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树 作者：唐丽

每年一开春儿，就是母亲忙着栽树的季节了。

今年我知道母亲栽树消息的时候，母亲已经自己干了一个星期。快七十岁的母亲，自己挖了近100个树坑。为了保证树苗的成活率，母亲挖的每一个树坑，都能容下一只成体的小山羊。挖这些坑，母亲用了两天。100个这样的坑，这么短的时间，即便对小青年来说，已不是轻松活儿了，更何况是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我在田地里找到正在拉水浇树的母亲。母亲的脸，又黑又瘦，原本就只有九十来斤的身体，愈加羸弱，只怕一阵微风都能把她吹倒。

我能想象的到，备好树坑后，母亲一定是脸上盖着疲倦，去买树苗的。因为母亲从来不愿耽误了节气，误了植物的生长。母亲选的树苗都是根大土大的，甚至有不少还是土坯包根的。用母亲的话说，这样的苗儿好活。可，我地娘亲呀，这样的苗儿，一棵得赶上无土树苗的五棵重呀。您是怎么用最多只能承载三人的车子拉运的呢？！在地头，给小树苗儿刷漆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四十多岁运树苗的中年男子，他的三轮车比母亲的大一倍。小树苗的跟部朝着方向盘，头儿朝后，大半个树头拖着地，压在三轮车上，整个树身足有车子的三倍长。随着三轮车的缓行，伴随着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小树苗儿像紧张地开车的男子一样，在车上颤巍巍地抖索着。除了腿部，开车男子的整个身体，都被埋在带着土盘结的树根里。我看不到驾车男子的脸，看不到头，看不到上身，甚至看不清驾驶人的双手，这似乎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车。想到只有一米六五的我的母亲，几天前，也是这样驾驶着她的小三轮车，踽踽前行在这随时都有可能翻车的土地上，我的心窝里，蓄满了热泪。但，我没有让它流出来，因为满脸冒出细汗提着五十斤水桶在浇树的母亲，就在我身边。

树苗选好，母亲依然是自己把树苗拉到离地面足有十几米的洼地里。到洼地的路必须下坡。我无法想象，六十八岁的母亲又是怎么把这些长达五六米、粗约五公分，带着土粘着泥的小树苗儿，一棵一棵运到地里分好坑穴的？在我的眼里，这又是一项无法逾越的“大工程”，何况我瘦弱的母亲还有腿疼的毛病呀。

树苗有了，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栽树了。母亲没有帮手，她靠自己。她一只手扶着树，一只手把铁锹别在腋窝下，填土埋树根。母亲老了，眼睛也老了，远了看不清楚，怕树根不正不直不好“养活”，她就蹲下身去，用双手扒拉着周围湿润的软土，把树苗围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贴心仔细，然后起身，用脚踩实了虚土。最后，母亲还不忘用铁锹，在树苗周围再整理出一个存水坑穴，为下个流程——浇水，做准备。埋树苗比着挖坑、拉树，好像不用使大力气或者提心吊胆费精气，似乎是比较轻的活计，可一个人要想把树埋好，累的是腰。母亲的腰本来就不好，一百棵树的围埋，怕是腰病早就犯了，但她却一声不吭，只是嘴唇的干裂和脸颊上的划痕和泥水，是掩饰不住的。

苗儿围好了，母亲来不及平稳地喘息，更没时间安稳地吃口饭，就要准备浇水、灌苗、育苗了，因为新栽的小树，在干土坑里是无法成活的。

我家的地，一边邻着公路大桥，其他两边又都是泗河河堤，偏僻闭塞，所以地界周边没有水井。母亲只能自己上下爬坡去拉水。坡虽然不是很陡，坡度大概三四十度的样子，也不是很长，约有六七米，但土坯都很软，容易下陷，加上车子动力不足，所以母亲无论上车下车都特别吃力。上坡的时候，虽是空车，但母亲的电动三轮常常在最吃力的坡度上艮住，母亲要用她羸弱身体的全部力量加上电动的带力，才能勉强爬上坡地。爬上坡，母亲总要松一会儿气，似乎在平复气喘，才启动车子，去约三四里地外的收费站处，把一车子二十斤、五十斤大小不一的水桶装满，再拉回田地里。帮母亲把车推上坡，我心里一下一下的发紧，这几天，母亲都是侬着自己的心，干着这“力不从心”的活儿吧？！即便如此，她依然选择接受，默不作声。哪怕我在的时候，她也尽量不露出半点儿为难和委屈。看着骑车远去拉水的母亲，我的心里，苦苦的，涩涩的。我只能尽量多帮着母亲分担一下栽树的尾活儿吧。

下坡的路，车是装满了水的，更是揪心，只怕一个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栽进石头满地、乱草丛生的深沟里。我帮着母亲，从后面拉住下滑的车子，即便这样，每次下坡，我都看到母亲原本汗浸浸有点潮红的脸颊上，一时间就阴出一片片的青紫，比她手、腿、身并用拖着五十斤的水桶走十几米浇水的脸色还吓人。我心疼地看着母亲那“惊魂未定”的脸颊，心颤的厉害：“我不在的那几天，我地母亲，是怎么战胜这个下坡困难的呢？！”可就算在我帮助种树的半天里，母亲也没有讲过，她对这土坡儿的半点儿恐惧，她只专注于照顾我做一些相对轻松的活计，比如给小树苗刷保护漆，比如填埋耗干了水的树坑。直到浇完最后一棵树的水，母亲似乎一颗石头落地似的，才幽幽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吐卸内心的压力：“水总算灌完，下坡，胆悚着呢。”听到母亲这句话，我的眼睛和喉咙一下子又热起来，但就在嘴边“你怎么不喊我帮忙”的话，随着一股热流，又咽了回去。我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不理解：她宁愿自己吃苦受罪，也不愿让子女担心。

母亲在这片低泥洼里，独自默默劳作着，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一早又一晚。这个春天，母亲在这片泥洼地里，已与铁锹，与小树，与水桶，与土坡，与泥土，与汗水，与劳累，相处的熟稔了。就连它们也都心疼已近古稀的母亲吧，默契着，避免有什么闪失。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对我们说“劳动最骄傲”。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自“毛泽东语录”，但当年的母亲是把语录背的滚瓜烂熟的，常常拿出一句半句来教育我们这些干活儿轻飘的小孩子。就是母亲当年这只言片语以及母亲的身体力行，一直影响着我，滋养着我，引导着我，告诫着我：土地是根，不能忘本。想到这里，稍稍释怀。

春阳下，母亲腰背佝偻着，鬓发斑白，眼角皱纹密云，衣衫上水和泥混合成浆，沾染的上衣裤子甚至脸颊，手臂，到处都是。我并不心疼母亲的老去，那是每个人都躲不过的岁月。我也不心疼母亲满身的泥水，那是老百姓朴实无华、任劳任怨的本色。我心疼的是母亲那颗心，那颗宁苦自己一人的心，那颗为儿女、他人着想的心，那棵善良的让人流血的心。母亲呀，您承担的，又何止是一棵小树的责任和义务。

我争先恐后地抢着把最后一桶五十斤的水，连拖带拉地搬到十几米外的小树苗旁，浇了，等着水耗尽，掩了土，刷了漆。只忙活了半天的我，身体已累的不能思考，全身哪里都是又疼又胀，精神萎靡。我无法想象，忙了一周已经六十八的母亲又是怎么承受的呢？

栽树尾声，几近虚脱的我和一身泥水的母亲，对面席地坐在被翻新的有点潮湿的泥土上。西斜的阳光，洒在我们娘俩身上，暖暖的，没有一点余冬的寒潮，暖化着我们身上的疲倦。我手里攥着脚边有了点温度的泥土，打心底里心疼地对母亲说，希望她能多爱自己一点。母亲听了，脸上泛着一丝红晕，只是一笑。这笑，被这春阳，挥洒出去，一时间渲染的这片冷清狭隘的小泥洼田，也暖了起来。我抬眼，似乎看到，脚下的泥土笑了，新栽的小树笑了，跟着母亲劳顿多日的三轮车笑了，平躺着的大小水桶笑了，似乎连那个让母亲胆战的土坡，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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