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拍纪录片的故事之三:三个文青之电影文青巴顿
(接上篇,此篇为插叙)2016年10月,我如约第三次来到台湾(第一次是2015年底开始的环岛纯旅行,第二次是2016年5月来台洽会阿菌哥等人)。如同之前一样,往下来的两周,我突然变得大红大紫起来——许多台湾的新知旧友纷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各种邀约和介绍纷至沓来——难道是我的大陆人身份引发的效应吗?看来哪里都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哈哈。
于是那两周时间我不得不都交了出去,么得灵魂,唯独肉体跟随各路指令飘忽。
某日,我在台湾大学附近朋友开的一家个性咖啡馆,被介绍给一位名叫’巴顿’的男生。巴顿和我的身高相若,这让我俩变得更容易热络了;他似乎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而波西米亚风格的打扮让其更像一个有艺术电影范儿的“圈内人”,他的确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我最近,在筹拍一部短片。”巴顿告诉我。
我喜欢听到“短片”这个词,在我这,或者说在独立电影人的世界里,“微电影”似乎是婚纱摄影界的专业术语。
“我日常就是在各个地方放电影。今晚在这里放。”
确乎,三三两两学生模样的人开始进出咖啡馆,每位100元台币。巴顿站在咖啡馆内的小放映厅门口收费。我数了数,大概进去了二十几位,基本上满座了。到点放片后,巴顿出来,继续和我聊天。
“这就是我现在的收入来源。”巴顿说。
“感觉还不错啊,一晚上也有几千块呢!一周有几次放映?”我有点羡慕。
“三四次吧。也不是每次都很多人。”
“你还有其它工作吗?”我问道。
“我有脸书账号,写影评,粉丝还有一些,偶尔会有点收入,但是比这个还不稳定。”
“独立电影或者说独立艺术,在哪都很艰难啊。”我不由感叹着。
“我没有念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从高雄来到台北。”巴顿点起一支烟, “我以前做过各种工作,比如端盘子,扛包,建筑工地搬运,蛮多的。”
“我也是’北漂’。”他笑道。
“哈哈。那你对大陆的电影熟悉吗?”
“还算熟,我喜欢娄烨和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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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巴顿在艋钾街头)我俩聊到电影散场,和老板告辞后,走到街上。巴顿看了看时间,晚上九点多。
“你去过龙山寺和艋钾没有?”巴顿问我。
“去过,但是只泛泛路过而已。”
“有什么印象?”
“讲真,有点吓人,和台湾任何其它的地方都完全不一样,太多游民了。在大陆我从小都没见过那么多游民聚集在一起。”我说。
“艋钾是从前最台北的地方,也是黑社会横行的区域。”
“是啊,那旁边有个地名叫’剥皮寮’,听起来就燊人。”
“这个时间过去刚刚好,走吧,我带你去看看以前的台北。”
于是我坐上他的机车,呼啸着穿过台北霓虹闪烁的街头巷尾;不一会到了西门町,他锁好车。
“走过去吧。”巴顿招呼我。
我开启摄影机,跟在其后。很快我们穿过热闹的西门町,走入它的后街。
“这一片,是台湾年轻人和老年人夜生活的代表,西门町是年轻人的,艋钾是老人的。不过这几个街区比较特别,现在还有点早,更晚一些会有很多年轻人,男生,会过来。”巴顿说。
“是哦。为什么呐?”
“等下你就知道了。”
(老街里的电影院)我们走入的这一大片地区,就是所谓最能代表老台北的艋钾。这边的建筑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年以上,随处皆是廉价的小商品店铺,往来的人们衣着也是廉价的。走了一会后,路两边的黑暗处,明显多了挎包的、上了点年纪的女人。
“这一种,都是站街女。”巴顿小声告诉我。
“哇,没看见几个年轻的。”我把摄影机放至腰部高度。
“也有,但是很少。”
“她们收多少钱?”
“普通的就是800-1000块台币,年轻的大概1300-1500块这样子。”
“之前你说的年轻男生,就是来找她们吗?”
“是啊,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不想谈恋爱,又没钱去好点的地方,比如忠孝敦化那边就比较高级,只能来这里。”
“这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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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口中的站街女)巴顿指着小街两侧的霓虹招牌。
“你看,这种除了店名之外什么都没写的,不晓得是干嘛的,其实就都是色情交易的场所。”
“好象都只有名字。”
“是啊。里面大陆人也不少。很多是福建的,假结婚来台湾,身份证也没有,就黑下来,非法滞留这样。”
“嗯嗯,这种事我有听过。”
“不过也都上年纪了,基本上是二三十年前来的。现在大陆年轻女生,应该不会再这样来台湾赚钱。”
“应该是。”我应道。
“很多大陆新娘过得很委屈,就和台湾老公离了婚,又不好意思回去,慢慢也到这种地方谋生了。”
“是啊,这种事我也听过,大陆新娘被虐待的事情。”
“上次大陆小姐还有和台湾小姐打架,事情闹得很大,好像是为了抢客户来得。”
(除了店名什么也不写的色情场所)我们边聊边走,期间我的胳膊还被一个站街女拖了一下。好歹走到了艋钾夜市。夜市里除了卖吃的,还有些卖碟片和衣服的摊位。碟片超级便宜,四十片五百块台币这样,几乎都是日本A片。
“日本人会来这边买A片,因为日本卖比较贵。”巴顿笑呵呵的说,“之前日本还想起诉台湾,结果不晓得为什么不了了之了。”
“空帮哇!”路边的店主向巴顿挥着手。
“你瞧,他把我当成是日本人了。”
(廉价毛片)渐渐我们走到了艋胛公园,讲真的这个地方超恐怖,有许多游民白天晚上都盘踞在这里,非常邋遢,感觉还有些攻击性。这里和常见的台湾景象大相径庭,这也是一处彰显台湾多样性的地界。
“你要不要用这里的洗手间?”巴顿指了指公园里的厕所。
“我不敢。”我摇着头,“大陆有些很脏的厕所,有时候遇到了没办法也只能去;可是这一种,感觉太恐怖了,不晓得里面有什么。”
“其实我也不敢去。”巴顿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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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胛公园里随处躺卧的游民)从艋钾离开,我们走回西门町,街面繁华起来。忽然我发现周遭只剩下男性在行走,一个女生也看不见,有点大惑不解。
巴顿看出了我的疑惑:“这里是河畔留言,台北最有名的gay吧,同志夜生活的地方。”
原来如此,果然两旁多出了彩虹旗——同性恋的象征,人流也密集起来。台湾是全亚洲这方面最开化的地方,此言不虚,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便是明证(这个部分以后会写)。讲真,我虽然可以理解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同性恋里面喜欢骚扰他人的人却不少,绝非他们自己宣讲的那么纯粹。所以我对这种地方,内心是小恐惧的。速度绕道走。
(台北有名的同性恋酒吧‘河畔留言’周边)走累了,我买了两杯冰饮,和巴顿找了个路边位置坐下来休息。此时已经快十一点了,街头的机车依旧往来不歇,噪音很大。我们开始聊电影,我声音小,常常需要重复两三次,才能让有点耳背的巴顿听清楚。我们一致认为台湾电影的黄金年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后水准就每况愈下。
“现在台湾的独立电影学西方没学到,又没有本地特色,拍得四不像。”巴顿称。
“台湾现在还有独立电影吗?”我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回去,换成,“你有没有想过申请政府辅导金。”
“什么?”
“有没有想过申请政府辅导金?”我提高嗓门又问了一次。
“边缘的,或者比较狠的,通过很难。”巴顿回答说。
“台湾也是这样吗?”
“有全球行销卖相的,会比较可能。”巴顿点点头。
“钮承泽的《情非得已》不是比较非主流吗?”我一直很喜欢这片。
“《情非得已》嚯,那一部比较特殊,你看它里面有很多演艺界的朋友出来演,政府会认为说比较有卖点。”巴顿说。
“所以,你比较喜欢那种风格的影片?”我问。
“我偏爱写实主义的电影,还有日本的异色电影。”
“日本异色电影。譬如呢?”
“冢本晋也的《铁男》、《六月之蛇》、《双生儿》,非常有风格,配乐摄影都是自己操手;还有今村昌平,视觉非常强烈。”
“那你这次筹拍的短片是什么类型的?”
“偏自我私文化那种。”
我俩在街边,边喝冰饮边畅谈电影。我身边的台湾文青巴顿,没有念过大学,当然也没有系统学习过电影知识。但是一晚上的接触,感觉他蛮有想法,蛮有干劲,也蛮有生活体验。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不错的拍摄对象,他同样认为我单枪匹马来台湾拍纪录片是很牛掰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就谈妥纪录片的合作,因为我是跟拍为主,并不会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当然,后来我放弃了拍摄台湾年轻人这个选题(原因之后再写),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与巴顿互动。在此送上祝福,希望台湾新一代独立电影人群像里,能出现巴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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