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做自学小史

也做做自学小史

一直在斟酌梁漱溟先生所谓的“人生行谊”的教育，他极宝贵地将之视为中国教育将来或许兴盛的根本，乃至于将来中国学术复归于兴旺发达的根本。

就个体而言，所谓“人生行谊”的教育，大抵是自己对于人之为人的思考与判断，而由这种思考与判断而自觉规矩自己的行为，从而与教育合拍共振，顺遂和畅的自求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里不断强调的是自觉与自求。

教育本身之所以和谐，恰在于自外而内的社会化进程与自内而外的自觉自求的同频共振、相互呼应。上世纪末的中国教育，之所以扛起“素质教育”的大旗，并非学业负担过重之一因素，而是自内而外的自觉自求的缺失，使教育本身缺了一种呼应，从而失掉了本质的和谐。

梁漱溟先生早年自作的《我的自学小史》也是从自觉、自求的功夫说起的。

在精神上真正自觉追随梁先生之前，曾极为粗浅地在一所学校的实践中，贸然的命名了一个“新生命教育”的名头。这个名头，一多半源自于陶行知先生新教育的梦想，一些成分又出自于朱永新先生所倡导的新教育实践。更有不小的一份来自于叶澜先生所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还有很小的一份来自于教授肖川一派对于生命教育的思考。

“新生命教育”这个名头，本质上与梁先生“人生行谊”的自觉、自求倒是一路。只是强为之名时，并非真正的处于自觉、自求。只是区域教育当时正在大兴冠名的风潮，必须要为自己所展开教育的学校寻一个名头，从而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径，开辟出一片不同的天地来。现在来看，或许正是这种被动状态下的“自觉与自求”才使得新生命教育本身没有那么的彻底和纯粹。

回顾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性。在为学的经历之中，必然有自觉、自求、自悟的成分。中国以外的其它统称为外国人的为学经历之中，不是没有这种自觉、自求、自悟的成分，而是未必人人都有，未必人人都深以为然而已。这恰是中国文化导引人向内观求的基因使然，也恰是中国人为学的特质。

自求如饥似渴如梁先生那样的，终成了我们所羡慕的大儒。自求并不怎么分明如我辈这样的，只能成为茫茫大千凡俗一枚。自求的普遍与否，深浅与否，不仅仅决定了个人的成就高低，也决定了文化生命自身的长短、厚薄。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形成所谓“中土难生，大道难闻”的晃晃大观，其本质上也在于这种向内观的自省与自求本身所带来的根深固祗。

梁先生如饥似渴的自求值得推广和研究，我辈不怎么分明和强烈的自求也值得总结与反观。

回到新生命教育本身，作为营造和谐生态，激发生命体的内源性动力，让自我、他人乃至一切自然生命精彩绽放的教育。内源性动力引发的自求应是其根本。教者对于自身自求的自省与剖析，对于学者而言，应是最好的新生命教育展开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所有认同、信奉或者愿意实践新生命教育的同仁，都有对自身自求自省和剖析的义务。所谓教学相长，就是在这样的剖析之中，诱发学者的自省、自求，进而优化我们自身不甚了了的自省与自求的局面。

为此，我愿意抛砖引玉，像先生那样，学着做做我的自学小史。不够尽善尽美的地方，权做是对于自求本身终成蔚为大观者的诱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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