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长得好看就可以被人喜欢。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女孩子，爱打扮不好，好好学习吧，把头发剪了吧，不然耽误学习。有时候心血来潮打扮一下自己就会被质疑“怎么打扮的这么好看，是不是恋爱了？”或者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偏见“她长得那么好看，一定学习不好吧”，以及满大街的调侃式宣扬“人丑就要多读书”，so ,长得好看就不用多读书了？

人们一边打压女孩的爱美之心，一边对不好看的女孩冷嘲热讽，这才是最荒谬的地方。

花木兰式困境

性别研究学者戴锦华提出一个概念，叫“花木兰式困境”：花木兰代父从军，在男人的世界取得胜利之后便回家“对镜贴花黄”；进入现代社会，女性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种花木兰式的生存境遇：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秩序之外，“女扮男装”进入男性社会秩序，带来的却是男性的惩罚与阉割。从小被教导要同男性竞争，而一旦她们在学业、事业上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又被要求藏起自己的能力，回家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戴锦华，她恐怕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她恐怕是北大最有个性的女老师之一，从不用讲稿和PPT，在课间回答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提问，穿起西装比男士都有风度。她坚定地主张反省和检讨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性话语的扩张过程。据学生的评价：听她的课，你得专心致志，一串串的术语、一堆堆独到的知识点滔滔不绝的涌向你，稍不留神你就跟不上她的思路和节奏，刚开始搞的你会很紧张，慢慢的适应了你会被感染的思维活跃神采奕奕起来。

当代女性生存的社会依然是男权文化社会。男人是社会空间的参与者和掌控者;女人生存在狭小的家庭空间,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就预言着女性历史的终结。在男性社会秩序中,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是被拒绝的,男性站在统一战线上共同反对女性的进入。以女扮男装这样的方式进入到男性社会秩序,却难以摆脱性别分裂与困惑。这也就是现代女性面临的共同难题——花木兰式文化困境。

如今我们正处于影像时代,影视艺术的发展以汹涌澎湃之势在大众文化中独树一帜,影视文化承载著文化传播的功能,深深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和价值观念。电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构建着性别文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影视文化这扇窗来透视当代女性面临的生存境遇与文化困境。在电影历史的长河中,女性最初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女性电影的出现是对男权话语和男权文化的抗争。女性电影从女性视角出发,细致深刻地刻画女性的处境与心理,开展对女性身份的寻找和认同。

女性不再仅仅是被表达的对象,而是主动的表达者。女性电影是表现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反思和颠覆,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和个人情感的表达,表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中国导演黄蜀芹执导的《人·鬼·情》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戴锦华说:“如果中国有女性电影,《人·鬼·情》是我国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你以为玛丽莲梦露和麦当娜只是胸大无脑吗？

我们都知道那个古老的偏见：女人是没头脑、非理性的，女人与哲学无关。而可笑的是，这样的女性通常是被男人热爱的女性。玛丽莲·梦露,在人们印象里，好莱坞著名女星玛丽莲·梦露是个不学无术的超级花瓶，可从最近披露的史料来看，她还是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梦露的研究者整理出了一份梦露读过的书单，多达430本，以文艺类的小说诗歌为主，但也有科学、政治、园艺等书籍，门类丰富，视野开阔，甚至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但其实，她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女人，而在银幕上，她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女郎。

大家更熟悉的就是麦当娜，她在中学时已开始自修大学预科的课程，成绩优异，经常辅导男同学。但她发现自己却是唯一一个没人追求的女性，这以后她开始扮女性：性感，同时无知。

对女性美丽与智慧不能并存的偏见，在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中是一样的，甚至要更胜一筹。也正因为此，所以很多美女学霸才更加受人关注，人们似乎更想知道那些长得好看又有才华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莫蒂默·阿德勒在《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中提到：真正为古代妇女地位说话的人，最有名的要算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建议说，女性在政治上应与男性平等。柏拉图主张，男性能做的公共事务，女性也能胜任。他承认，在某些方面，女性终究是女性，尤其在政治活动方面要劣于男性。但他认为，个人——男性或者女性——之间的差异，比性别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女性绝对优于一个缺乏才能的男性。

干得好还是嫁的好？

这里说的女性主义，并非女权主义。戴锦华在1987年时第一次自称Feminist，她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有人认为她是为了回避男权，不错，她也自嘲过自己是“没牙的女性主义者”。但这样翻译，是因为她认为女性议题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议题，而不是权利的议题。但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激变，也许今天可以考虑把Feminist再次译为“女权主义”，因为女性的权利已经重成社会议题。

戴锦华表示，当年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女性主义还是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与我们的现实差异甚多，而今天我们已进入到全球同步的生存状态当中，几乎没有根本的差异性，现代女性也似乎处在一个解放、自由和充满选择的生命状态中，同时我们也深深地落到了一个女性主义得以产生的生存现实、生存结构和环境中，以至于威拉·凯瑟在100多年前撰写的《花园小屋》中提出的关于物质与精神、关于女人是嫁得好还是干得好的问题，女性物质的生命保障、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满足、精神的慰藉是否是一对矛盾的问题，突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

独立的生命空间是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物质的保障联系着经济独立，你可以去换取，但他人的赐予、换取，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不付钱的午餐”。她经常说，“我不反对任何女性做任何一种生命的选择，但当事人得清楚，经济的独立、理想的实现和精神的满足，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同样，就是嫁得好，过富足的生活，被人供养，可以买很多包，一样也要付出代价。那么哪个更无法承受？只有你自己知道。”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当女性能够真正做到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和创造力，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不仅会让男人更幸福，这个世界也会因此熠熠生辉，更加美丽。不是提倡大女子主义，而是从内心深处做到自立、自强，不依附别人。

男性被锁死在父权结构中

在当今女性权权利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女性对自己、对现实、对性别权利有清醒的认识，还是可以做出智慧的选择，并获得自己的空间，参与到历史创造、改变现实的过程中去。

迄今为止，人仍是社会性的存在，人需要人。尽管这几十年来，我们持续经历着社会的碎片化，家庭也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于是，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对吧？人需要人，人需要和人在一起。但是任何两个独立的个体的结合都是艰难的，不仅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问题的特殊，是在于他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父权结构当中，而男人整体被父权结构命名为主人，或者说是统治者。作为女性，恐怕首先要明白，就是男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居统治地位、优势地位，但同时男性也被锁死在父权结构当中。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一个女性的所谓失败者和一个男性失败者的遭遇恐怕非常不同，因为父权逻辑设定男性必须成功、必须在主流结构中占位置。而女性的失败尽管同样伤痛，却被社会目为“正常”，因为原本就没想让你入围、入局和加入竞赛。这是主流逻辑的悖谬。

所以，作为一个女性，你首先要明白，一方面男性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男权逻辑的囚徒。其次你要认识到，男权逻辑借重男性神话，如果你相信类似神话，大概只能为自己的受害负责。比如男性生而高大阳刚、孔武有力、聪明能干，必须获得成功，必须封妻荫子，必须让你买得起很多包。

如果你相信这个东西，你一直在寻找能够给你提供这一切的男性的话，恐怕很难说你会获得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不是会对你身边的每一个男性、你生活中的男性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

任何两个生命的结合都是艰难的，都需要更多的聪颖和智慧。要想让爱长存，仅仅凭爱是远远不够的。这里说的智慧包括相互理解，包括坚持和妥协。

爱使人盲目，但是盲目地爱着未必幸福。

References:

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化解花木兰式文化困境--与戴锦华探讨女性文学，解构女性主义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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