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土壤

宋朝可以说是在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政权，虽然实际上，它始终没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因为与它同时（时间上可能稍有先后参差）存在的，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一些政权，比如辽、金、西夏、大理等。但是，无论如何，宋朝建立了，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域，主要是在宋朝管辖的圈子里的。

学习这个时间阶段的文学历史，我看了些宋文学相关的书，也在喜马拉雅听书，还在网上查一些资料。但是我有些了，宋不像唐，在唐朝重点写唐诗基本是OK的。但是在宋，宋词自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宋的诗、词、文都很厉害，而且创作这些文体类型的作者，又有很大一批是重复的，比如苏轼，文章排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词至今仍有无数的迷弟迷妹，诗也有很高的成就。因此，不仅从作者看是这样交错着的，从各文体的发展轨迹和变化演进看，也是相互交错着，相互影响着的。

所以我本来想写写宋词，但是我觉着我没法把它从这个历史阶段的其他文体中单独拆出来，于是就一起写写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吧。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在社会上极其严厉的阶级分界线上，逐渐增加了过度阶层的群体，随着唐朝对南北朝门阀体系的全面打破，到了宋朝时候，小地主阶级得到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小自耕农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大城市对商业持开放态度，首都开封出现了夜市，晚上烧烤羊肉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随着市场和贸易的活跃，经济快速繁荣起来。加上夜市上有文艺演出，文化也更加深入的走向市井，参与文化活动的人，无论从创作还是从接受上都日渐增多。

宋朝受唐朝藩镇割据危害的影响，一直规避武将做大，这导致另一个极端，宋朝文人官僚的权力很大。宋朝是一个基本属于文人说了算的朝代，这种军事上的不重视和无实权，也导致了宋朝在当时“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基本上都是靠对外上贡来维系，这种方式在开始自己经济还行，受贡者胃口还没那么大的时候还行，等到后来，就逐渐成了社会关系的重要矛盾。针对“国内”的发展以及“国际”的形势，部分文人想要改变宋朝在“国际”上孱弱的形象，宋朝政治上先后经历范仲淹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然而任何“变”的行为，必然会对一些“守”的势力产生冲击，在宋朝就体现为新旧党争，这种争斗是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斗争，而这种斗争对宋代文学的内容和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我在喜马拉雅听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讲的《唐宋文学专题》，他提到如果要研究唐诗和宋诗的差异，从宏观上去做研究，是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方向的，因为微观研究的课题已经有很多了。我回顾一下莫老师讲的大环境思路。讨论宏观性，可以从下面这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科举制，科举虽然从隋朝发明，唐代已经采纳，但是真正发挥大作用是在宋代，在宋代，科举制真正成了寒门学子可以跃龙门的一条道路。宋代科举录取的人数远超唐朝，而且基本上摒弃了唐朝科举的内定制，宋代科举基本上就是靠学子自己的实力说话的，科举选拔的公平性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因此，客观上宋代参与文学学习的人更多了，真正有才学的人可以通过科举制真正地进入仕途了。也因此，宋代参与文学的人基本上都在仕途上了，虽然有些是高官、有些被贬谪、也有个别的不得志，但是基本都有为官的经历，这样的作者身份也使得文学内容更侧重讲时事、讲民生、讲治国，从承载的内容上极大地丰富了宋代文学的实质和意义，客观上，那些曾经有过的，重浮夸、重形式、重表面的写作手法，被自然地淘汰了。

二是理学的研究和盛行，理学本性上是讲道，不是很重视文学，但是理学以儒为主，吸收佛道思想，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对当时搞文学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的盛行客观上对宋人思辨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对宋代文人的影响自然也是润物细无声的。也因此，宋诗的说理性更强，我觉得也因此宋代文学在说理性和逻辑性上更突出，这是宋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点。比如李白写庐山，会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而苏轼写庐山，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三是科学水平的大幅提升，活字印刷术的使用，使得在宋代书籍的普及度很广，书籍的传播比此前朝代以手抄为主的方式，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大家“读万卷书”有了可能，因为条件具备了，只要想看，买到书是比较容易的，不像唐代，想看书找不到手抄本，就没得看。杜甫在他的诗文里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很看重多读书这件事情，杜甫的时候读万卷书，不仅仅是得自己想看，更重要的是得自己有那么多书，能找到那么多书，但是类似的找书难的问题，在宋人那里要轻松多了，也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在宋人那里，重视“读万卷书”的说法出现的就少很多了，因为只要他们想看，大都可以了，难度下降太多了。

四是宋代经济高度发达，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宋代文化也同样是高度发达的。宋代文学参与者的士大夫气节非常正统，宋代文人都有很高的主人翁思想，他们把治理和管理国家当做自己的根本任务，文人的性格中大都有一种非常刚强的气节在。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时候，普天之下，马蹄能到的地方，很少有能抵抗几个月的势力，唯一的例外，是在后人眼里羸弱的南宋，它让蒙古整整花了44年的时间。而在整个南宋势力完全被灭亡的那一刻，留给蒙古人的是，是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跟随他们一起投海的，有将军、战士、官僚、还有老百姓，足有十万人，这是宋朝人的气节，政权灭亡了，但是气节还在，精神还在。这个气节是研究宋代文学需要注意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种土壤之下生长，宋朝文学的繁荣是自觉性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代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散文。这时期也出现了戏曲小说，但是留存很少，虽然尚未未成气候，但是毕竟开启了文学新的篇章。宋杂剧是我国古代戏剧的雏形，在杂剧和南方民间歌舞基础上形成了戏曲形式；南宋后期有了市井文学，在说话艺术基础上产生了书面文学作品，这是我国俗文学的发端。这是宋代文学为后世元曲和明清小说埋下的种子！

宋代的散文也有很高的成就。以欧阳修为领袖推动的第二次古文运动，使得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散文新风格真正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二次古文运动是相对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而言的。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发生在中唐时期，主要针对注重形式上词藻精美、内容中空洞无物的骈文而开展的，所谓的古文是针对骈文而言，主要指先秦、汉朝的散文，它们行文自由，无格式约束，内容则反映现实，表达感情。古文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恢复儒学，通过反对骈文的形式来推行。我理解大致是，我们从政治上要推行儒学了，需要推广载体，但是传统的骈文形式主义严重，无法准确承载儒学思想内容，于是就革了它的名吧，通过一场运动。

历来的斗争都是会有反复的，韩柳的古文运动也不例外，到晚唐时期已经日渐衰落，对于措辞造句的讲究重新占了上风，文人又趋向于关注形式而无内容的创作，于是北宋欧阳修发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

所以通俗来说，古文运动的主张，就是别那么在乎外表，着重关注内容吧，内容倾向于对时事有关注、有讨论、有建议、有价值才好。这样想来，跨过时空，跨些领域，对今天很多外貌协会的人来讲，这种主张也是很有批判价值的，比如今天那么多塌房的，看起来冠冕堂皇，却原来腹内草莽，甚至是一肚子坏水。

经过欧阳修倡导的第二次古文运动后，散文取得了很好的发展，骈文从此没啥存在空间了。实际上，我想这两场古文运动不仅对散文，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戏曲、小说等文体，以及目前我们写文的思路，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关注内容，关注思想，关注情感成为重点。也因此韩愈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上千年。

宋诗也有很好的成绩，也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创作者。有一部分诗人学习白居易，成为白居易体，白居易对宋诗的影响非常深远，白居易跟韩柳同时代，他跟元稹几乎在第一次古文运动同一时期，发起了另一场文学运动——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对象是诗。具体的要求通俗来说，就是写诗应该考虑让大家能读懂，简洁明了，不要绕来绕去，更重要是要讲时事，讲民生，说些有用的东西，不要虚头八脑的，看起来对仗工整，花里胡哨，实际上讲的啥，谁也不明白，那就没意思了。白居易的一句话成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诗作者还有不少人学习晚唐的诗人贾岛他们，这部分称为晚唐体，作者主要是一些隐逸僧侣。

宋诗还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学习李商隐，这部分称为西昆体，人还不少，李商隐是晚唐诗人，跟同期的杜牧合称“小李杜”。李商隐的诗在格律要求，措辞造句方面极为讲究，也有很多的经典名句，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西昆体在追随学习李商隐的过程中，却做得不是很好，他们主要保留了李商隐对于形式和措辞造句的要求，而没有学习李商隐诗歌里承载的其他比如对情感、对时事、对前途、对国家的内容。因此西昆体总体来讲是过于追求形式了，不好。

宋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无疑是词。宋词继承五代十国的风格，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已经“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具有很高格局视野和文学造诣了。词从宋初开始经过不少人的创新发展，迅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人有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他们在词调、内容、题材、音律、境界、风格等诸多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词的发展，留下了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篇章。宋词基本分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两大类，还有一种为花间派。

社会作为文学发展的土壤，对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文学在宋代政治、经济、生活的大环境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暂时只能窥探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