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知青生活：红旗茶场1977

1976年底，整个神福港公社全动员，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在茶场的旁边小山包上，要将一大片油茶树砍掉，修整成田。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早上的雾好浓，白茫茫的一片，对面一米外就看不到人影。我们是每天天还没亮就要出工，早餐都是食堂挑到工地上吃，天黑才能收工，要在一个冬季把标准化的农田开垦出来。全靠人挖肩挑，硬是把一片几十亩的小山包开成了农田，一个个是累得半死。

但是，那片农田全是黄土，根本存不住水，无法种水稻，只好种上桑树苗，那片农田 被称为桑场。由茶场接管。准备养蚕，由白燕等人在旁边的一个屋子里养了一些桑蚕。在桑蚕小的时候还好，但当蚕虫长大以后，桑场出产的桑叶根本不够蚕虫吃。在那样的土地上，连桑树也长不好，小小桑树不长树支树叶，却结了许多的桑子，桑子粉红色，吃在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酸甜味，这也是桑场留给我唯一的美好记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种美味。

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公社又在桑场旁边盖了一个几百平米的鸡场，想将鸡粪作为肥料施到新开的田地中。可谓是：为了弥补开田的错误，改种桑树，为了桑树的利用而养蚕虫和建立鸡场。为了一个错误，创造了更多的错误，而我们则是这些错误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害者。鸡场也由我们茶场管理，当年鸡场就养了许多鸡，晚上也要有人管，那里离茶场本部有二三里远，就安排了二个女生常住养鸡场，二个女生一个叫匡跃平，另一个叫程敏。茶场考虑到二个女生单独住那里不安全，派我和王泽民搬了过去做伴，我俩其实是做她们二个人的保镖。

我们住的房间和鸡场在一栋房子里，房间和鸡舍只有一墙之隔，每天闻着鸡屎臭，一年四季苍蝇蚊子满天飞，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几个月。好在不在那里吃饭，每天吃饭，洗澡都要回茶场那边。天晴还好一点，要是下雨天，那条往返鸡场和茶场之间的土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让人寸步难行。

我和泽民还好一点，每天在茶场这边干活。二个女孩则每天要守在鸡场给鸡喂食，清扫十几个鸡舍，把鸡粪清出去，再用水冲洗，这样的活居然被二个女生全部承担了下来，也没听她们说如何苦，如何累。要知道，鸡场可是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挑水的水塘还有点远。当然，我们二个男生也经常帮她们做些事情。

可是，鸡不是那么容易养的，她们辛辛苦苦把鸡仔养到差不多有一斤左右。突然来了一场鸡瘟，使养的鸡差不多死了大半，将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掩埋自己养的死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吃鸡肉。

在那样的环境，要是没有蚊帐，晚上根本没法睡，那蚊子打也打不完，用蚊烟熏也没有用。有一天晚上，老匡点着腊烛在蚊帐里看书，不小心把蚊帐点燃了，还好她没有荒乱，在火烧起来之前，及时扑灭了。

时间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我们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其中一个成为了我追求的对象。没想到啊，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造就了一个鸡场，让我也参与其中，成就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因缘。我们不是已经同房了么（同一栋房子，不同的房间）。

过年前的一天，我落户的生产队通知：队上干了塘，每户发两条草鱼，杀了猪，分了几斤猪肉。我急匆匆地赶了过去，领了鱼肉，还在农户家收了几斤鸡蛋， 想带回家作为年货，这可是我一年的收获。下午时分，用一根短木棍挑着，晚饭也没吃，一个人就往城里赶，还没有走一半，天还没黑，人累了，肚子也饿了。坐在路边休息，在发呆的间隙，在幻想着：要是有一辆汽车或者拖拉机经过，让我坐上一段就好了。想着，想着，一辆拉猪的汽车来了，连忙招手，期望司机会停车，那知道，车到近前，居然真的停了下来，一看，那司机我还认识，姓殷，是我大哥的朋友，当时可高兴坏了，二话不说，上车回家。人就是这样，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想什么，来什么。运气不好时，随你怎么想都想不来。就像有些人打麻将，口中念念有词，想着某一张好牌，结果真的摸到，但有时候，想要的牌没得到，却摸到一张炮子。人生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太多，所谓的因祸得福、乐极生悲和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枊枊成荫，说的就是二个完全相反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农村虽然很苦，很累，说不定那一天就会苦尽甜来。

茶场后面又来了一批77届的知青，74届的也走的差不多了，77年的下半年，大家都无心做事，日了也不太好过，公社就派知青进城去打工，任由知青自谋生路。我先是去了蔬菜公司的加工厂，学做粉丝和榨菜，将绿豆打成粉，抽成一根根银白色的丝，然后掛在一排架子上晒干就成为了粉丝，其中是否添加了什么不得而知，技术含量应该不是太高。做榨菜就更简单，把榨菜头洗净切成块，丢到一个大池子中，洒上盐拌匀，几天后，装入坛子封好口，过一段时间榨菜就成了。

后来又和泽民一起到了副食品公司的糖果糕点厂（他老妈是厂里的会计），我们进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作煤，许多糖果糕点的加工加热都是靠烧煤来完成的，工厂把最累的活交给我们，每天要作好几百斤煤之后，才有机会去学其他。我第一个学的是做法饼，做法饼的主要难点在和面时加配料的量很不好掌握，火候也不太好控制，否则，饼发不起来，吃起来不软，也不香，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烧火，看火。学会了做法饼，再去学做蛋糕，是圆圆的那种，那时候的蛋糕是放真鸡蛋的，做蛋糕需要的配料更多，用量更不好掌握。师傅也不会给你讲，全靠自己观察，思考，跟着师傅做。其实做糕点跟做砖的手法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用面粉，另一个用的是泥，一个模具小巧，另一个粗大，糕点是用炉子烤熟，烤糕点要时时控制炉子的温度和时间，不花经过大量的实践，很难学会。砖是直接烧结，一旦装好砖窑，就无法更改，也无须精确控制。我学了好久都没有学会做蛋糕。

糖果糕点厂有一条做饼干的生产线，一边面粉进去，另一边饼干出来，曾经久久地站在旁边，感觉机械的强大，但那机械做的饼干口感很差。在糖果糕点厂的日子很好过，只要不被直接抓到，各种糖果糕点偷吃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监控。如果没有高考，说不定我以后回城就将去做粉丝和榨菜或做法饼和蛋糕，也有可能去做砌匠。邹武建回城后就是去了糖果糕点厂工作，后来他还在自己家里开了间糖果糕点小作坊。

在茶场时，我和程敏的关系其实还没有开始，当时知青们洗衣服都是在一口水井边，男生请女生洗衣服，且在一旁给女生提水。我没有请她洗过衣服，也没有帮她提过水。如果一个男生帮一个女生提水，井边的其他女生是不会放过他的，要一并帮着提，忙个双手不停，有时候半天都脱不了身。

在回城打工的那段日子，为了与程敏单独见面，我经常在晚边的时候躲在她家对面的小巷子口上，双眼紧盯着她家大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见到她出门的一天，就赶紧迎过去，假装与她无意中遇到，上前东拉西扯，尽量拖时间多谈几句。有一次居然成功约她某日去看场电影，那时的电影院是谈恋爱的最佳场所，一边看电影，一边拉拉手还是有可能的。等我买了电影票，兴奋了几天，在约好的那天到电影院门口，左等右等，直到电影快散场了，都没有见她半个人影。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或发个信息什么的。哦，走神了，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

第二天，我找到她问WHY？她的回答是单位领导不准出单位门。不就是个生资公司吗，公司老板是个南下干部，对内要求很严，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员工都要住在公司。苍天啊、大地啊、神啊，我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就这样泡汤了，男追女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坏事和好事就在不经意间进行了轮转，在我强烈要求下，她终天答应了去我家吃饭。

经过精心的准备，因为老父亲中风多年，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家里始终充斥着一种特别的气味。怕她不喜欢，我老妈相当重视，甚至在家燃了一根香，也准备了几样平时吃不到的菜。她一进门，我父亲只是看着她笑，说不出话，心里那肯定是高兴的。可是，没座多久，她就受不了了，提出要走，不吃饭了。我眼看着就要坏事，情急之间提出一起到我二姐家吃饭，二姐夫和她的公公婆婆一看我带了女朋友进门，那是相当的热情，很快就做了几个菜。吃饭之间，我还喝了几口酒，立马就喝醉了。借着酒劲，向她进行了表白，不是都说酒后吐真言吗，这样的机会怎能错。酒确实是好东西，可以借胆，平常不敢说不敢做的事情，一口酒下去就OK了，但可以是坏事的源头，借酒闹事，酒驾的事也不少见。

从那以后，我也可以堂堂正正去见她，借为她家做耦煤、打灶、教她老妈使用高压锅等等机会，增加感情。见到她老爸，谈起我父亲，说是认识，都是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一起劳动改造过，还去我家看望过我父亲，是一边的，支持我们继续交往，给了我一柄尚方宝剑。

不久之后，我瘫痪在床九年的父亲过世，能在他过世之前带女朋友回家，也算是尽了一点孝心。

下面的照片就是我父亲26岁时画的瓷板像。

这口皮箱就是我父亲出差用的，从我下乡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我，尽管以前住房紧张，尽管箱子已经不能使用，但我们一直保存到现在。

1977年，神福港的知青中，家里有背景的都招了工，回了城。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来说，是一个大机会，由于报名时还在农村，有些已经回城的人，后来都是回来参加的高考，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茶场的知青大部分都报了名，因为只要报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城复习。大部分人都是在考前一个月回城，一中和四中都办了复习班，我们渌江中学没有办，我也只是在敏姐姐的带领下偷偷的到四中听了几次课。数学问题可以问我的数学老师张庭荣（读书时最喜欢我的老师）。一直复习到考试那天，心里都没有底。

高考是在县十中进行的，十中就在我落户的生产队，我落户的农户家就在十中的校门旁边，是我的主场，别人中午要带饭，我则有地方吃热饭热菜，别要早出晚归，我则以逸代劳。考试分二天进行，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总分400分。语文考试的第一题是一道拼音翻译题（5分），我一看是一些洋码子字，跳过去没做。出考场后，听人家对答案，那道题的结果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差点当场背过气去。有些人第一天考完后，第二天来都没来，还的许多人上午考完后就在球场打起了篮球。觉得高考就是一件好玩的事。考后没有多久，接到通知到县人民医院参加高考体检，据说考了220分以上的就可以参加高考体检。后来又听说还要搞政审，因为我出身右派家庭，心里七上八下的，好不担心。

高考过后，一切都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大家都在为生计而整天整天地忙碌，78年初，春节过去没有多久，我在强别家帮他们家打灶，由于我学过砌匠，打的灶还是很好烧的，许多知青家里的灶都是我帮忙打的。有人跑来告诉我说，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当天就赶回了公社，拿到手里一看：中南林学院，林业机械专业，本来考大学的本意就是想跳出农门，结果又进入了林家，好在专业是机械，对口味，偶喜欢。再一看报到细则，学校地址在湖南省叙浦县大江口，当场差点傻掉，赶紧的，找来一张湖南省地图，终于在靠近怀化的地方找到了叙浦县大江口，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小江口。我们茶场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王志平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匡跃平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我的学校好象也不差，林学院前冠以中南两个，中南可是指代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河南五个省的，其实当初高考上线参加体检的不止我们几个，也可能是我们几个运气更好一些。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录取，只有天知道。

到林学院后，我见到了录取我的老师，还是同乡，透露了一点信息，说录取时看到我的档案比较顺眼就取了。天那，北大、清华、武测和湖大（武汉测会学院和湖南大学是志愿填报的学校，另一个不记得了）的老师看到我的档案没有，是不是还没有轮到他们看就被林学院的老师取走了，又或是我的成绩不高，他们没看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想法还是挺多的。也可能因为报考的人主要是知青，填报林学院的人很少，他们反而成了录取的自由人，可以随意取档案，只要档案里有服从分配就行。有一些人，当时考的分数相当高，但没有被录取，开学以后我们每个班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加了几个人，都是学霸级的，可见当时的高考录取有多乱，可以理解，第一次嘛，当时不是有句名言叫“理解万岁”嘛。1977年的高考，很多老三届和应届的都没有被录取，1978年纠正了过来，所以，78级中的大龄和小不点学生比77级多得多。其实，1973年就曾经恢复过一次高考了，只不过那次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把高考搞黄了，才有了以后几年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茶场就有二个知青被推荐。

接下来日子是一段时间以来过得最愉快的，许多知青朋友家里请我去吃饭作别，当然，还有一大帮作倍的，因过年没多久，家里都还有点腊味品，吃得那叫一个肥肠饱肚。每个朋友都给我送纪念品，纪念品多半是一个笔记本或一支钢笔，也有送粮票和送书的，程敏送了我一张她的半身照片，赶紧珍藏了起来。

朋友们送纪念品有的已经用了，有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遗失，下面是仅存的二个笔记本，分别由李毅平和程榕成，许小桃和邹和平所送。

我老妈为了我上大学，打了一个会，打会就由需要用钱的人组织，邀请十个人，每人每月出十块钱，聚集成一百块由十人轮流用，组织者第一个用，若是那家需要花大钱（超过一百就是大钱了），就会邀请邻里好友打会，一般被邀请的人都不会拒绝。老妈花了125块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不要以为上海牌手表有钱就可以随便买，那是要票的，居委会主任见我考上大学，特别分给了我们家一张手表票。那块上海牌手表有多值钱，算算就知道了，那时的钱是以分为单位的，罗卜一分钱一斤，一百元可以买一万斤，土鸡蛋三分钱一个，一百元可以买几千个，我二姐夫家的房子约80平米，三百块钱就买下来了。跑题了，呵呵。

那块手表还在，只是早就不能走了。

下乡三年，犁过田，插过秧，挑过粪，打过谷。感觉最舒服的是回城为生产队收粪，与几个农民一起，推着拖粪的板车，回到城里找居委会主任批条子，然后到各家各户去收粪，收满后农民拖着粪当天就回去，我则可以留在家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队里，还有工分拿。能找居委会主任批收粪的条子，也体现了我这城里人的价值，没有我同来，靠他们是收不到粪的。在那个年代，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肉票、豆腐票等日用必须品是每月都按人头发的，至于什么单车、手表等东西的票是难得见到，连收粪都要批指标，还有什么不要票的。

早两年，系里组织老师之间互相听课，一个年青老师，刚毕业没多久的博士，给我提了一条意见：建议用PPT投影仪讲课，我彻底无语。我只是觉得用黑板和粉笔上课效果更好而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用PPT投影仪讲课的时候，他还没上大学吧。2015年上半年，一个学生课间聊天时，说我是 “奥特曼”，手机里微信都没装，这次是真的无语了，已经OUT了，赶紧装了一个。后来在计算机中输入“微信”，WINDOWS自带的几种输入法，没有“微信”的词组，用五笔字型和极点五笔也没有找到，再用搜狗拼音输入法一试，居然有“微信”这个词组。搜狗：一听这个词，就是很现代的东东，去问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有几个人知道，偶连搜狗都能偶尔用用，该知足了。呵呵，扯远了。

被中南林学院录取，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第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