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上）丨个体风波3-14

第十四回 个体风波  年广九雇工起风波 胡金林潜回终被捉

1979年3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条“雷达表“的广告，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最早的外商影视广告；6月北京烤鸭店恢复了”全聚德“的金字招牌，中国古老的商业传统纷纷苏醒。

一、“傻子”年广九

在年广九的名片背面用红色字体印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的一段话：“农村改革期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作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曾两次遭受牢狱之灾，两次被邓小平公开提起，经历过四次婚姻，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坐落在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的三层小楼，两台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简陋的铝合金窗和水泥墙，除了做库房，还是年广九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年广九是个泥腿子，不讲排场，不拘小节。说话间隙，他会用手挖着鼻孔，弹射出去，再用刚才的手指给记者递烟；说到愤怒处，他会吐出脏话，假牙也会喷出来，他再捡起来一把塞进去，然后哈哈大笑。

1972年，年广九开始做瓜子生意。1981年，“傻子”年广久雇工超过10人，1982年超过60人，1983年1月，达到103人。然而，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个体户”雇工只能在8人以内。事情闹到了党中央，有人主张要“动”他。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到了傻子瓜子，表示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邓小平借谈“傻子瓜子”支持“个体户”，要求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和“看一看”。

邓小平的话让年广九踏实不少，但他为了保险，还是寻求“红帽子”与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联营，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联营以前，昆山的一个瓜子厂，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但联营以后，他的月工资只有520块钱。他第一个老婆不止一次地吵，“一年放着百把万不赚，去赚那一万块。”最后和他离婚了。

年广九虽然没文化，但是做生意不骗人，讲信誉，炒的瓜子味道香，个儿大，还足斤足两，时间长了干脆就挂起“傻子瓜子”的牌子。他的“傻子瓜子”，很快在全国多个省市设立了“傻子瓜子”专卖店。

二、温州“八大王”

1982年，改革开放的第4个年头，乍暖还寒。在当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随着计划经济的坚冰逐渐松动，财富意识苏醒于商业文明自古发达的温州。当时的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个体经济最活跃的地方，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销售的，做电器的，从上海和其他地方前来进货的人几乎都云集到这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清的电器业迅速发展，到1981年年底，柳市镇的大小电器企业就有300余家。而柳市镇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胡金林，在1981年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了，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号称“五金大王”。

而全国性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浙江省将温州作为重点，而温州将乐清作为重点，乐清又将柳市作为重点，而处于风口浪尖的柳市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

1982年7月，得到消息的胡金林，带上事先准备好的500公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相关证件，跟妻子都没打招呼，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柳市镇。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他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躲就是两年多。1985年1月15日，当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潜回家中，当夜就被警方控制。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7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温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刘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没有跑掉，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把发展和保护个人经济写入《宪法》。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所以那时的人戏称“白天听邓小平的话，晚上偷听邓丽君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