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

我记得那天。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傍晚。

行人脚下前一夜落的雪未化尽，落叶混在泥水里，经踩踏后粘在地面上，很难扫净。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下班，去就近的菜铺买了晚上做饭用的菜。过马路时，斑马线走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茫然看着眼前的一切，接受了你已不在这个世界的事实。

仰起头笑了，又哭了。

前些日子上班时听到一则知名演员因抑郁症自杀的新闻，下班后回到房子里，从抽屉里找出那半张皱皱巴巴的旧报纸，找到你的名字。

报纸是从你父母那儿拿来的。你离开的那年年底我回家过年时去看他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很久了。四处打听，得知他们已离婚，房子托了朋友帮忙出售。我想着一定要留点你的东西，哪怕是再看一眼你的卧室，便向他们借来了钥匙进去转了一圈。

屋里空荡荡的，墙面上有几处白灰脱落了下来。我在杂物间的角落里看到了那半张揉成团的报纸，捡起来摊开铺平，在最下面看到放大加粗的“曝娱乐圈十八线演员生存现状”，旁边附有你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因抑郁症自杀”。

我打听了你父母的去向，他们的朋友不愿多说。

后来有一年去华陵山上坟，在那儿遇见一个人。他戴着一顶藏蓝色的毛线帽，穿着一件土黄色皮夹克，鞋帮开胶的军绿色球鞋后跟踩着起毛边的灰色裤子，拿着一把老扫帚扫尘土。

我远远站在他身后，没有上前。他弯着腰脊背笔直地缓缓踏着步子，从墓园一侧不知通向何处的石板路上扫了过去，没有回头。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在心中虔诚祈祷他余生平安。

有关他们，我唯一记得的是你说过的那句“我不怪他们。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父母。”大一那年冬天你来看我提起他们时曾这样说。

在下着大雪的日子，我逃课和你去图书馆找了一个自以为隐蔽的角落，做贼般将老旧的单人沙发推到落地窗前一盏昏暗的灯下，坐到上面挤成一团小声聊天。

我们不着边际地说着一切，话题与话题之间切换时默契地保留了该有的空白。那个刺进我记忆里响起来至今令我头皮发麻的女声就那么破开了我们的沉默。

“你是那个谁吧？”她站在我们身后一米远的地方，指着你。我正准备张口问她，就看见她把手中的书使劲砸过来。

“死Gay,臭婊子。”

她是这么说你的。

等我回过神，你已经拉着我冲进了漫天风雪中。

我死咬下唇，转身要回图书馆。你紧攥我的手腕，拉着我往前走。我争不过你，蹲下来和你对峙。即使如此，你还是头也不回地拖着我往前走。我开始只是小声地恳求你放开我，后来站起来堵住你崩溃大喊：“放开我！我要去杀了她！我是一个有病史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我精神上有问题，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放开我！求你，我求你。”

你深深看了我一眼，五指掐住我的手腕向前又拖了几步，忽然转身紧紧抱住了我。

我仰头望着天空，想：“我的声音能被第三个人听到吗？”

等完全冷静下来后，我们已经坐在了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

你掏出手机递给我说：“我最近在看包养出真爱的小说，我们想要的爱情一定在，要等。”

“不管别人说什么，沉默都是第一选择。”

“有关我的消息不是我亲口说的，都不要信。”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执着于真假，执着于真相。”你停顿，“真相只有死人知道。”

“你能看透人性的美丑，但看不尽一个人的好坏。你要活得轻松些我们才能长久陪伴对方是不是？”

广播里响起你乘坐的车次开始检票的声音那刻，我几乎是跳起来挡在了你面前。我不想让你走，想留下你，想哀求你，别当演员了，别混娱乐圈了，放弃好不好？但是我什么也没能说出口。

我清楚自己对健康有多渴望，你对表演便有多热爱。

最终你还是像往常那般，抱了我一下，转身，将迎风而起的一小撮头发捋顺，戴上帽子和口罩，大步离开。

你最后留给我的，是一个没有回头的背影。

其实我很诧异竟然能将那天的一切记得如此清晰。我的人生似乎就是从那个背影开始，像是被割开了一个口子。往后的记忆像一片片羽毛落进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的伤口里，所有的事全模糊了，轻了。

在那个智能手机还不普遍的年代，我在每周的时事评论课上听到了你的死讯。

有同学用你抑郁自杀的新闻做评论内容，她小小的身影站在讲台一端说了很多。底下坐着的人七嘴八舌，她们为你的死因争执不停。

我很平静，我很清醒。我坐在角落里，沉默着。

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这样的沉默。

老师做结语时说，人活着所做的决定不为家人考虑都是不懂事的。我点头附和他，是的，是的，然后长长出了口气。

上帝这时在我耳边得意地说：“愚蠢的人类，可怜虫们，你们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是一个多好的人了，只有我知道。”

我又想起那个图书馆里没能说出你名字的女人来。想起我的大学。

今年年初大学时的唯一一个朋友过来这边出差，酒过三巡靠着我肩膀说：“你还记得刚上大学时你多牛逼吗？学习好字写得好，会跳舞了不起？啊？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哈哈，傻逼。学姐就看不惯你那副样子，舞蹈比赛时才把评委给你打的9.61的分改成了9.01，让你到手的冠军没了。还是我亲手把6改成0的呢。哈哈，傻逼，让你牛......”

我提起酒瓶砸破了他的头。赔了些钱。

那场不曾向任何人说起的比赛后我放弃了舞蹈，放弃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比赛前为小时候因冻伤伤到骨头的腿，答应了家里人如果得不到冠军就不再跳舞。比赛后走路便已经有点跛，现在已经跛得很明显了。可是这样的残疾却只有在跳舞的时候看不出。

我舒展全身，张开双臂无限向想到达的地方延伸去。也许这幅样子落进别人眼里就是癫狂二字，但这是我跳的最轻松也最长久的一个姿势。如果在几年前我就轻易地结束自己的性命，我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这份轻松的。

大一那年，是我病锝最严重的时候。那年冬季，我曾无数次爬上宿舍的楼顶。但每次上去时我的脑子里都只有两个字——活着。

我想活着。

很多时候舍友们嬉闹着围在一起看综艺节目时，我躺在床上张大嘴无声地流泪。

回想我漫长的大学生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平躺在床上，看着雪白的天花板，在脑海里想一遍所有认识的人的脸，发现没有能打电话倾诉的人，只好扛着，等哭累了睡过去。如果半夜醒来还难受，就可以哭出一点声音来。即使被人听到第二天问起，就可以说自己做了噩梦，不记得自己哭了。

迄今为止，只有你一个人身体力行地告诉我，这世上有一种理解，是不问为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就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打给你的那个电话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听出了我的异常，当我看到连夜赶来，熬得双眼通红的你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想，无论如何要活着，值得的。

大学毕业后我换了好几份工作，都不善而终。后来我回到家乡，找了一份清洁工的活，幸运地坚持了下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尤其喜欢上夜班。凌晨我会去我们以前常去的饮食街打扫夜市过后留下来的一切。

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人。

他是负责这片区域治安的警察。经常孤身站在人群外，帽檐压得很低，别人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知道当我看他时，他在回望我。以前消极时写遗书的习惯从遇见这个人开始改变。

那封十五岁时写到一半的遗书还夹在常看的书里。每次看那短短的五行字，手心里都能沁出一层细密的汗。我扔记着搁笔那刻脊背上的凉意。很庆幸，始终没有完成一封。这令人高兴，但并不能让我安心。我知道有太多的不确定，因此我一直一个人。

正如年少轻言——上帝给了我多情的天赋，却没收了我爱人的能力。人们在谈论婚姻、家庭，而我在一见钟情。

过去的每一刻我都在渴望，渴望得到理解和宽容。想让遇见的人包容原谅我的爱情。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怪物。我想告诉别人，甚至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在很努力地活着。

我不想有了孩子又不能够善待他，不想做一个微博上每天都会有的“精神病亲手捅死孩子”的新闻事件的配图，不想成为一个隔着一层屏幕被人们当做谈资的“又是谁强奸了精神病，是谁让精神病当了母亲”的时代缩影。

后来我又开始盼望能够遇见和我一样的人。我知道他就在这世界的某处，像我等他一样在等我。如果有一天我们相遇了，那正是我存在的理由。

这一点点希冀曾一度撑起了我。但现在的我没有等，也不会多想。我每天按照上帝的懿旨活着，一步一步朝他给我的尽头走去，看看能看到什么。也许有一天我会恍然大悟，也许我终其一生都在困惑，又或者如多年前十几岁的你所说，这一切本身都毫无意义。

我时常想起你说过的话，想起你。经常幻想着你会忽然出现在黄昏或午夜的马路边和我再聊几句。或者沉默也行，我只想看看你，瘦了还是胖了，头发长长了没。

能用语言表达的，能用文字描述的，能用动作传递的，于我们而言，都太多余。可我看不到你，在每个黄昏，每个黎明，空无一人。然而我清楚，孤单的人里我已足够幸运。

他常常一身黑衣出现在深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和我说说话”。我不理他。但在清晨来临时，他离去前向我告别请求一个拥抱，我会毫不保留向他张开双手。

我们都需要这个拥抱。

“好好做。”我们会这样对彼此说。他转身向前，我低头扫净最后一段路。光里他的背影很瘦，很瘦。

世界很瘦。

二零一五年的那个傍晚，茫然停下时不知眼里落进了什么，眼前的车流和人群都模糊成了一片。长久以来无法接受的事在一瞬间就想明白了，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身体比意识先有反应，笑了之后才哭出来，说了句“再见”。

人生啊，苦难啊，感情，这些本没什么好说的。说到底还是寂寞。写完这些搁下笔，将表达的欲望暂且收起，等待再见的那天，再慢慢说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