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界(二)环境塑造个体:我们对世界的初理解
环境塑造了人类的生理性和社会性
我们的社会同一性又是怎么来的呢?
社会同一性其实是共同体对共识的聚合,比如当我们说起某个人作为父亲角色时,会自动对他应该有的行为有了预设;又比如不论恋人是否公开情侣关系,都会对对方的许多行为有着基本预期。
所以社会同一性本质就是标签化,是集体主义促进共同体内协作的产物。而它的形成,是长久以来人类社会演化的结果。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我们进化出一系列生理特征以保护我们更好地生存,而“协作”作为个体生存中极为重要的能力,控制了人类极多的情感和行为变化。
比如报复心,是人类为惩罚破坏协作行为而产生的的一种预防机制;从众行为,来自于人类心理的两种底层渴望:获得别人喜欢的渴望和正确做事的渴望,这两种渴望也是促进协作的基本情感。(链接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
在生理之上,人类的协作,又进化出了文明。
一名学生曾经问了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
很多学生们猜想的答案是鱼钩、石器、火等等。
然而米德的回答超出所有人的猜想,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我们发现了“一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
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化石(图片来源于网络)米德进一步解释说:
“大腿骨骨折在动物界如果被折断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如果动物摔断大腿,这其实意味着死亡,因为它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它很快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
“而愈合的肱骨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来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
最后米德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从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人们对个体自身利益的追求,和集体协作能力的保证,是人类发展的生物性基础;而进化出情感、文明、道德等想象力的辅助,形成共同体,也构成了社会协力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同一性。于是人类精神领域的特点,也是我们理解宏观与微观概念的核心要素。
环境是不同时代对共识的表达结果,形成社会同一性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形成政治、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别,本质是不同地理环境下,进化出的协作方式的区别。(链接地缘政治学知识)
这也是中华 5000年文明没有断绝难能可贵的地方,这样的精神遗产对任何共同体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内,有着悠久历史的共同体,其个体会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不易迷茫。
比如当中国人对孝、对伦理、对亲戚关系出现质疑与困惑时,应当去哪里寻找力量?自然是论语、诗词以及古往今来的百家经典;
这与西方人从信仰中获得力量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东西方文明都面临着传统危机,但在新时代运用新技术对传统再解读和延续,也是新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中国用《故宫上新啦》等节目传播传统文化,欧美也通过影视作品传播对信仰的理解(图片来源于网络)中华文明经历了最为长久的农业时代的影响,在彻底步入工业时代后,又开始承受着来自互联网时代变化的冲击。在2020年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识中遗传自农业时代的强权统治、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与互联网时代个人意志的交锋。在这样的冲突下,可能需要中国对共同体内的共识进行新的或更好的表达,协调中国当代个人与集体关系。
对外,有着悠久历史的共同体,在集体行为中,会更为理性、节制且具有策略。
比如中国在过去可以宣传自己传统的“中庸之道”,积极却稳重地参与到世界协作中;近几年开始倡导的一带一路,依然从历史汲取了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合作力量;而在疫情下更加强调的“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是带着中国特色对世界大同共识的重新表达。
集体主义在提供着确定性和安全感,并促进集体协作的同时,如果缺少这样的自制,容易产生极端主义。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下,会对共同体内个体产生更大的伤害。
比如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心理学家对这样的极端现象研究后发现,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大部分只是普通人,但是在权威要求下、集体分担罪恶、丧失个体感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悲剧。
共同体需要历史与文化的矫正,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白起“坑杀40万赵兵”的事件,最终让他遗臭万年。那么当我们再面临类似场景时,就有了更多的参考。当然在全球化的今日,人类共同体会分享更多的历史教训。(链接社会学、历史学知识)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体需要找准维系自身稳定的共识,并更有效地对其进行表达,“历史感”可以帮助共同体更好、更稳定地实现这一过程,但这需要允许和帮助丰富且大量的个体更好地发声与协作。
环境为个体选择提供选择,并塑造偏好
不同环境的共同体对自身共识的表达形成了集体独特的文化和共识,而环境间的交互和为个体提供选择的区别,塑造了个体的偏好。
比如在我读书时期,同龄人们都偏爱中国武侠故事,网络小说影视作品等也多有武侠题材。然而在接触到国外超级英雄电影,这些可以制造出更宏大场面的形式后,武侠中的“武”的破坏力,就比不上幻想作品的设定,也逐渐满足不了大众的幻想。于是中国网络小说里,武侠小说逐渐落寞。
中国人偏爱武侠精神与儒家文化,美国人偏爱西部牛仔与自由民主(图片来源于网络)这些人们从小接触的历史、文化,结合来自父母、老师、朋友的教育和影响,决定了我们集体的文化底色,而接受更多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使个体在学习和选择中,表现出偏好。
相较于传播较为容易的小说、影视、游戏等娱乐媒介,和通过媒体传播的价值观,环境为个体所提供协作网络的选择影响更为直接。
比如产业单一地区的青少年,想融入到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体系里只能通过高考。与之相比,产业更丰富地区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继承家族生意、家庭的裙带关系甚至社会社交关系融入到社会的协作网络,那么自然某些地区的学子面对的高考竞争压力更大。
又比如老一辈艺人常感慨年轻时不得志,而如今艺人出道越来越容易,各种综艺节目、经纪公司也让艺人成名方式更为多样。这也是社会进步后,为个体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个体对这些选择的认知,也是其本身受环境影响形成的特性。
所以当人们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时,会发现更多自身的差异性和社会性。比如在国外时,我会对自己亚洲人的身份有更强烈的感受,用餐等习惯的不同也在不停的提示我。
许多移民、留学生、跨国公司的员工都有这样的经历,到一个新国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新环境下得体的谈话和行为。甚至跳槽到另一间企业文化与之前风格迥异的公司工作,也会让你有类似的感受。这既是人们从众的本能,也是融入协作网络的必要手段。
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和选择我们就是靠着对不同环境下共识和协作方式的学习和理解,对陌生世界有了初步的理解,认知到了“我”与“环境”的区别。环境也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和塑造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