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教授初谈“《老子》一书成书年代记篇序问题”

说起廖名春教授，不得不提起多年前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研究所时，就有所关注。那时候对我来说，身在清华的名师大概都是如同殿堂里的人物，令我无限的向往。今年考入上海大学，从谢门宁镇疆师攻先秦史，镇疆师是廖名春教授师侄辈。镇疆师荣膺历史系主任一职，利用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计划将廖明春教授延席至上大授课三个月。主要讲授《出土文献与先秦文献关系》，如镇疆师介绍，廖教授是先秦史名家，对《周易》、《荀子》、《老子》研究颇深，学问严谨扎实。

10月11日第一次讲课时，因为会议室的占用，造成临时更改讲座时间和地点，我因后至，位置不佳没有对第一次讲座印象不佳。但是在讲座结束的提问环节，廖教授的回答缜密、往往令小问题直接明晰并得到合理的解决。我在互答的环节中，认识到《老子》古本“河上公本”的年代追溯可早至战国时期，途径是通过陆德明《老子音义》追溯到《史记》。再结合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北大汉简《老子》和郭店《老子》所反映自西汉志战国时期的“德上道下”形式，可知今本《老子》“道上德下”的形式与古本的“德上道下”都是并行于世的。结合到前贤诸家如李学勤对《老子》流传的地域划分，是否也可以推理出两种形式并行的流传和地域或学派流传也是有关的？当然这是以不否认古本“单篇别行”流传为基础上的发问。从而也就涉及到出土简帛的残缺本身就是一种编撰者自我的选择，与其学术流派有一定关系。这样先秦时期诸子学派的起源过程的探讨是不是多了一种推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