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人类的责任问题》/《致玛吉特·阿伯纽斯》 /《回首铁皮

1、从形式来看，作家这种职业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职业之一。它需要作家长期在写字台旁过着禁欲主义的孤独生活。我不知道，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有没有比与别人一样更可悲的了。这种职业，就其内涵、目的和方向来说，又是最能得到公认的职业之一。从事这种职业的真正的艺术家，任何一个都是有别于旁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为了自己的话能被更多的愿意倾听的人所听到。当我们表现的不是狭小圈子内的“我”，而是能使上百万人激动的事件时，我们就会感到幸福。(［苏联］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作家对人类的责任问题》)

2、您问起我的生存。这很难说。我生活着，把目前的瞬间尽我所能吸进去。我相信彻底的痛苦，相信尘土充满了灵魂，我们为此而踏上征途。我相信不可见的宇宙，我们把自己在黑暗中的所作所为写进宇宙。我感到光的能，它让石头裂开化为音乐，我受难为自己的躯体，为渴念可怕的箭镞，箭镞刺透了我们，从生到死，它促动我们去外头寻找，在风险拍击的地方。

当闪电

点燃信仰的大厦

足涉水

展臂如同空中的翼

这就是内在的过程，神秘地充满了记号。尊敬的玛吉特·阿伯纽斯，你会比大多数人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死亡的缓慢的过程。我从自己的民族得到虔诚派神秘主义的帮助，它连同一切神秘主义成为日常的生存空间流出的泉源，它远离一切教诲、教义，在阵痛中造它的新居。(［瑞典］奈莉·萨克斯《致玛吉特·阿伯纽斯》)

3、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挡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4、与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待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5、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君特·格拉斯《回首铁皮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