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与执念的较量 ——《秋菊打官司》与《我不是潘金莲》观后

今天下午，我看了一部老电影，《秋菊打官司》。晚上，又看了一部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两部电影的导演，一个是张艺谋，一个是冯小刚，算是当代中国最著名，最主流的导演。只是两部电影被观众认可的程度，却似乎是天壤之别，一个被奉为经典，这应该是公认的，一个却收获骂声一片。以致于对于后一部，我没想过要去电影院看，而且即便是下午看了《秋菊打官司》后想起了，也很不愿意去看，而是只想看看内容介绍。

这两部电影，能够得到如此天壤之别的待遇，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的片名，这是一部很深刻的电影，可是却用了一个标题党式的片名，一下子就影响了观众的观感。因为想要看文艺片的人，是不屑于看的，而想要看轻松的或者有趣的故事片的人，它也满足不了要求。当然还在于主演范冰冰，这是个足够红的演员，也是个被黑太多的演员，她的演技好还是坏，我不敢妄评，可是她对于此片的影响，却是冰火两重天的，粉丝团足够壮大，黑丝团也足够壮大。

对于电影，两部的主题很相近，就是极度偏执的女主人公，为了她所谓的要个说法，无休无止地告状打官司，围绕这件事显现出的众生像。相对而言，前者的故事其实更简单，而且似乎还兼有了普法的功能，人物的性格特点也都更简单，呈现的也不过是个乡土中国的面貌。

秋菊想打官司讨个说法，起因是她丈夫骂村长，村长踢了他。这是个有因有果，情节也很简单的事，后来经过乡派出所李公安的调解，村长赔了医药费，只是因为付钱时的斗气，秋菊再次反映，然后李公安再次调解，替村长赔了不是。可是秋菊却因李公安拿去赔不是的点心是自己买的，而再次斗气。后面又到县里和市里告状，不休不止，最后又因调解不成而打了官司把市公安局局长告上法庭，败诉后又把事扯到检察院。秋菊难产危机时出手相救的村长，在准备去喝秋菊儿子满月酒的时候，却被检察院以伤害罪拘留了，秋菊焦急悔恨的眼神定格在了最后的画面上。

其实这个故事是有硬伤的，对于普法而言，是做了不好的示范的，比如秋菊是要跟村长讨说法，可是代理此案的吴律师非要说必须先告市法院，然后绕一圈回去。本来这个案子，不需要这么复杂，秋菊只需要告村长，诉求是为踢伤她丈夫的事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这也是乡派出所调解做出的决定，只是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后来县里和市里同意乡里的处理，理由也是如此，可是却非要让秋菊绕一大圈。后面的对于伤害罪的刑事案件，这种轻微案件，应该是民不告官不究的，秋菊提的并不是刑事诉诉，可是最后村长却被拘留了。

现实的生活里，似乎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听到人说，虽然你觉得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等等，这绝对是些误导。法律是社会的最低道德，是公序良俗的规范化，只不过是法律要讲究证据，更加规范，而不是公然违逆了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这不是法律不好，是普法的和执法的人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已。而此片被视为普法剧，可知当时的普法工作的状况和局面是多么不堪了。

与之相对，《我不是潘金莲》，就要深刻了许多，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信访等领域的众生像。李雪莲和丈夫因为私心而假离婚，办理了真的离婚证，后来，丈夫秦玉河却变卦不愿意复婚了，还另娶他人。应该说，这就是李雪莲自己的小聪明把自己坑了，自当自己承受结果。可是没有一个人直接地说这句话，或者围绕这句话做工作，比如县法院的法官王公道，还煞有其事的审判当初的离婚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引发一系列的告状，展现了许多官场众人无可奈何下的推诿与应付甚至糊弄压制。

这部电影，与其说是讲一个农妇的故事，倒不如说是在讲官场的故事。我们的官场，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或者这个故事里，揭示还是不够的，反映出的官场人物，其实都很尽职的，他们对于这个案子的态度，也基本正确：因为李雪莲的诉求，本来就是无理的，属于缠访闹访，无理取闹，可是，对于她，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解决问题，给她说法，她又不接受。可是为了面子上的光鲜，就不能让她去告状，不能让她在“两会”的时候出现在北京，于是，上级基本合理的要求，到下面就层层加码，层层歪曲，弄得极其拧巴，不知所云，执行的人，充满了无奈。

深一个层次讲，这部电影，反映的其实是政府官员和群众之间的隔膜。市井乡村的老百姓有她的一套想法，官场中人们有他们的另一套想法，两类人碰到了一起，两种想法碰撞，就展现出了鸡同鸭讲的效果，李雪莲不相信官场中人，官场中人也不相信李雪莲。而现实中国中，官场与乡村社会，也是隔得天高地远，各自按各自的一套思维和系统运行，倒也相安无事，平和宁静，可是冒出一两件这样的事，就暴露出了问题。

从历史层面讲，中国从皇权社会到公民社会，也不过一百多年，皇帝虽然没有了，帝制的思想却仍然深深埋在人们心中，于是，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样子。比如，按帝制或者专治的做法，李雪莲就给被诬告及欺骗处理，如果按公民社会的思维，对于这种不违法的无理取闹，让你去喊去叫，保证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可以。或者按时下的，即剧中的场景，按缠访闹访处理，都是可以的。可是，现实中，为了表面的和谐，就不能让她去告状，为了头顶的傻帽，亦不敢按缠访闹访去处理，更没有足够的智慧，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这个问题怎么办？在当下中国，其实是无解的。

其实我国的信访工作面临的现实，比电影中反映的要恶劣很多，一方面，许多政府部门只想息事宁人，违反原则，满足无理要求也都在所不惜，同时，又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不法不公长期存在，无人担当。另一方面，一些缠访闹访专业户，摸准了政府的脾气和命门，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提无理要求，漫天要价，行要挟绑架之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亦必要可怜之处。就是这些人的真实写照。而这样的行为和做派，最后出现了一个双输的局面：公权力系统失了原则和权威，恶的风气被助长，真正的有冤情的上访诉求得不到公正对待。

就故事而言，这是一篇好小说，却没有讲一个好故事。电影里的故事，说的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极端的没有代表性的事件，社会基础不牢固，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故事显得假，不能吸引人。其实小说和电影都如此，好的故事讲故事，不好的故事让人思考。这本是个很小众很深刻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些很深的问题，却用了一个很商业化的剧名，导致一切都拧巴了，让它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如标题所言，这两部电影，归到一起，就是规则与执念的较量，当然这只是本身。电影想要表达的绝不是这些表面的意思，而是想透过表面的现象，让人们进行思考。至于思考的结果，好与坏，就只能交给时间和此后的现实来考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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