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咏史诗探微

内容摘要：本文从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出发，从其咏史诗显露的承平气象及隐忧、对“当代史”的隐述及文士遭遇、治国理想及末世悲剧感三方面出发，试图以李商隐咏史诗为探究对象，以文本研读、“诗文互证”等形式呈现诗人心中的历史与现实，从而为梳理晚唐历史现实、探究李商隐的政治理念及古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提供某些角度。

关 键 词：李商隐  咏史诗  诗文互证  “当代史”

一、承平印象及盛世隐忧

    巡幸，特指帝王到皇宫以外的地方巡驾游幸，所过之处也因其身份地位之尊贵而得之“幸”。巡幸不论是作为一种视察疆土、督励地方的政治行为抑或帝王为满足个人私欲的享乐之法，一方面因其时间、人力、物力的巨大耗费而多为明君所弃，彰显体惜民力之心；另一方面，也正是巡幸之弊，侧面反映了帝国河清海晏、民富国强的社会实力，是君主个人才能的成功体现。因此，为了检验或曰炫耀帝国实力，自传说中的黄帝巡幸九州、秦始皇视东土之后，历代帝王均不乏巡驾游幸之举，巡幸随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帝国强盛的标志之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即“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等为尊者讳的观念，君王迫于形势而逃离京都至某地在正史上也可被载为“巡幸”。

李商隐生活于中晚唐时期，其时藩镇、宦官、朋党作为唐后期的三大顽疾难以革除，帝王或耽于享乐（敬宗），或困于家奴（文宗），或有所作为最终难以恢复承平（武宗）。可以说，纵观李商隐一生所历六朝，中央政府对内平复藩镇叛乱、对外抵御少数民族入侵这种“屡败屡战”的政治生活几乎从未停息。褪去盛世的光环，李商隐所面对的是兵连祸结、中央贫弱、外强中干、人民困顿的中晚唐社会。因此，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国家形势的忧虑，他不止一次将目光投向唐朝同时也是中华帝国时代的两次盛世的开创者——唐太宗、唐玄宗，并对前者以巡幸为视点展开对当时承平气象的“追忆”，心向往之；于后者则以华清、马嵬为基点集中揭露玄宗朝的隐忧、讽刺李隆基后期的荒唐事。

“贞观之治”是唐朝盛世的第一个高峰，其开创者李世民以其文治武功致力太平，历来被尊为明君。其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不野，外户不避。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侍，或发时有赠遗”，盛世之事惠泽后世。面对远去的盛世，异于直接的历史记载或正面赞颂，李商隐别出心裁地通过“巡幸”这一侧面反衬出贞观时期的物阜民丰、国势强盛，以此凸显作为明君的唐太宗的政治品质。以李商隐诗作《九成宫》为例，贞观五年，太宗“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盛世气象初备之后，在群臣的“要求”之下，太宗出于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之心，不忍另立新馆而修葺隋氏旧宫，并在修筑的过程中“斫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茸其颓坏，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务必勤俭为要，与隋朝修宫室滥用民力甚至几乎引起民变形成鲜明对比，而作为《九成宫醴泉铭》的作者魏征在叙述过程中一面颂扬太宗之德，一面不忘间接劝谏太宗吸取隋亡教训、施行德政。因此，九成宫既作为帝王避暑享乐去处，也留下了一段君民佳话。作为一国贤君，骄奢淫逸不是其所当为，而适度的享乐，尤其是披着惜民外衣的享乐，无疑也能得到人之常情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李商隐将视角投向“九成宫”，本身就蕴含了对太宗的某种认同和理解。再次，诗歌通过对九成宫地势优越、宫室华美、物产丰厚的咏叹，诗人不仅仅回忆、向往当时承平气象，更兼对太宗以史为鉴、勉力卑俭等政治品德及君臣同心之政治现实的赞颂。由这样的历史视角出发，反观今日、此时，宫殿衰颓，承平不再，而今日李商隐所面对的诸位君王更只沉耽于一己之快，以游逸为事，丝毫不挂念民力民资，痛何如哉！此外，“东人望幸久咨嗟”（《旧顿》）、“灞水桥边倚华表”（《灞岸》）、“翠华无日到东方”（《天津西望》）虽不一定吟咏太宗巡幸之盛事，也同样表达了诗人望断“承平”却毫无希望的挣扎乃至绝望。

相比于对太宗的赞颂和向往，李商隐对玄宗的感情却尤为复杂。诚然，一方面，玄宗前期以其恢弘的气势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广用贤人，改革吏治、兵制，恢复西北疆域，将唐朝政治经济水平提到高峰，开创了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几乎顶峰的“开天盛世”，史载“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一派祥和之气；另一方面，也正因其善始难终，“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唐朝由此元气大伤，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而集合了盛世之君和致乱之主两重身份的唐玄宗，无疑更能令敏感的诗人唏嘘不已。作为一位现实感极强的诗人，李商隐将焦点投向了玄宗致乱出逃的仓皇姿态，以华清池和马嵬坡作为咏史议论的对象，着意玄宗后期荒淫之事，揭露玄宗朝隐忧，提醒当代君主引以为鉴。

说到华清池和马嵬坡，除玄宗之外，事件的另一主角杨贵妃便不得不提。史载贵妃“姿质天挺。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久之，恩宠延及其家人，天宝初册为贵妃后，玄宗大封杨氏外戚，“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銛鸿胪卿，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即所谓“姊妹弟兄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李商隐则以“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华清宫》）、“昭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华清宫》）的艺术手法概括了杨妃的天生丽质和得宠之势，接着与白居易的平和叙述甚至不乏讳饰不同，李商隐随后便以对比、反讽的笔调喟叹杨妃“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与周幽王因博美人褒姒一笑而失信亡国的荒唐行径相比，玄宗不过是“历难”了一番，不值一提。表面上似指杨妃不如褒姒魅惑，实则讽笑玄宗几乎步幽王后尘，为女色所惑，几乎身死国灭，于此，李商隐对玄宗因色误国之不以为然可见一斑。而同样的反讽在《马嵬二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其一）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其二）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一行由长安逃至蜀地，“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对于六军将矛头对准杨贵妃所显露出的“女色祸国”倾向，李商隐显然不以为然。“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身为君主不仅不对自己沉湎于女色的荒唐行径进行反思，在自己亲手葬送了“红粉”之后反而将祸国的“脏”水泼向心爱的女子，不仅残忍，而且无知。杨贵妃无辜沦为替罪羊，玄宗“四十余年天子，而不能保一妇人”，痛何如哉！再由此反观李杨爱情，诗人认为唐玄宗无疑“有负于这段感情”，该对这一段感情悲剧负主要责任。纵然有“四纪天子”的庇护，纵然有天子“七月七日”的承诺，杨妃依旧只能在“祸水”的辱骂下凄惶死去，连平民家室之“莫愁”也不如。莫愁而有愁，可以说，在李杨爱情悲剧的深层，是诗人对玄宗间接手刃贵妃、至死不悟的无奈喟叹。

由华清宫而马嵬，浓缩了整个唐朝的盛衰之变。杨妃之事则是玄宗朝后期任用奸佞、奢逸荒淫以至国势日衰的集结点，因此，诗人将目光凝聚在这一点，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从而完成了对玄宗朝“盛世”后期的另一追忆。从诗人对太宗、玄宗的不同态度不难看出李商隐对克始善终的明君的渴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无奈。

“当代史”之隐述及文士遭遇

李商隐历宪、穆、敬、文、武、宣六朝，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唐朝气运日丧，始终没有摆脱“近黄昏”的悲剧色彩。身处宦官专权、藩镇跋扈和朋党之争三大痼疾之中，李商隐出于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在社会江河日下、自身不能有用于时的情况下，却始终无法停止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由此形成了他大量的咏史诗创作。而君主昏聩、自己身陷朋党斗争、位沉下僚的情景，也形成了他咏史诗直接针对现实、隐喻讽刺现实政治的一大特征。不论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还是“借题托讽”，当代\现实始终是诗人不变的落脚点，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助益了其咏史诗“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沈德潜《说诗晬语》）的鲜明风格。因此，李商隐的咏史之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唐中晚期历史之隐述。

李商隐“借咏史而讽时”，以尖锐的笔触和高超的艺术手法给咏史诗注入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自安史之乱至李商隐生活的晚唐时代，唐朝以无比衰颓的姿态一步步走向灭亡。除了距诗人已远的“元和中兴”外，晚唐似乎遭受了某种诅咒，几乎没有出现一位有抱负、有能力的君主力挽狂澜。江河日下的国势不断撩拨诗人的感伤之情和劝诫之心。《富平少侯》即是其中的典型：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诗人借汉喻唐，首句言富平侯年少袭位、不知忧愁，虽然借用张安世典故然而不必拘泥于富平侯实指，联系史载汉成帝微服出行时曾经以富平侯家人自称 ，“少侯”实指“少帝”，即唐敬宗。敬宗幼年继位，可谓是年少身居高位而不知忧国何事。次用汉韩嫣事指责敬宗唯知享乐自适，奢淫无度，惜所不当惜，无“识”物之才。三四句就奢淫二字进一步展开，而以佳人“莫愁”作结，回应“七国三边未到忧”的“无愁天子”（《陈后宫》）形象，对比、描写、夸张、隐喻信手拈来，从而讽刺了不忧国事，以观竞渡、蹴鞠、田猎为乐的敬宗，表达了对敬宗执政的忧虑和批判。此外，《陈后宫》（玄武开新苑）、《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都以北齐之事或托讽敬宗奢淫生活或隐其被宦官所害，寄寓了诗人深切的悲愤和同情。

耽于享乐、不思国事进取是晚唐君主的共相。当现实的游乐不能满足个人私欲之后，加上终唐一朝道教文化的影响，晚唐君主共同将目光转向了求仙、长生之事，道教大兴，甚而崇道毁佛，以君主个人好恶左右国家“宗教信仰”以致生灵涂炭。这一方面，宪宗、穆宗、文宗都有表现，其中以武宗最为突出，武宗会昌元年（八四一）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后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并因此受言“排毁释氏”。五年“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并兼之毁佛扬道，引起民怨。对此，诗人表现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讽刺。以《瑶池》为例：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以西王母（神）与穆王（人）有约而穆王因死亡失信为典，表明神仙、长生存在的虚无，从而否定了宪宗、武宗等昏庸帝王的求仙之道。几乎作于同时的《华岳下题西王母庙》同样以神仙不可追之虚幻、人间沧桑变化之正道直接否定求仙之举，从而以诗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其时君主的荒淫愚昧和诗人的劝诫之心。

明主不出，而藩镇日渐坐大。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藩镇之疾愈演愈烈，后终唐一世也未能消除此种独立王国，而唐朝国力也在此内政中逐渐消磨殆尽。诗人早年《随师东》借隋炀帝东征高丽托讽了唐中后期困于藩镇作乱、中央无能为力的窘迫境况：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

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此诗“借隋师东征以讽讨李同捷之役”，中央政府率师讨伐李同捷，制止国家领土分裂，是属于维护中央权威、维持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然而这支正义之师内部却矛盾重重，各讨伐将领冒领战功、摩擦不断，名为共主的朝廷实则对各路军队无力指挥。揭示了当时诸将跋扈难制，“尾大不掉”，唐王朝有心无力的政治现实。李商隐沉痛看到了朝廷的无力，并进一步指出朝廷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宰臣不得其人（“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君主没有一个有力的辅佐之臣、国家缺乏股肱良相，才会导致沧景战场伏尸百万，“积骸成莽”。与此感叹宰臣不得其人相对照的是《韩碑》，诗人通过追述韩愈《平准西碑》始末，赞颂宪宗专任裴度而取得平吴元济叛胜利之事，反面印证了《随师东》之叹。

李商隐早年受令狐楚恩惠，因娶王茂元女之事而被视为背恩，身不由己卷入牛李党争。屈于下僚，不得伸志。党争痼疾之深，以致文宗曾有“去河北易，去党争难”之叹。此外，由党争而起的政治经济政策摇摆乃至朝廷用人之争祸及包括李商隐在内的广大仕宦知识分子。对党争之祸，李商隐可谓身受其害，深恶痛绝。“只应既斩斯高后，寻被樵人用斧斤”（《五松驿》）以秦时赵高、李斯相争为鉴，综述了党争易导致国灭的历史教训，引人心惊。从历史上看，党争之祸起于士族门阀地位下沉和庶族进士势力上升的斗争。从现实而言，历位君主不善用人、由易代带来的人事沉浮则加剧了党争态势，而在李商隐笔下，李德裕的个人升降某种程度上集中代表了党争之恶。

史载李德裕为相，“当国凡六年，方用兵时，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故威名独重于时”，后宣宗继位却一再遭贬，直至李卒于崖州司户参军之位。历代朝臣升降都为常事，不可避免，然而宣宗因对武宗怨愤而出于个人私心，尽听小人之言，无原则地一味贬低武宗朝“贤臣”以展现新朝气象，刻意“拉开”与武宗朝的距离，无疑有违正当的用人之道，也寒了天下臣子、士子的心。因此李商隐不由感叹“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四皓庙》）——李德裕辅佐武宗建立功业、平息藩镇叛乱，致使武宗朝出现难得的兴旺之象，却被宣宗“无故”见弃转而起用牛党中人，正如汉惠帝践祚之后反弃商山四皓，“狡兔死，走狗烹”，致使有才之士无端隐沦，不复重用，引人喟叹。此外，李商隐《旧将军》一诗同样反映了大中时贬会昌将相之境：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

李广虽有“飞将军”之威名，匈奴闻之胆颤，然而一旦赋闲在家，身无公职，竟为区区霸陵亭尉所困，夜行受阻乃至被讥为“故将军”，只能迫于形势在霸陵亭下留宿，境遇不复当年，人情冷暖可知。李商隐以李“故”将军隐喻当朝李德裕、石雄易朝之后境遇下降、甚或不如李将军。而李广尚有被重新起用的一天，重振“飞将军”之名，会昌将相却不复重用，国家党争之势有增无减——从而透过“李德裕事件”，诗人看到当时党争误国、帝王只知个人意气而不能识人、用人，间接推动党争而不自知、唐王朝没落不可逆转的悲剧性。

三、治国理想及末世悲剧感

如前所述，身处大唐末世的李商隐直面现实，以咏史之法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末世景象和悲剧性。面对社会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士人沉沦，李商隐尽其所能直面现实，也从中体现了一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和政治理想。同时由于个人位沉下僚、难以申志以及对唐王朝衰败气象的整体感知，融合李商隐个人敏感的诗人气质，形成了其咏史诗中对于国运、气运的悲剧性感受。

首先是对地险与人治关系的认识。李商隐总体上相信人治的作用而有限度地承认地势险要的重要性。集中咏叹六朝兴亡之一的《南朝》可见：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

六朝古都金陵地势险要，素有“龙盘虎踞”之称，又长江滔滔，可谓险固。自古以来王气兴盛。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六朝以降，君王们普遍苟且偏安不思进取，地险却难以固守，终于失去天下，只配得徐昭佩半面之妆。即清诗人屈复所谓“以如此之形胜，如此之王气，而仅足以偏安，非英雄也”，英雄不出，地险不足恃。因此，在李商隐看来，独独具有天时地利对一个国家而言远远不够，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具有远大的志向和守土拓疆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史上梁元帝定都江陵而非建康，李商隐在此借明显性的史实错误而扩展诗歌表现范围，多有灵活处。由此，此诗寓意突破了单指梁一朝兴衰的局限，“借一事而统论南朝”具有普遍意义。在《览古》中诗人同时警告割据者“莫恃金汤忽太平”，《咏史》中再次强调“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如果统治者不重视个人政治才能的培养和发挥、忽视人才的征求和善用，终将走上覆灭之途。

其次是对君主个人的道德要求。毋庸置疑，李商隐所经历的宪、穆、敬、文、武、宣六朝中，鲜有能恪尽职守，忠诚履行君主“义务”的帝王，即使勤政如宪宗“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然而“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不能克终，令诗人失望而无奈。当他把这种失望之情投向历史，就找到了覆灭不久的隋朝和此前六朝君主的荒唐淫逸之事，以此隐衬并告诫当朝君主。由此，今昔互映，先朝君主的荒淫之事就成了其表现的主要对象。如《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其一）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其二）

齐后主冯淑妃小怜，“慧黠能贪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多情天子独宠淑妃，溺于女色，因此延误战机、抛妻弃母以致奢淫亡国尤不自知，可谓荒唐之极！《齐宫词》更是以“犹自风摇九子铃”这一典型意象讽刺了六朝亡国败君相继、身死国灭的下场，蕴含诗人对荒淫君主的批判。进而李商隐再次注目于距唐更近的隋朝，以隋炀帝为咏叹对象的《隋宫二首》同样以尖锐的讥讽笔调反面提出了对君主勤俭治国、克制私欲的政治要求。“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淫逸亡国、勤俭兴朝，然而古今君主难以民为重、克己治国。勤奢之论是李商隐对前朝的叹息更是对当代君主的亡国警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认识无疑是具有超越国家、王朝时代共通性的历史教训。

    最后，是对于自我身世命运和晚唐气象衰败的悲剧性体验。在咏叹玄宗朝李德裕的系列咏史诗中，实际上无不寄寓了诗人自己悲剧性的身世命运。可以说，咏叹李德裕就是咏叹同样身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己，特别是相比于李德裕的功高被弃和明确的政治立场（李党），自己不仅从未被朝廷重用，襟袍未开，而且迫于无奈陷入党争，一生辗转幕僚之间有苦难言，唯有承受，因而较之李德裕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而更具有悲剧色彩。“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假托宋玉托辞讽喻解释自己的创作，“楚天云雨”都是可疑可叹之处，但不知能否有知音共赏？李商隐作诗多以“艳情”出然而绝不仅止于艳情，世人多难产生共鸣，诋毁多于欣赏，其中蕴含之孤独感、悲剧感可见一斑。如果说《有感》只是诗人出于一己沉浮所发感叹的话，《过郑广文旧居郑虔》、《漫成三首》、《过武侯庙古柏》就完全超越了诗人个人感伤而延伸至各时代、各阶层，抒发了仕宦知识分子的共同宿运，慨发了文人“才命相妨”的悲剧命运。文人难以得志自古而然，但是在晚唐这个充满了悲剧现实和悲剧氛围的末世时代，随处充斥的灭亡气息更加深了李商隐此种悲剧体验和悲剧情感。李商隐一面积极入世、直面现实，以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鞭策自己，另一方面却在这种进取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大唐“气运”的衰败无可挽回，因此，李商隐发出“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的同时却只能以“终古苍梧哭翠华”为结——文宗有效仿太宗之心，勤于政务而有改变宦官乱政的决心。“当阍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代危为安”，以能任人、仁孝治国，开创了大和前期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似乎有复兴之望。然而终究“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自甘露事变之后，困于“家奴”而越发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此后，李唐王朝每况愈下。有心而无力，面对这样的君主，相信人治重于地险的李商隐实在难以回答天道与人治孰轻孰重，只能书之以悲剧。“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张恶子庙》）透露出李商隐对天道的怀疑与惶惑，显示了其深切的历史虚无感，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李商隐这种以悲剧情感为奠基的历史虚无主义恰好契合了晚唐的末世流风。

结语

李商隐作为晚唐时期的悲剧性诗人，其咏史诗创作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直面唐王朝的末世景象和个人多舛的身世命运。通过“借古喻今”、“以古鉴今”、“借题托讽”三种形式回顾历史，更兼在此回顾中映衬现实，寄寓诗人强烈的现实责任和政治情怀，借此劝谏当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勤俭修德，表达自己希冀国家一统、黎民安定的政治理想，及在此过程中诗人深刻的悲剧情感、悲剧命运的体验。对后世了解晚唐历史现实、感受儒家知识分子悲剧命运、增强历史感悟及以史为鉴的历史意识等无疑具有某种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