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我第二个故乡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那个有山有海又有江的城市总有淡淡的思念，不像故乡那么浓烈，却每每想起时，心头都似被缠绕上了化不去的愁思，一如清明节滴落在眼角的春雨。

我们一家

我爷我奶先在温州落的脚。那时是为了生计，随了打工热潮，去了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同时也离了我们十五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于还在读三年级的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地方。

后来，我爸妈带着刚出生的小妹，我小姑还有还没成为我小姑父的叔，也都跟着去了。余了我在我大姑家，二妹放在了姥姥家。

再后来，我们俩也被相继接了去，十几年里四分五散的一家人，竟然在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团聚了。

那年是2002年，我11岁，四年级的期末考都没来得及参加，就随了一个本家亲戚去了温州。长那么大，我只坐过火车去过一回北京，这次却是坐了近20个小时的汽车，路上我吃了一包泡面，然后就吐了，打那次起，我坐车再也没吃过泡面。

到了温州后，我爸去本家亲戚家接的我。我随着我爸到了那个叫做"扶贫开发区"的地方，一路走过，好些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见了我爸都问到：胖子，那女娃是谁啊。我爸逢人就回到，这是我大女儿。我那时还很腼腆，又对陌生的一切好奇，只敢跟在我爸身后，用眼角偷偷打量着这个我即将扎根的地方。

异乡奔讨生计的日子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光鲜和轻松。我爷我爸担当了家里主要的生计来源，他俩每人一辆三轮车，早上去附近的街市，晚上就在开发区的夜市摆摊卖鞋。我妈在工厂上班，我小姑还没嫁出去的时候是我爷我爸的得力帮手，我奶照顾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我和小妹放学后的生活就是帮大人摆摊看摊。

一开始，对打小只知道泥巴沙包，远不过去镇上赶集的我们孩子来说，夜市，学校的广播体操校服，文艺晚会，坐公交车上学，一切都是新奇的。

但日子并不总是像时钟一样顺着往前走。对摆地摊的我们家，有两个难以抗衡的天敌。一是人为--城管。遇上城管严管的时候，全家上阵手忙脚乱收拾辛苦摆出来的货摊，早已顾不得还要码放整齐，稍微迟疑就会被穿着制服的城管们连车带货收了统统倒进后车厢，对他们来说那些廉价商品也许不值一钱，但对做小本生意的我们，却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断了。现在我们家早已不做夜市摆摊的生意了，但我依然痛恨那些手拿棍棒的城管，他们是城市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一群毫无怜悯之心的执法者。

另一个让人可恨又无奈的天敌是自然--天气。那时下雨对我和二妹来说就是放假，孩子心性，下雨就可以不用摆摊，有一晚的自由时间，但是大人们却不这么想。即使乌云已经压境，只要雨滴还没落下来，他们照样要把车拉出来做起生意。夏天暴雨来的急且大，抱着侥幸心理好不容易摆完摊还没喘口气，但见一滴雨滴落下，立马全家总动员盒子箱子手忙脚乱地收起，却丝毫得不到老天的怜悯，往往连人带货淋个彻底。

遇上这两个“敌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尽人事，接下来就听天命了。

但是再平淡的日子里，乐天派的孩子总能想到办法给自己制造期待。每月我妈发工资的日子，是我们三个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可以缠着我妈带我们去超市。尚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开发区不像现在到处是超市便利店，能逛的地方也只有一个在当时已经很算大的“家佳福”超市。每月临近那个重要的日子，总要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念叨个无数遍，一趟趟跑去超市提前选好自己心仪的零食。其实，每月数着指头盼着的那天其实去了也不过是买包虾条，称一斤果冻，很多东西拿在手里掂量掂量又放下。

瓯江、灵昆岛

我们住的地方临近瓯江，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江河湖海是没有多大分别的，不过都是水汇聚而成的。见识过瓯江后，我成功被它震撼且收服。

江面是一望无垠的宽，水是浑浊且浑厚的。退潮的时候平静地像个沉睡过去的狮子，往往这个时候就有玩心大起的人卷起裤腿，在退潮的地方拣石子。夏天台风季来临，这时睡狮清醒，借着台风的造势，施风布雨，住在临江地势低洼的人家，往往总要搬家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会被雨水淹了半截，那时只能暂且抛了家，躲到附近旅馆里，躲了这场暴雨。台风通常来也快去也快，第二天自旅馆出来，外头已是艳阳天。只是那没到半截腿的江水，要花个几日才能彻底退去。

瓯江安静的时候还是很讨人欢喜的。灵昆岛大桥还未建成之前，想要上岛的人和想要从岛上出来的人，唯有靠了瓯江上的船只。从岛上买进新鲜瓜果贩卖的商人推着三轮车凌晨便坐着渡船去了，也有游客慕名远道而来。我只坐过一回，但没上岛就返回了。使我一度极其好奇岛上的人和生活。后来，架起了灵昆大桥，交通往来便捷了许多，我也为了上学每天在岛上与我家之间往来，但却是少了很多乐趣。

物非人非

我在温州读完了五年级，六年级，又接着在一座桥连接的灵昆岛读完了初一初二。我自认是一个长情的人，但任是多情却终极也抵不过时间的腐蚀。那四年里相处过的同学的名字已大都随着时间淡去了，偶尔想起一个，轻轻念出来的时候，不自觉地就笑了，笑着笑着鼻头就酸了。小学同桌陈毅，同样是外地孩子陈晓菊，初中的朱世婷，稚嫩的长相倒都还能记起。只是，这一生，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再看一看了。

小姑初始就是个留着一头短发的假小子，后来养了长发，嫁给了小姑父叔，生了大儿子王维嘉，又生了小儿子王维政，从少女长成了妻子和母亲。

我们家从最初的两口，到五口，七口，又到六口，三口，到最后只剩了我爸一个留在那。再后来，我爸也回家了，只有我小姑一家还守着没离开。

我读大学的时候，趁着寒暑假回去过几次，坐车经过念过的小学，看到它还是沿袭了原来的校牌，外观上没有大变样，心里就觉得安慰和欢喜。我也会一遍遍地与同样在那所学校念了小学的王维嘉，王维政确认，你们现在的老师是谁？那个戴着眼镜教数学的教导主任还在吗？每天下午上课前还做眼保健操吗？经过曾经去做过客的同学的家，也会隐隐期待曾经同窗相处的那张脸会不会突然就出现在家门口？出现了我还能认出来吗？那时的三好生现在在做什么呢？那对长相和性格迥异的双胞胎现在会不会越来越不像了？那个扎着马尾但是我总嘲笑她头发少得只有一个手指头粗的陈晓菊，川普说得还是那么饶舌吗？

可是，从那两所学校离开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曾经的同窗，没有自信还能被记住，也没运气还能见上偶尔会出现在脑海里的那张稚嫩的脸庞。

初三自灵昆岛中学转学回家后，我趁着寒暑假的时间又去了几回。只是，这地的经济始终未能应了它的名字"扶贫开发区"，究竟未能扶持得起来。以至于每次去都发现人越加稀少，昔日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们有些回家了，有些去了他处，见到我能喊上一句“胖子大女儿”的叔叔阿姨越来越少了。厂房也都搬离了，夜市也再不复昔日的热闹了。

然而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地方只要还存在着，就是我永远扯不断的牵挂，不管变化多少，只要踩着那片土地，看着我们家曾经住过的矮房，见到一张我不曾忘记的面孔，我心里都还是欢喜的。那短短的四年，早已让它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成为我第二个不能抛却的故乡。

我以为它会像我的家乡一样，不动不变，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待我何时想她时，便可乘了归乡的列车看看她，嗅嗅她的味道便已知足。只是，我没想到，去年再去看时，她却只剩了一地废墟。人离开了，街道没了，厂房搬迁了，只剩了断壁残垣。

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一个字都说不出。我在良久的沉默中，感受着胸口乌云压境般的窒息。

许久后，我寻了个没人的地，哭得像个与父母走散的孩子。我弄丢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再也寻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