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驳李贽《焚书·读史》讥儒之论
网友或曰：李贽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孔子本人。他指出，孔子学说的主要毛病在于瞻前虑后，左顾右盼，欲望泛滥而无所适从，既要图仁义之名，又要成功利之实，结果成为不伦不类的“两头马”，反而不如其他一意求利的学说，比如墨子学术贵俭，不怕天下人说自己一毛不拔；商鞅学术贵法，申不害学术贵术，韩非学术则兼顾法、术，他们不怕天下人说自己残忍刻薄；张仪、苏秦学术贵纵横，不怕天下人说自己反复无常、不守信义。结果他们都能成就大事业。惟有孔子，东奔西窜，受尽困厄，忙碌终生而徒劳无功。
余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皆无畏，岂不肆无忌惮？杨墨申韩苏张为异端，成功显名一时；孔子为圣人，天下师表，泽及万世，能比乎？儒家不是特殊的学说，只是针对某个时代，某个弊端而言，儒家是常道，常道曲成万物而无遗，宁执两而不得权，不如异端执一以贼道。不以仁义，而以诈力，圣人宁功之不成。枉尺直寻，君子且耻之，而令圣人为之乎？君子之大勇，勇以义也，如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在，威力不能夺其志，死亡不足以恐其心，万死不辞！孔子亦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葵丘之会，孔子兵不血刃，而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岂非圣人之大智大勇哉！小人之勇，勇以利也，利之所在，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身之安危荣辱亦罔顾矣！如商鞅之违众变法，主父堰之“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何李贽之不知君子之勇，而慕小人之勇耶？君子畏义，小人畏祸。君子之勇，身可杀，志不可夺！小人之勇，辱名可受，意不可逆！然见祸福，君子宁舍生而不害义，小人为全身而忍贼仁。君子畏天命，畏人言，战战兢兢，而恐不胜任；小人不畏天命，不畏人言，一意孤行，而无所忌惮。小人勇君子所不勇，不畏君子所畏。君子知命，无妄之祸必先知之而不受也；小人不知命，无妄之祸近身而不觉也。君子知义，虽见祸之来而不避也；小人喻于利而不知义，见祸之来则急避之也。君子顺受其正，不立岩墙之下，非如小人之趋利避害而苟生也；尽其道而死，非如庸人之徒勇无义而苟死也。贽昧于君子小人之辨，慕小人之功而笑君子之迂，则终归于小人而已，其死也，则又如庸人之桎梏而死，非正命也，而君子不哀之！
流俗慕商鞅苏张之功业，而不知崇伊周之功业，商鞅之功，使秦富强，而亦二世而亡，流弊不小，伊周之功，岂但辅汤武伐桀纣，代夏殷而安天下，又化民成俗，遗太甲之隆，成康之治，殷周皆数百岁，流泽甚大。鞅之于伊周，若莹火之与日月，瓦砺之与宝玉耳。
且仁义非名也，亦实也，《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义。”子思曰：“仁义所以利之也。”君子明其道，功自成其后；正其义，利自在其中。循仁义而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离仁义而行，虽得大利，害亦随其后。周公所以辅武灭商，佐成安周，管蔡流言不能害，武庚阴谋不能杀，而皆得天之佑也，成王感周公之德，而报以天子之礼，子封于鲁，垂颂百代，此仁义之利也。商鞅虽辅孝公变法成功，居商君之位，而积怨于秦之宗室，孝公死后不久，商鞅即被告谋反，处以车裂之极刑，且夷三族，流谤千载，此离义为利之害也！由义为利，有利而无害；离义为利，利大而害亦深。喻于义利之辨，则知位不可枉尺直寻，功不可枉己而成。君子居仁由义，成其大功，福泽后人，不如小人之成功，而亦贻害后世也。岂可以仁义为迂阔哉！
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义者，人之正路也。舍安宅而弗居，旷正路而弗由。哀哉！”舍弃仁义而谋功利，未有不危而害者也。居仁由义，未有不安且利者也。君子行正道，而小人必欲行捷径，君子不以得失为心，从容自在，居易以俟命；小人急欲得之，则张皇造作，行险而侥幸。
网友所述李贽之论原文出自其《焚书·读史》，曰：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
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此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睁（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
余更详驳曰：儒家与百家异者，百家有一定之学术，儒家无一定之学术。百家之出，各出一方一药以对治所患之病，各立一论以矫当时之弊，而儒家之道，非一方一药也，治天下之万病，非治一病也，治天下万世，非治一时也。儒家为常道，为道术，常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不偏于一器，常道道术不局于一方，限于一时也，此儒学所以为大也，岂百家可侪哉！《易》曰：“神无方而易无体”，知此者可知道矣。有一定之方，则偏于其方，而不闻大道矣，申韩之所以为隘也。李贽从而称之，亦甚卑矣。
儒学至广博，而非泛滥，泛滥则杂矣，学贵博不贵杂，韩愈深取乎孟子之醇，而有讥乎荀卿之疵，百家之杂，儒以醇儒为尚也。以泛滥归之杂家可也，归之儒则诬矣。以儒者多欲，而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孔子亦曰：“枨也欲，焉得刚。”皆以多欲为诫也。汲黯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讥汉武可也，概讥儒者，不亦偏乎！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欲为实，而仁义其名也，则儒伪矣，儒贵诚贱伪，以言伪儒可也，并讥真儒，诬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以外行看儒，不知儒也。儒学广博，亦易简。《易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惟儒家可以称之，《书》之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孔子待人温良恭俭让，而学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言道则一阴一阳，言仁则立己立人。言易则无方无体。大易有四则辞变象占，达德有三则仁智勇。孟子七篇，无非言仁义，性善，修身则存心尽性，王道则保民推恩，仁政则不忍人而已，不忍之心则谓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四端。此其要也。儒家之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夫妻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赅于本末则大学之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以先后则正德利用厚生，为治则礼乐刑政。孔子曰博文约礼，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返说约也。”扬子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岂为博而寡要乎？而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其治鲁不过期月，周公制礼作乐不过一年，光武贞观之治，皆儒术之效也，岂为劳而少功乎！王阳明为贽所称者也，而一月之内擒宁王，安明室，阳明非儒者耶？功亦如此。李贽从而称之，以为定论，岂知言哉！亦甚肤浅卑陋矣。
若夫孔明之北伐，为报主也，北伐则必欲胜敌，报主胜敌，一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也。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孔明之言也。连年驱兵伐魏，以攻为守也。李贽以其多欲而兼施仁义，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苟以仁义为名，则其伪也，何足以为孔明哉！亦非君子矣。孔明霸佐之才也，明于治国而短于奇谋，故不成大功，彼忠臣君子也，李贽称为大圣人，过矣，大圣人岂若是乎？诬其多欲，又称其为大圣人，自相矛盾也。盖欲讥儒之劳而少功，儒之大圣人且如此，而况以下，呜呼！其心术可鄙矣。
贽言成大功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斯言也，失而多弊矣，智伯之欲以力灭三卿，不顾后患，而为赵襄子所杀；吴王夫差欲以武霸诸侯，伐齐败晋，而为越王勾践所乘，身死国灭。皆不顾后患者也，何如也哉？而不顾后患，则不暇为后世生民人心世道虑，商鞅以刑名治秦，而流毒万世，李斯之焚坑督责，激天下之大乱，言之易也，而其弊也深矣！
贽之言成功，欲一也，不虞以利害，不杂以他欲也。而不知一于道，一于志，则无不成，一于利，一于欲，则诡成诡败。不虑己之后患则可，不虑后世生民人心世道之患，则狂矣，斯商鞅、王安石之所以一意孤行，而败秦之风俗，乱宋之政教也。贽之言也，长人狠愎之心，奚足用哉！
儒者贞一耳，计是非而不虑利害，计是非者，公也；虑利害者，私也。功之成不成，天也；己之尽不尽，人也。君子尽其在己，不暇测天。孟子所谓尽其道，正命也。虽千万人，而吾必往矣，信此义理之正，而他人之毁誉，事之成败，不计也，岂如贽之狠愎哉！
两头马之说，甚诬儒矣。讥拘儒伪儒可也，岂可概以非真儒大儒哉！而其言申韩，苏张不恤刻薄反复之名，斯龙溪之徒所谓“恶名埋没一世，不得出头，亦无分豪挂带。”则至于罔顾世之毁誉，猖狂无忌惮矣。不计毁誉者，自反而缩，心正理合也。罔顾毁誉，则多所不恤，惟逞己欲，恶名亦不顾，尚何所惮哉？无耻小人亦不顾廉耻，悍然不顾，公然行之，此谓勇哉？无耻无畏，肆无忌惮耳！冯道之无廉耻，亦称之，贽言之伤义败俗也。若大儒周公虑成王年少，摄政以安周，不顾天下以己为僭，乃为可称。若墨子贵俭，而不拔一毛出于杨朱，则不足辨矣。贽为此论，故悍然非毁古之圣贤而不忌，放言高论而不顾，著为《焚书》，虽焚而不悔，可谓不顾后患矣，其成功安在哉？而死非其所，孟子所讥桎梏之死也。
只顾名，不顾实，伪也，其弊在好名，流于欺世盗名；只顾实，不顾名，鄙也，其弊在贪利，流于悖义图利。名实者，不可分也。君子重名而不溺于名，以名教人也；重实而不滞于实，以实厚生也。斯岂李贽所能知哉！而诬名教累人，名教非累人也，若贽之说，则害己而害人矣。王船山曰：“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洵非诬也。
君子无一定之学术，而有一定之道义，孟子曰仁而已，不必同。孔子曰：“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学术无一定，不举一废百也；道义一定，万事皆有准则也。若申韩苏张有一定学术，无一定之道义，则为人反复无常，诈伪无端，何足贵也。今之反儒者多引李贽之论，余故逐句详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