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宣判:别再满口死刑，却一脸无知
(一)
昨天，备受关注的江歌案正式宣判，凶手陈世峰获刑20年。
宣判后，各路媒体纷纷炸开了锅，对判刑结果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陈世峰不死，我们都将陪葬。
我知道，江隔的妈妈在法庭上晕倒，在事发后悲痛欲绝，在案件审理前，她也呼吁人们签字，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
我也明白，陈世峰心狠手辣，泯灭人性，理应付出代价。
然而，脱离现实谈死刑，更像是耍流氓。
早在江歌案刚引起争议时，奴隶社会的一篇文章就援引了世界各国的刑法状况——
在联合国的195个成员国中，53%的国家在法律上废除死刑；
3%的国家原则上废除死刑，但在特殊情况下(战争时期)可执行死刑。
26%的国家法律上维持死刑，但至少十年未执行，或处于中止执行；
仅有18%的国家，真正保留了死刑；而中国，是每年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远超伊朗，沙特和美国。
也许，在我们眼中，陈世峰就该以命偿命；但废除或基本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现象也有弊端，但一味推崇死刑，枉顾世界潮流，更显得缺乏理智。
(二)
在有些人看来，呼吁陈世峰死刑，代表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也是自身正义的表现。
他们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这种心情无可厚非，但此类论据，一样站不住脚。
首先，过失杀人，激情杀人和蓄意谋杀，于情于理，都有着本质区别。
在法律上，三种情况的定罪，也各不相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我们认为，无论过程怎样，手段如何，杀人就该偿命，我们又能怎样期待过失杀人者承担责任?毕竟，套用陈胜起义的名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然终有一死，为何还要主动自首，承认错误?
当然，按照庭审记录，陈世峰故意杀人且早有预谋，不在上述讨论之内。
但一命偿一命的逻辑，也实在不乏漏洞。
如果杀人需要偿命，挖掉别人的眼珠，是否应该失去眼睛?盗窃他人的财物，是否该被砍掉双手？
如果上述问题成立，我们的道德与法律，司法与社会，又和人类文明初期的《汉穆拉比法典》，塔利班统治下的极端政权有何区别?
文明发展至今，不是为了严刑峻法，更不是为了冤冤相报；杀人自然不该容忍，犯罪也理应受到惩罚，可如何量刑，怎样定罪，都需要专业的判断，理性的决策，绝非一句空话，一桩案件所能断定。
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杀人就该去死，法律的一切解释豁免权，都掌握在身为外行的公众手中；明天，我们又会因为什么，以法律为名，将一个人判处死刑?以此类推，中东国家的荣誉谋杀，又是否会变得合法?到时候，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安危，谁来保证?
这不是骇人听闻。在日剧《legal high》中，律师男主就说过，民意的力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法律。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民意高过了一切，让法律失效，却没有定论，没有边界，甚至被人恶意操纵，无法代表公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面对悲剧，你可以愤怒，可以不平，可以无奈，但绝不该为了一时冲动，无视法律的客观。
更何况，法律的严苛，也许会震慑人心，却未必能直接降低犯罪。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拐卖儿童不判处死刑?
对此，有位答主说，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拐卖，你是希望TA平安归来，毫发无损，还是希望TA早已被人撕票?如果拐卖儿童一律死罪，人贩子又会怎样对待孩子?而且，和判处死刑相比，怎样打击此类犯罪，才是重头戏；如今，我国针对拐卖儿童的执法不严，即使对拐卖儿童判处死刑，又能吓退多少人？
有时候，量刑，只是法律公正的一部分；它当然很重要，却不能代表一切。
(三)
当然，质疑法律，呼吁修改法律，也是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正是对法律的质疑和挑战，才换来了司法的完善，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2005年，美国女孩杰西卡被强奸犯先奸后杀；此后，她的父亲四处游说，呼吁加强立法，严惩强奸，历时八年，影响了全国35个州，感染了成千上万人。最后，美国的45个州，通过了旨在追踪强奸犯的《杰西卡法案》。
百余年前，以苏珊 安东尼奥，露西 斯通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不惜一切努力，为女性投票权奔走效劳。她们集会，静坐，结社，诉诸议院，甚至不惜绝食抗议，终于在一战过后，让欧美女性普遍获得了参政权。
然而，无论是杰西卡的父亲，还是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他们的斗争和质疑，都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气血上涌的冲动。
最早的女权活动家，就有自己的组织，联盟，俱乐部，乃至观点，文献，活动纲要。
他们对法律的不满，也不只是简单的愤怒与宣泄；在他们心中，还有更坚定的信念；他们想用一己之力，换来更加公平美好的世界。
此外，无论是女性赋权，还是儿童保护，都是时代的必由之路，而不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四)
所以，当你在一边倒的呼声中，高喊着陈世峰该判死刑时，我劝你三思后行。
罪恶当然不该得到原谅，但无谓的正义，偏激的良善，不仅无法抵制恶，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
死刑的留存，自然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我并非专业人士，也不想讨论这些，只想奉劝每一个激动的人:别再满口死刑，却一脸无知。
唯有公众的理智与头脑，才能让民意回归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