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一样疯狂》笔记

简评：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非常久违的强烈的认知上的颠覆和冲撞，比起生理疾病，精神疾病的定义和治疗可能更具有相对性。

其实我也是一个被“科学进步”迷住的人，但看完此书不得不反思，DSM等“进步”很有可能抹杀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增添不必要的治疗和病耻感，看时多次想起《我的凉山兄弟》里凉山人民的艾滋耻感的产生。

最后一章虽也讲到药企的推力，但那种因“进步”而产生的傲慢其实更让我警惕

书摘：

P30

在别的历史学家看来，一种疾病被既有的诊断系统正式承认且命名的时刻，最多就是个好玩的历史注脚而已。而对肖特却不同，他是一位研究躯体化身心症的专家，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一位名医公开布话对大众的潜意识会形成多么强大的影响。

正如他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历史就是充满了不断变化的躯体形式症状。而塑造与促成它们的，最主要的都是既有医学体系的期望和信念。“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更新，医生们自己对于什么才算‘真正的’疾病这一观念跟着不断变化，由此病人们所呈现的症状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他写道，“这些改变，使得身心症有着自己的动力学：症状是被医治者所‘塑造’的。”

P32

医生提供的是从科学角度的认可——这些症状的确是指向一个实在的疾病；而新病人会增加专业人员与大众媒体对新症状的关注，形成一个回馈循环，更进一步地确立这些新症状的合理性。

P35

中国哲学思想不喜欢像笛卡尔那样割裂看待心灵与身体。一位中国女孩诉说肚子痛，里面可能所包含与承载的意义和影响，可能一点儿也不少于一个西方青少年抱怨自己有焦虑或抑郁。

P36

有时在阅读其他医生转介给她的新病人资料时，他会读到这样的语句：“该病人仍然否认对肥胖心怀恐惧或有意节食。”对这些年轻医生来说，除非一个病人的症状能呵护DSM诊断标准，不然就不能算是个厌食症病例。李医生担心年轻医生们为了墨守外国诊断手册的成规，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会无法理解病人主观的经验，同时难以了解厌食症对当时香港的特定文化意义是什么。如果他们对香港本土病人的现实状况蒙昧无知，李医生恐怕他们难以有治愈病人的希望。

P69-71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泰国所经历的，大概是史上最大的国际心理干预运动了。（想起了艾防组织进凉山）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可能对待创伤事件有着根本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是很难接受。人类身体对创伤的本能反应——肾上腺素、恐惧以及“打或逃”反应——是如此的基本和原始，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事件带来的后续反应应该到哪里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构成PTSD的症状，包括侵入性的思维和梦，回避回忆，失控的焦虑和一旦被唤起对创伤事件的回忆就情绪过度激动，这些看起来都完完全全属于常识范围。

那些塑造了我们一代人的PTSD观点的心理健康专家制造了一系列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概念，其中包含各种明显或隐含的假设，设想什么类型的事件会毁坏人类心理，以及哪些人最容易被影响。

P74

对当地文化如此的无知，也不能威慑住这些人施行救援。在她的文字中，阿玛楚达用坚决的口吻写道：“灾后创伤辅导的众多要求之一，就是保持政治中立和宗教上的不属于任何派别……我们是基于需要来提供救援，不是根据宗教、种族、政治党派等。”

（我的思想大概也受“西方”影响很深，觉得这样的想法没什么问题，还挺有伟大的人道主义光辉，或许也有一天会做出伤害而不自知的事）

P87-89

费尔南多怀疑席卷斯里兰卡的援助狂潮在改变这个岛国文化的力量上一点也不比海啸本身要少。

这个民族，如她研究显示的，即使遭遇最艰苦的磨难，也很少需要靠外来的鼓励和辅导才能重新站起来。（之前有专家跟我说，中国抑郁症比例应当是比美国低的，其中有文化原因，我们从小被教导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更能“忍”，也更有韧性）

印度教和佛教的传统当中可能有一些保护性的信念：比如，对痛苦和苦难的主动接纳，或者对重生和转世轮回的信念，在恐怖之后稳住了这些孩子。

尽管如此，被西方专家反复提到的，说斯里兰卡人几乎没有本地的心理治疗资源（因为他们没有创伤咨询师），看起来是根本就忽略和无视他们的文化传统、信念以及斯里兰卡人长久以来依靠的传统仪式。相对应的是，西方创伤学家普遍接受的，心理治疗可以被轻易地从宗教、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当中剥离出来的看法，对费尔南多而言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P91-93

一个重要而又不易看见的区别：西方人关于PTSD的思维里，是创伤造成了心理缺损，然后导致了社会功能问题。比如，一个西方人可能会认为，由于PTSD而来的忧郁或焦虑会造成一个人无法胜任家长的角色。而对一个斯里兰卡人而言，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形成因果关系的事情。无法完成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在某个群体里找到一个位置并满足这个位置的责任——会被堪称是痛苦的主要症状，而不是内在心理问题引发的后果。

西方观念中对PTSD的设想认为，问题的关键，受损的部分，主要是在一个个体的头脑里面，它就严重忽视了斯里兰卡人身上最重要的创伤表现——那些并非存在于心理层面而是在社会层面的症状。

如果抑郁、焦虑和过度警觉的一个人的首要症状（由此导致这个人在家里活社会上的功能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人的社会责任之外花时间去处理这些心理症状问题就是说得通的。这就是西方心理学的通常模式：向你的现实生活压力请个病假，从而得到治愈。然而，假如这个人的不适的首要症状就是社会性的困难，那么让人脱离自己的职责和社会角色去寻求某种私人辅导，有可能会使问题更加恶化。

P104-105

其他的研究学者也有人已经指出，这种植入PTSD观念的做法实际上可能会削弱本地文化。

创伤咨询以及PTSD概念的介绍引入，不但没有缓解灾难，反而加深了人们的痛苦。

这种削弱本土疗愈途径的现象有时极难被察觉，以至于不管是照顾者还是被照顾的一方都不会注意到。“人们彼此心照不宣传递出去是这样一种信息：本地的观念和做法是低劣落后的。两位作者在自己的实地经验中看到，这种信息会强化一种殖民灌输式劣势感，使当地人民自认软弱无能，怀疑自己有能力建设家园美好的未来。”

P124

帕特里克·布拉肯（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健保研究系资深研究员）指出，PTSD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深受困扰的后现代社会的症状。“大部分西方社会都会越来越远离了宗教信仰和其他信念体系——这些宗教和信念曾经指引人们走稳固的人生道路，在他们遭遇苦难和死亡的时候提供意义的基础，”布拉肯写道，“关系的世界中这些充满意义的连接如今已经显得十分脆弱。”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忽略这些信念的真空，一旦骤然面对真正的灾难，就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已经空虚到极点。

P140

早在1987年，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就带着明显的不悦指出，WHO在精神分裂症方便的研究缺乏人类学角度的关注。他说道：“已经10年了，这项发现是跨文化精神医学方面新出现的最刺激的题目——（然而）对文化差异的最重要的发现——有可能是整个研究中唯一重要的发现——只得到寥寥无几的注意。”

P164

内倾控制型的人认为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能够通过意志和力量来改变自己的未来。外倾控制型，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主要是自身以外的因素在影响掌控。

胡莉发现，那些对患者有心理疾病的家人非常苛刻的人都属于内倾控制型。他们对患者的苛刻评论并不表示残忍或漠不关心；他们只不过是把用来看待自己的一套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也用在了亲人身上。

“以内在倾向为基础的控制观反映的是一种面对世界时积极主动、资源丰富且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取向。所以，对患有精神分裂的亲人苛刻程度高——这恰恰不反映这个家庭成员有什么消极特点。高度批评性（以及高强度情绪表现）实际上正与大家普遍欣赏的积极个性相关。”

P171、173

麦格鲁德开始感觉到，她所看到的正是一个典型的过分卷入的例子——她观察到的正是阿卜杜勒里达试图去管理妹妹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尤其引起麦格鲁德兴趣的是，他运用自己对这种疾病的生物医学的知识来证明自己对妹妹生活的掌控是有道理的。视自己为西方医生们的同盟，阿卜杜勒里达会对妹妹固执地拒绝变好表现出强烈的挫败恼怒。

（精神医学与文化的关系似乎不可分割，过度卷入“现代”性产生的优越感里，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掌控与恼怒是不是“进步”的必经之路？）

上帝降疾病在她身上其实是一种祝福，是一种该区拥抱的负担。这些信念被另一套观念所取代了——这些观念允许阿卜杜勒里达不再把妹妹看作一个完全的人，且认为自己对她生活的苛刻掌控是理直气壮的。

（这本书看下来，阿卜杜勒里达的故事其实是最让我“震撼”的，也最让我警醒。非常好的点题“Crazy Like US”，那种因亲近了西方文化而视自己为“进步派”而产生的优越感非常understandable，但其实是非常伤人，且很多时候是会起反作用的。阿卜杜勒里达的说辞和做法其实也像极了许多“中医黑”的傲慢，科学、健康，说到底是为了幸福，是接受现状的“落后”信仰让人幸福，还是接受“现代治疗”比较幸福？）

P173-174

这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一旦人们相信心理疾病的症状不是个体的选择，也不是超自然的力量作祟，那么罹患疾病的人就能免于被责难。

不幸的是，随着专业精神健康人员和为病患声援的组织不断赢得这场修辞和概念的战斗，他们在面对心理疾病污名化的整场战役上却同时在节节败退。

往往那些接受了关于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和遗传学信息概念的人正是那些最不想和病人打交道的人，他们认为精神病人十分危险，充满不可知因素。

P198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是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的这种，在文化上是最特殊的……美国人在这两点上非常独特：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里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P200

“像我这样的人，之所以进入文化精神医学领域，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差异有兴趣——甚至就好像生物学家珍惜物种多样性那样，珍惜这些差别。”科迈尔这样告诉我，“而文化精神医学者有时竟然沦为这些试图操控文化差异的全球市场机器的仆人……以便从这些差异中获利，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全书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就好像生物学家珍惜物种多样性那样，珍惜这些（文化）差别”。或许就是知道这些学者的“珍惜”，GSK才组织了这么奢华的一场会议。对他们来说，理解后的重塑换来的科室无穷无尽的市场）

P214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P215

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患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

P220

日本公众对于自杀的看法仍然是分裂的：一种认为自杀是带着道德与哲学意义的有意识行为；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绝望之举。

P226

葛兰素史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人员仍然把抑郁症翻译成忧病，而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无法治愈的天生精神病性抑郁。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抑郁，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重复说，就好像kokoro no kaze，好像是“心理上的感冒”。

（我是真的被这个概念蒙骗过）

第一，它暗示“忧病”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种严重疾病，所以也不应该带有任何社会羞耻感；第二它表示服用抗抑郁药的决定可以很简单，就好像买咳嗽糖浆和抗过敏药一样不必多虑；第三，这个词传染了一种意思，就是和感冒一样，抑郁症也是很常见的。谁没有时不常地伤风感冒过。

P236

到目前为止，科学界都没有形成共识说抑郁症和5-羟色胺缺乏有关联，更不要谈SSRIs可以重建这种神经递质在大脑里面的“平衡”。

P250

科迈尔：有些人说学者与制药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好像ji女和piao客……整个制药行业的强大力量足以对科学形成威胁——他们正在把医学变成伪科学——方式与精神医学界的精英领袖变成某种ji女么什么两样。

（这是全书最后，上升得有点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