锈，满目沧桑。不知道，老师们是从老乡家里还是打铁师傅那儿寻来了这样一块宝贝，便成了我们的上课铃铛。没有专门敲铃的老师，老师们轮流举起小铁锤敲击着铁铃铛。铁锤撞击废铁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粗狂，好似一个感冒的中年男子。下课铃，敲得舒缓，透出欢畅，宛若我们温和端庄的班主任李老师。上课铃，敲得急切，透出急躁，就像我们严肃苛刻的数学老师聂老师。铃声的大小、急缓，除了由同学们的心境决定外，主要是由敲铃老师的性格控制的。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李老师的文字——《师爱》里就不展开叙述了。数学老师聂老师是一位时常板着脸孔，教学严厉，性格暴躁的老师。聂老师也爱笑，但是笑中带着牵强，带着僵硬。当时，聂老师上了五十岁了，寸头上夹杂着许多根银丝。不怀疑，这也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可是，当时作为好学生的我，一遇到上他的课就战战兢兢，生怕回答不出问题，生怕吃鞭子。那些成绩差的同学，可想而知。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聂老师，他的教育方式我仍不敢苟同。气愤和埋怨是没有的，但我诉说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难道，我不懂得一点感恩之心？”我自问。聂老师对同学们非常用心，不用怀疑。抖开我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几记响亮的耳光。

聂老师教我们小学数学三年，从四年级直至小学毕业。不受鞭教，不吃耳光的孩子，大概只有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的儿子诗咏同学了。

那一天，我莫名其妙挨了聂老师一顿打。这是我读书生涯中第二次挨打，第一次也是聂老师。第一次的记忆很模糊，也许只是因为做错了题，被老师用教鞭打了手心。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动过手，之前之后也没有老师对我动过粗。

那天的课堂上，聂老师布置我们在数学基础训练上完成单元测试。基础训练发下来，聂老师在教室踱步，检查同学们测试的情况。有几个同学，已经招他骂了。我感觉这次的测试有点难，题目答得有点乱。我勾着头，缩着脖子，怕被聂老师发现。运气真不好，这时，聂老师走到我身边来了。他在我身边停留了数秒，发现了我的错误答案。“啪”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到了我脸上。“这样简单的题都不会做。”聂老师咬牙切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凶狠模样。我被打得发懵，还来不及去抚摸发麻的脸，“啪啪”连续又是两个耳光落在我的脸上。“练习册画得这么脏。”又是一阵大声训斥的声音。

我看着基础训练页面上一道道红杠，横七竖八地交错，准是同学之间交换改测试题时被哪位调皮的同学划上的。我的脸滚烫滚烫的，也不和老师解释，更没有争辩。

那期的期末考试，我们班级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是学区第一名。那一次考试，我考了班级第一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五年级上学期。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考了班级第一。我们班从四年级至六年级，在李老师和聂老师的带领下倒是期期是学区第一。

老师的耳光让我在二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伤害是有的，气愤和恨意却是没有的。如今，学校里很难遇上这么负责，脾气又这么暴躁的老师了。

偶尔的，天气晴好的日子，铁铃铛背后，会传出悦耳的琴声，穿透土砖办公室，像一个俏皮的精灵跃入每一双小耳朵，曲目一般是《北京的金山上》《世上只有妈妈好》。无数双好奇的小眼睛瞪得圆圆的，爬在窗台上，透过窗棂，里面有一个最时髦的玩意儿正发出愉悦的声响。漂亮的女老师，双脚踩在踏板上，十指纤纤，抚弄琴键。一旁欣赏的老师，闭着眼睛，手指轻击桌面和着节拍，沉醉在这一片优美、雅致笼罩的情境中。

几个学期后，铁铃铛换成了铜铃，退出了历史舞台。铜铃不再需要铁锤的敲击，只需轻轻地摇动，便发出“叮当叮当”清脆的声响。小学七年（包括学前班），我们大半的时间借民房作教室。七年后，我们离开了学校。又过了几年，危房学校也终于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回想起来，那却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