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作家严歌苓：从《扶桑》到《芳华》
《扶桑》
《芳华》
初闻严歌苓的作品，是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语文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由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依稀记得那是一场描述主人公陆焉识从监狱归来与爱妻相逢却不相识的悲情画面，作为老戏骨的陈道明，将一个饱受生活摧残的逃犯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感人肺腑。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拜读一下原作《陆犯焉识》，一读便让我从此对这个当过兵的知性女作家严歌苓，产生无比仰慕之情。
严歌苓，美籍华人，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成都军区，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在兵工团中她疯狂的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爱的天昏地暗，把这个年轻少女的心完全占据，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二人的家庭环境差异，只得让她的初恋止步于此，然而挫折之后总能激发人某一方面的潜能，从此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一涌而起，同时这段难忘的兵工团记忆也成为她日后众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桥段，也奠定了其小说重要的情感基线：“人性、爱情、悲剧”
《扶桑》算得上是严歌苓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有幸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主人公扶桑被拐骗至“妓窑”，并远渡重洋去做肉体的交易为主线，深切而真实的描述了在吃人不吐骨头的黑暗旧社会，将穷苦群众的人性置于最卑贱之处，将妇女置于最低贱之行列，同时也展现了以“扶桑”为代表的旧社会底层女性对生命苦难的宽容和虔诚之心，是一代中国旧社会苦难人民现状的浓缩。
仇恨是一种悲剧式的壮丽感情。它使人自我感觉正义、神圣、使命所驱。不是你咬我一口，我必定还你一牙的仇恨，那是低级的动物式仇恨。更高和纯的仇恨是与生命俱在的，它博大得可以没有具体敌对面。就像人的博大却无处施予的爱。这种最高的仇恨可以被许多年地封在那里，黑暗一片，人甚至从不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这片黑暗终于决口，淹没整个思维和理性时，人要做的，不再是有目的的毁坏；人是为了完成一次感情的壮举。所有的烧、砸、杀、奸，都是渠道，作为这片黑暗流散输出的渠道。最初使敌对意识崛起的东西，此时已渺小得近乎消失。人渐渐陶醉在毁坏和残忍制造的壮观中。
严歌苓在写《扶桑》这部作品时，为了塑造一个饱受摧残的女性面对苦难时的宽容，她用了“母性”二字来诠释，作品中提到扶桑以一种女人自身所具备的“母性”来包容和接受一切男人对她的蹂躏和践踏，即便是最后遇到了自己唯一的真爱克里斯，她依然用已经深植于内心的“母性”来接受这份爱情，她却从未想过释放自己真正的灵魂去爱一场，因为她已经被自己牢牢锁在了自己内心的枷锁中。
通篇读完《扶桑》，人性的迷离与生命的卑微赫然浮现在脑海之中，那蕴藏在皮层下的痛苦心灵，即便是等到能够自我救赎的时候，也不敢释放自己的灵魂，而是任由痛苦成为一种常态，悲剧成为一种自然，也许对当时乃至现在所有如扶桑一般的苦难人群，这种存在方式才是最快乐、最轻松的生活。
严歌苓写完《扶桑》后，时隔八年继而推出另一部让大家震撼人心的心作《芳华》，这是冯小刚电影改编的名字，它的原名为《你触摸了我》，同样是严式小说一贯的人物形象、情感基调和人性剖析。小说以主人公何小曼和刘峰的感情为主线，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故事，通过展现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等人在这个团队里面朝夕相处，并且塑造了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的形象，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展现出在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
离开家，叶唯乘上公交车前往市中心。那里有个信德广场，美食娱乐，一应俱全。约定时间在十点半，叶唯到的早，她先去了书店。 书店人不多，一些书放在中间的长桌。叶唯随手拿起一本，封面的暗蓝色深得像夜空，是村上春树的《眠》。 她靠在书架上翻看起来，书是沉默的，时间过得快。她看完一个短篇，发现已是十点十五。叶唯把书仔细合上，准备买了这一本。 她抬头往前走，瞧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他在一列书架前，似乎正在寻找什么。叶唯看到他的身高和身形，倍觉眼熟，当她瞥见他的球鞋时，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穿了那双在超市替她遮挡过的鞋子，他是纪衍。书架上放着都是参考书，叶唯鬼使神差地走近，躲在纪衍后面那排书架，看着他的背影。纪衍抽出一本托福词汇书，红色的。紧接着，他又抽了第二本一模一样的。
《芳华》一部青春舞曲，一部恋爱赞歌，一部时代造就的悲剧，美好的青春总抵不过岁月和现实的变迁，好人所谓的好报不一定会是结局上的圆满，悲情的色彩总是小说给读者最好的礼物。当爱情遇上战争，“青春”芳华成了“血色”芳华，在挣扎与冲突中感悟生命激情的燃烧，感受现实鞭笞人性的痛感。
从《扶桑》到《芳华》，展现了严歌苓入木三分的写作功底，笔下人物最凄美的灵魂在作品中游动，无论是具有大地般包容性的扶桑，还是敢于与血腥残酷战争搏斗的何小曼，无不带入了作者自身的性格与身份，囊括了严歌苓整个写作生涯最完满、最令人感叹的记忆，为读者奉献了两部心灵抚慰的巨作。
向《扶桑》和《芳华》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