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慈善之中西文化糅杂交融（一）

　　广州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出现，昭示着一种来自西方的近代慈善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博济医院除了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外，还带来新的慈善理念以及慈善机构运营模式，刺激了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等本土近代慈善机构的诞生。自1871年之后的40年间，广州城内外诞生了大大小小慈善机构三十多家，广泛涉及医疗、免费教育、救灾、教养盲童等领域，对缓解社会矛盾、调解民间纠纷作出重要贡献。

　　1906年，因收回粤汉铁路建设权，商团体掀起了大规模的运动争取铁路民办，“九大善堂”凭借从事慈善事业所建立起来的公信力，成为粤汉铁路招股的主办机构。“九大善堂”在外来慈善的刺激下诞生，代表了新兴城市工商业者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中道教人士的“救世”理想。

　　当时天主教、基督教在广府地区兴办的慈善事业，对本土近代慈善起到十分重要的刺激作用，并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慈善理念、管理制度与技术。除了基督教长老会背景的博济医院、夏葛医学堂、柔济医院、惠爱医院与明心瞽目书院以外，还有天主教在广州淘金坑设立圣婴育婴院，在梅花村办安老院，在长堤兴办中法韬美医院；浸信会系统在东山一带大举兴办恤孤院、养老院、慕光瞽目院、两广浸信会医院等。

　　与江南地区单一行会组织的善堂不同，由多个工商业行会联合发起的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崇本善堂等，形成了慈善的近代形态，从原来消极被动的“勒捐”转化为积极主动的“乐捐”，在筹款、管理上也有着更大的自主性，有力地弥补了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与此同时，晚清时期，广州也有单一行会创办的善堂，如寿世善堂是由盐商所创办。

　　在清末广州的慈善史里，白纶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治十年(1871年)，这位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协助创立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除了日常的赈济工作，爱育善堂最大的特色在于兴办义学，招收贫民子弟读书，并且一律免费。随着义学的扩充，全市分校达27间，每年收容失学儿童千余人。

　　约从1900年开始，方便医院逐渐成为“九大善堂之冠”，亦是广州最为著名的慈善机构之一。方便医院以收容病重垂危之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殓的处所。收殓尸骸作为当时善堂的基础业务之一，也在特殊历史事件中发挥其独到的作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无人敢收，义士潘达微舍命斡旋，请两粤广仁善堂出面收殓了烈士们的遗骸。

　　这些善堂多半位于西关的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巧合的是，这与美国现代公益的起源颇为相似——位于南中国的广州也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时局动荡的序幕下，由商家巨贾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

　　当时的广州慈善家们就拥有非常先进的运营理念。善堂初始经费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清末广州九大善堂几乎都利用理财手段来保持善款收入的稳定。善堂主要由各行商人担任善董，他们不仅每年为善堂捐钱，更发挥其经商才能，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人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在鼎盛时期，爱育善堂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

　　这些财力雄厚的善堂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公益理念的萌发。施粥、施衣等扶贫济困活动是善堂的常规动作。此外，他们还兴办义学，招收贫寒子弟，开设义诊，对穷苦人士赠医施药，甚至参与到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当中。

　　晚清时期，广州城内外实际有超过三十个本土性质的慈善机构。此外，还有不少从事广义的公益事业而涉及慈善的机构，如粤东红十字会、中国改良会、戒烟会等。粤东红十字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红十字组织，其领袖人物张竹君、马达臣、伍汉持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民国初年，广东相继由滇系、旧桂系军阀统治，慈善事业未能有进一步发展，大多出现维持现状、不进反退的迹象。

　　1920年孙中山、陈炯明驱逐桂系军阀，收复广东，支持各项进步事业。当时涌现出工会等新型互助组织，政府也积极创办新的社会救济事业。国共合作时期，何香凝创办了国民党红十字会、贫民生产医院等新的慈善机构。大元帅府、国民政府在取得对广州的控制权以后，采取行动把当时的善堂置于政府监管之下，1926年11月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广州善堂总会”，以监管广州市所有的善堂。新总会的公告称“须知慈善事业，为政治之一端”。从此，善堂也由以往商绅主导转向由政府大力干预。

　　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与干预，支持符合执政理念的机构。因此，方便医院业务得到发展，取代爱育善堂成为广州慈善界领袖。在此背景下，原有一些以商人为主体的善堂受到冲击，筹款与救济的意愿下降。在这一时期，一些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军政人物、企业家亦积极参与慈善，如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在岭南大学附近捐建了一座岭南医院，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一家，长期给花地孤儿院提供资金。

　　陈济棠统治时期(1929-1936)，政府各项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事业获得长足发展，通过整理归并，扩充了广州市救济院，完善了精神病院、明心瞽目学校、孤儿院的管理，创办了仁爱善堂、平民宫、平民宿舍、劳工安集所等新的慈善、救助机构。

　　晩清广府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与清政府管治能力下降、财政紧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代表着工商业阶层的壮大。随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国民政府的建立，政府管治能力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事业不断完善，晚清时期形成的民间善堂，逐渐从主角降到配角地位，演变成为政府救济事业的重要补充。沦陷时期，仍有部分善堂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救济贫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决定对慈善事业进行全面接收和改造。1951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善堂会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6年8月改称“广州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统一管理社会公益社团。1954年后，逐步调整善堂、善院、善社等组织和业务，原有慈善救济团体逐步裁并，由市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所代替。同年，走过了80余年的爱育善堂被广州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