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翻译《陈白沙集》（1—2章）

圈内名家送我一副书法，是陈白沙的名言，但我不认识此人，查了一下原是和王阳明差不多的类型。从观点看我更喜欢他，但现在此人不火，不知为什么。又翻阅了一下他的著作，原文没有标点符号，且是古文，很难阅读，用ai出一个翻译版本留档，方便阅读，顺便给同好安利。

Ai翻译《陈白沙集》（1—2章）

第一章

提臣等恭敬地奏案：《白沙集》共九卷，明代陈献章撰写。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明正统十二年（丁卯年）举人，因他人举荐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死后追谥“文恭”，附祭于孔庙，其生平事迹在《明史·儒林传》中有详细记载。

这部文集由陈献章的门人湛若水校订，万历年间何熊祥重新刊刻。全书共九卷，其中文四卷、诗五卷，行状、志表等附于卷末。

陈献章的学问以“静”为主，教导学生时，仅让他们端坐澄心，从静中涵养出学问的头绪。弟子们传承其学说，形成“白沙学派”，与其他学派的观点互有异同。

他的文章，评论者多认为质朴率直，欠缺文采；诗歌则效法邵雍《击壤集》，自成一格，至今人们对其毁誉参半。但平心而论，赞誉者有过誉之嫌，诋毁者也多不符合实际，大体都是学派门户之争的偏见。只有王世贞评价说：“其诗不循法度，文不入体裁，但奇妙之处超越法与体之外。”这一评价可算同时指出了其优缺点。

近人又有将陈献章论学之语辑录为《白沙语录》流传于世的，经核查，其中内容都是从这部文集中摘选排比而成，并非另有一部专著。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第二章

乞终养疏

臣原籍为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由本县儒学生员身份参加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乡试中举，正统十三年（1448年）礼部会试中副榜，后申请进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年）会试落第，成化二年（1466年）国子监拨派至吏部文选清吏司担任属官，成化五年（1469年）再次会试落第，遂申请返回原籍。此后长期患有虚弱、自汗等病症，又需朝夕侍奉老母，无法赴吏部听候选官。

成化十五年（1479年）以来，广东左布政使彭韶、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右都御史朱英先后上奏，举荐臣堪当重任。吏部发文至广东布政司等衙门，催促臣启程赴任。臣因旧疾未愈，母亲年事已高，未能立即动身。府县官吏日日催逼，不得已勉强上路，却沿途病发，只能随地寻医，勉强支撑，直至成化十九年（1483年）三月三十日才抵达京城朝见，前往吏部报到。

因长途劳顿，旧病复发，拖延月余，至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上奏，奉圣旨：“着你部考试后，酌量拟定职事回奏。”臣当时卧病在床，闻命后深感愧疚惶恐，未能立即应试，便让侄儿陈景星到通政使司报备，请求吏部暂准调理。又过一月，仍心难自安，七月十六日带病赴吏部应试，却筋疲力尽，站立艰难，自揣才学浅薄，难以握笔应考，于是再次递状请求延期。日复一日，病情愈发严重，耳鸣痰堵，面黄头晕，较从前所患病症何止加重数倍，众人有目共睹，不敢隐瞒。

八月二十二日，又得儿子陈景易书信，称母亲自与臣分别后，因思念成疾，寒热交替，痰气交攻，每日盼臣南归，度日如年。臣病中得此消息，魂神俱丧，上念君命，下念亲情，辗转忧思，彻夜难眠。臣虽愚钝，却自幼读书，深知君臣大义。念我朝对臣有教育培养之恩，陛下选拔人才不遗卑贱，恩德至深至厚。若此时不尽快赴任以报万一，若非情有不得已，岂敢骛虚名、饰谦让，在圣明之下犹豫退缩，冒犯天威？此前臣中乡试、三次会试、接部檄上路、闻君命惊心，正因此故。

无奈臣父陈琛二十七岁便离世，母亲二十四岁守寡，臣乃遗腹子。幼时年年患病，直至九岁仍以乳代哺，若非母亲仁爱，臣早亡于沟壑。臣今年五十六岁，母亲七十九岁，她视臣之衰如襁褓婴儿，天下母子之爱虽普遍，却无如臣母这般忧念至深者。臣无以报答母恩，而母亲因守节被地方官申报，已蒙圣恩旌表其宅，臣因母亲之故，受陛下深恩厚德，更超出常人万倍。

如今臣母因早年贫贱守寡，俯仰无依，积忧成疾，年老更剧。若臣客居异乡，母亲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交加，难以久持。而臣又以病躯忧虑老母，虽有心侍奉，却力不从心。即便想在朝夕之间尽微薄之力，又岂会吝惜？臣日夜忧劳疲惫、欲为而不能，正为此故。

若内心无焦虑之疾，则外显办事不难；上有至仁之君，则下必有成全之士。伏望陛下以大孝教化天下，以至诚体恤万物，使海内无一人不得其所。臣虽卑微，岂敢始终回避而不自尽忠孝？恳请圣明洞察臣早年愿仕之心，怜悯臣久病思亲、不能自已之念，乞令吏部放臣暂归乡里，每日就医服药，侍奉老母以终余年。待母亲颐养天年、臣病全愈后，定当再次赴部听候任用。则臣母子有生之年，皆陛下所赐，臣必感恩更深，图报更切，虽死于赴任途中，亦无所推辞。

臣冒死上奏，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谢恩疏

臣于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呈递奏疏，陈述自己的情况，恳请回乡奉养母亲，并调养旧疾。九月初一日，承蒙陛下下达圣旨：“陈献章既然已被巡抚等官员举荐，称他学问品行老成可用，如今他恳切请求回乡赡养母亲，吏部需核查听候选官的监生申请回乡的旧例，再上奏。” 等到吏部查核旧例并上奏后，同月初四日，又承蒙陛下圣旨：“陈献章既然已被巡抚等官员举荐，如今他自称患病，请求回乡为母亲养老送终，那就授予他翰林院检讨一职。待他为母亲养老送终、病体痊愈后，仍需前来任职。”

臣想到自己本是才能浅薄之人，却意外承蒙他人举荐；又因心中挂念老母亲，且身患重病，无法接受朝廷任用。陛下怜悯臣的一片赤诚，没有加以责罚，反而给予臣些许时日的假期，这已是极大的幸运。陛下还用温和的言辞抚慰臣，赐予臣清高显要的官职，既成全了臣此刻返乡的心愿，又勉励臣日后归来效力。这等胸怀如同天地般宽广，恩德如同日月般光明，恩泽如同雨露般滋润，远远超出了常规的制度。臣即便再愚钝，也深知应当铭记这份恩德，等为母亲养老送终、病体痊愈后，必定全力报答，不敢辜负朝廷对待贤士的盛情，也不敢违背自己作为臣子为国效力的初心。

只是臣如今卧病在床，实在难以行动。本想立刻上奏谢恩，但因无法亲自前往朝廷行叩拜之礼，心中愈发不安。于是让侄儿陈景星前往鸿胪寺报备，打算等身体稍有恢复，便勉强前往朝廷，希望能借此稍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臣又不幸感染风寒，四肢关节沉重疼痛，卧床不起。臣私下反复思量，旧病尚未痊愈，新病又接踵而至，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康复。这不仅会延误入朝谢恩的日期，也无法尽快实现回乡奉养母亲的愿望，心中所愿尚未达成，却感觉自己的过错越来越多。

臣遥望朝廷，虽与陛下近在咫尺，虽知日后定有报答皇恩的机会，但具体何时却难以预料。臣心中羞愧难安，满怀感激与依恋之情。

认真子诗集序

诗歌创作追求精巧细致，恰恰是诗歌走向衰落的标志。诗歌，是内心情感的抒发。当人的身体与外界事物相互接触，内心受到触动，喜怒哀乐等情感便由此而生，于是这些情感通过声音表现出来。有的急促，有的舒缓，有的宏大，有的细微，有的如流云飞动，有的似江河奔腾。声音千变万化，正是情感丰富多变的体现。

顺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在意他人的称赞或诋毁，就会像司马相如写《子虚赋》《上林赋》那样，用精巧的辞藻、华丽的铺陈来炫耀富丽，迷惑人的耳目，如同戏子表演一般，这并非诗歌应有的教化作用。诗歌的真谛实在是太难阐述了！

李伯药见到王通后谈论诗歌，往上提及建安七子中的应玚、刘桢，往下论述南朝的沈约、谢朓，对于诗歌的四声八病、刚柔清浊等规则，没有不详尽探究的，但王通却没有回应。薛收说：“我曾听先生谈论诗歌，诗歌向上应阐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向下应通达五常（仁、义、礼、智、信），通过诗歌可以考察国家兴亡，分辨事理得失。百姓用诗歌反映风俗民情，君子用诗歌表达志向抱负，圣人采集诗歌以观察世道变化。如今你所说的诗歌，正是先生所痛心批判的。”南朝的诗歌暂且不说，自唐朝以来的这几千年间，唐朝诗人中最杰出的莫过于李白、杜甫，宋朝诗人中最出色的当属黄庭坚、陈师道，其余的诗人固然很多，但大都超不过他们。唉！这些诗人的作品确实精巧，但又有多少保留了《诗经》的遗风呢？有多少是顺着真情自然流露，而不在意他人赞毁的呢？有多少是出于天然和谐，不刻意迎合世俗的呢？又有多少能阐明三纲、通达五常，考察兴亡、分辨得失，不被王通（河汾子）所批判的呢？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了！所以说，诗歌追求精巧，恰恰是诗歌走向衰落的表现。

“道”以符合自然规律为至高境界，言论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程度，可称为“至言”；人达到顺应自然规律的境界，可称为“至人”。必定要有“至人”，才能提出“至言” 。尧舜、周公、孔子，可称达到至高境界；往下数，大概就是颜回、孟子这样的大儒了吧。宋朝的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的言论都留存于世，他们创作的诗歌也不少。但当今能写诗的人，近的推崇黄庭坚、陈师道 ，远的赞赏李白、杜甫，从未听说有人舍弃这些诗人而推崇周敦颐等人的诗作。这是因为学习者的选择有问题吗？还是因为这些大儒擅长阐述“道”，却不擅长写诗？又或者是他们还未达到顺应自然的至高境界，所以他们的诗作也未能达到极致？还是因为他们诗歌的风格与世人不同？那些真正达到“至言”境界的作品，本就不必与世俗风格相同。

还有人说：“诗歌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与书本知识无关；诗歌要有独特的趣味，与道理无关。”那么，古代真正懂得诗歌真谛的人到底是谁呢？诗歌，小用有小的作用，大用有大的作用。它可以感动天地，感化鬼神，可以调和上下关系，可以使鸟兽顺服，能让四季正常运行，万物蓬勃生长。无论是对帝王霸业的褒贬，还是对雪月风花的品评，诗歌都能涵盖其中。诗歌又怎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小技艺呢？

都宪朱英先生将自己创作的诗歌编纂成集，命名为《认真子集》，并把文稿交给我（白沙陈献章），说：“为我写一篇序吧。”先生从前在苍梧对我说：“诗歌并非我的专长。”先生言辞豪放洒脱，却从不自满。他将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其中必然蕴含深意，只是读者未必能领会，但我能从中窥见先生晚年的志趣。诗歌即便写得精巧，也不足以完全展现诗歌的真谛，更何况用来完全展现一个人的全貌呢？如果有人说我不懂诗歌却喜欢发表高论，那是因为他不理解我言论的深意。朱英先生名英，字时杰，郴阳人，以进士出身，在朝廷内外任职，他厉行节俭且爱护百姓。

奉饯方伯张公诗序

从前，魏野送别寇忠愍（寇准）时作诗道：“好去上天辞富贵，归来平地作神仙。”当时，寇公从永兴被召回朝廷，他正意气风发，想要有所作为，魏野却突然劝他止步，因此寇公心中不悦。后来寇公被贬到通州，才将这首诗题写在墙壁上，早晚诵读品味。评论者因此赞赏魏野的言论，同时也认为寇公的人生经历值得探讨。

对于君子在出仕与退隐、离去与留任之间所遵循的道义，原本就不能过分苛责寇准这类人。而山中隐士、未出仕的读书人，向来以不做官为高尚，所以他们对他人的期望，也把轻视富贵当作头等大事。如此看来，魏野对寇公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之中的。

方伯张公不嫌弃我愚钝，常常想将我收为门下。近日，他多次写信，要求我写赠言。我怎敢说些谄媚之语？我实在是仰慕古人在出仕与退隐方面的高尚品德，不敢为了一己私利，秉持片面的见解，强求他人顺从我的想法而忘却天下天下。所以，我这几句微薄的言辞，只是将自己与张公的进退放在一起谈论，不敢效仿魏野强求他人一定要遵循某种道义。张公觉得这些话是否可行，请自行抉择。

胡文定公一生在出仕与退隐的问题上，从未与朋友商量谋划，就如同人饮水，冷暖自知。还望张公斟酌定夺。我的赠诗如下：

“去梦劳英爽，投书阻岁年。壮游眇车盖，虚卧老江烟。公德清南服，帝心简时贤。神仙休嘱付，卿相待回旋。”

东晓序

居所被赋予名称，这一做法始于何时？君子居住在某处，在那里兴起事业、停歇休憩，目之所见、心之所念，如果没有什么能让其产生敬畏之心，就会懈怠，进而陷入遗忘本心的境地。那让人敬畏的事物源于何处呢？

何氏之子隐居在南海之滨，改名为“潜”，并为自己的居所题榜名为“东晓”。大概是因为他见识超群卓越，能够洞察细微深远之处，如同阳气刚刚舒展，光明透彻毫无阻隔，所以用这样的意象来比喻自己的心境与居所。

人在该显现才华、有所作为的时候，就应当展现自己；而应当隐居潜藏时却过度显露，就会有可畏惧之处。“潜”为何要以“畏惧过度显露”为戒呢？因此直接用“东晓”来作比喻，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认为，“潜”所畏惧的并非始终不会发生。

就像太阳从旸谷刚刚升起，万物都清晰可见；但如果居住在幽暗的房屋之下，即便正午时分也难以看清外界。倘若有人半夜起身，在高达四千丈的罗浮山山岗上整理衣襟，眺望太阳初升之地，会看到赤色的光芒在海底闪耀，明亮如同白昼，此时抬头看见满天繁星，才恍然惊觉原来是夜半时分。这没有别的原因，被遮蔽就会昏暗，没有遮蔽就会明亮，所处的位置不同，所见到的景象也会随之改变。何况人是最容易被蒙蔽的！

耳朵会被声音蒙蔽，眼睛会被色彩蒙蔽，口鼻会被气味蒙蔽，四肢会被安逸舒适蒙蔽。如果一个人仅有的心力无法战胜众多的蒙蔽，那么他与禽兽也就相差不远了。面对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感到深深的恐惧与敬畏吗？若能知晓这些蒙蔽并摆脱它们，人的私欲就会日渐消减，天理就会日益显明，这就如同站在罗浮山上眺望太阳升起之处（视野开阔、光明通透）；反之，若沉溺于蒙蔽而无法自拔，人的私欲就会日益旺盛，天理就会日益晦暗，这就如同困在幽暗房屋中连正午都难以分辨（昏昧不明）。这两种情况的转化，几乎就在一念之间，全在于是否思考、是否心怀敬畏。

“潜”是一位隐士，国家的治理混乱、官员的升降、刑罚的威慑，都不是他所畏惧的，可他还应该对这种“被蒙蔽而失本心”的情况有所畏惧吧？因为他向我求赠言语，我便写下这篇序来勉励他。

李文溪文集序

我曾经对李德孚说：“士人致力于学问，只有功夫深厚、下足心力，才能褪去浮华、留存本质，最终达到心境浩然、悠然自得的境界。到那时，便会觉得天地的广阔、生死的变化都不足为意，更何况是富贵与贫贱、功利与得失、屈伸与予夺这些身外之事呢？”如今品读他的先祖文溪先生的遗稿，初读时，只觉文字如江河奔涌，浩渺汪洋，又喜欢使用生僻之词，奇险怪异之语层出不穷，常常让读者惊叹叫绝，甚至有时难以断句，让人觉得文溪先生不过是擅长写文章罢了。

然而仔细探究其中深意，就会发现他重内在修养而轻外在名利，对于出仕为官，谨慎而不轻易求进，急流勇退；践行道义时唯恐不及，面对利益却像懦夫一样畏惧退缩。他卓然挺立，有自己的立身之道，不因外物而欢喜，不因自身境遇而悲伤，几乎达到了我所说的“浩然自得”的境界。这时放下书卷感叹道：“唉！这就是文溪先生文章的真谛啊！”急切地阅读，反复地思索，手持书卷力求穷尽文意，直到眼睛疲倦、精神困乏，哈欠连天想要起身，却又频频回顾，舍不得放下。

通过文章来探寻作者的内心，考察事迹来了解其思想的实际运用，那么一个人学问的深浅便会完全显现。我不敢说自己完全领悟了文溪先生文章的深意，但平日里我对李德孚所说的那些道理，正是我一心向往却尚未达到的境界。如今忽然在文溪先生的文稿中有所感悟，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总体而言，与我所追求的道理相差无几。因此，我对这些文章的赞叹、倾慕与喜爱，又怎会有丝毫怀疑呢？

古书上说：“（圣贤之人）生于百世之前，百世之后听闻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到鼓舞而奋发向上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李德孚忧虑先祖的遗业衰落，现存的遗稿不仅稀少，还存在许多错误和缺失之处，深感惶恐不安。于是他四处寻访族人，找到过去的刊印本和誊抄本，相互校对，对存疑之处谨慎处理，最终在家塾中刊刻成书，并让儿子李昭负责此事，同时请我为文集作序。

唉！自我幼年时，就遗憾没能见识文溪先生的心胸气度究竟如何。近年来在京师与李德孚结交，也曾粗略翻阅过他的家谱。如今有幸品读先生的文章，才明白富贵确实不值得羡慕，贫贱也确实不值得羞愧，功利得失、屈伸予夺，这一切确实都不足以成为人生的负累；天地虽大、生死虽变，但若能达到“浩然自得”的境界，便不会为之所动；而那些能振奋于百世之前，激励百世之后的人，孟子所言果然没有欺骗我，他们必定有值得倚仗的精神内核。所以，士人一定要立志追求大道，这样才能够领悟其中的真谛。希望李德孚好学的志向能老当益壮，李昭也能因我的这番话而有所激励！

澹斋先生挽诗序

从前有人向林希求取悼念死者的文章，林希拒绝了，并在回信中说：“君子待人接物不随意，就怕感情不真挚。因感怀而哀伤，这才是真情；真情流露而写成文辞，那些非写不可的文字，都是因哀伤而生。如果没有那份哀伤，又何必写文章呢？这就是所谓的待人不随意。”

我不久前在京城居住的两年间，与达官显贵交往，进入他们的书房，看到新旧书卷堆满案头，每卷开头都写着拜访者的请托之辞。拿起来阅读，发现其中十有八九是因为亲友去世，请求撰写挽诗的，而这些请求几乎都得到了应允。一旦有人拒绝，求诗者就会满脸不悦。因害怕对方不高兴而勉强答应，甚至因此结怨，这样写出来的挽诗，难道是出于真情吗？唉！世俗风气对人的影响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天下的虚假之风，由此看来实在令人担忧。

澹斋先生，姓某，名某，是秫坡黎先生的门生。在我们家乡，百余年来，以文章和品行教导后辈的前辈，只有黎秫坡先生一人。秫坡先生与我同属一个乡里，我出生较晚，没来得及拜在他门下。成年后与澹斋先生的儿子黎益交往，才得以拜见澹斋先生，他曾细细地给我讲述秫坡先生的事迹，这些我又怎会有一日忘记呢？当时，秫坡先生的门生还有不少在世，但只有澹斋先生在罗山脚下传授学问，成为后辈学子的楷模。在老师去世后仍不背弃师恩，并将老师的学问传承后世，这是诚信；因为疼爱自己的儿子而推及他的朋友，这是仁爱。黎益的儿子曾向我表达情谊，如今又与我家有姻亲关系。凭借这三层缘由，听闻澹斋先生去世，我怎能不感到哀伤呢？

因为哀伤，所以为他写诗，而写诗一定要发自真情，这同样不可随意，也不能虚假。

绿围伍氏族谱序

伍氏一族出自汴梁（今河南开封），其先祖在宋朝时官任岭南第十三将，死于任上，留下两个儿子，从此新会便有了绿围伍氏一脉，这两个儿子名叫朝佐、朝恺，如今被尊为绿围伍氏的始迁祖。而朝佐、朝恺的父亲氓，就是那位岭南第十三将。氓以上的世系传承已难以详细考证，如今便从有确切记载的氓开始，将他定为第一世。

自氓之后，伍氏家族成员或隐居不仕，或踏入仕途，历经近三四百年。在新会当地，提及名门望族，称赞其衣冠华美、延续祖先荣耀，以及学术事业兴盛、为家族增添光彩的，伍氏必定在列。

我的好友伍光宇，从他的祖父辈开始迁居到外海的南山。南山山坡上有一块巨石，横向延展达一丈有余，下方可容一张卧榻。光宇在巨石旁修建房屋，并种植松竹，常常独自前往，端坐其中，收敛心神，修习持守恭敬的学问。此外，他还在白沙建造三间小屋，命名为“寻乐”，作为向人请教课业的场所。每当前往白沙，他都会与人研讨学问长达一个月才返回，钻研学问极为用心。当时的人都难以看透他的学识境界，只有宝安的林光和我了解他，而我与他相交的时间最久。林光与他初次见面后，回去对弟弟林琰说：“伍光宇，是个君子啊！”

光宇向来患有肺病，但他热衷于从议论中汲取知识。即便在病痛呻吟之时，一旦有所收获，就仿佛忘记了身体的痛苦。辛卯年（具体年份需结合历史考证）初夏，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又因其他病症缠身，身体难以支撑。这年九月，我前去探望他。刚一坐下，他便对我说：“给我写一篇族谱序吧，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我离开时，见到他的叔父伍绚和兄长伍裕，他们也都纷纷恳请我：“我们虽未正式请求，但先生为光宇撰写序文，是我们真切的期望。这不仅是一篇文章，或许听闻您应允，他的病情也能有所好转。”

唉！像光宇这样的人，身处困境却意志愈发坚定，年岁增长而志向更加壮盛，面对危难能保持警醒，虽有追求却不放纵，真可谓是笃信大道、坚守操守之人！在伍氏家族中，能够不辜负祖先荣耀、为家族增添光彩的，大概就是他这样的人吧！大概就是他这样的人吧！

夕惕斋诗集后序

天赋纯真之性，不可以人为雕琢破坏；秉承生命和谐之理，不可因习俗浸染迷乱。因此，人的七情抒发为诗歌，即便匹夫匹妇，胸中也自有完整的天理，这便是《诗经》风雅传统的源头。然而如今的诗家，炫耀奇巧才能，迷失本真，甚至费时费力雕琢词句以求闻名于世，这还能称作诗吗？

魏晋以后，古诗演变为近体诗，唐代作者最多，但可惜已受声律对偶束缚，终年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等外物修饰辞藻，如同给文豹增添华彩，于世事并无补益。即便李白、杜甫雄踞诗坛号称“大家”，但若论诗歌的至高境界，仍未达极致。前代儒者往往将诗歌视为“小技”，但这并非诗歌本身的问题——有人将诗歌用得狭隘，有人却能将其用得宏大，关键在于人如何运用。

天道虽不言，却使四季运行、万物生长，无处不是诗歌的妙用。若能融会贯通，秉持本真，则可把握自然规律，开合万象，于日常人伦中洞察“鸢飞鱼跃”的生机。如此，诗歌便可辅助治国大道，与六经相辅相成，教化无穷，又怎能说是“小技”？

如今所谓擅长写诗之人，如同吹奏弹击乐器，调谐宫商之音，高妙者如《霓裳羽衣》《阳春白雪》，虽非正统雅乐，却也悦耳动人，这也是诗，我怎敢轻视？

少参任君到我省任职时，路过白沙，携其父诗集请我在卷末写几句话。我因此简略陈述诗歌之道，至于任老先生吟咏的情怀，都在诗集中，读者自能体会。

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

在我家乡的后辈中，与我交往的人里，五羊的张诩（字廷实）最为突出。廷实刚考中进士时，在吏部稽勋司见习，不久后因病请求回到五羊。五羊是繁华的大都会，廷实居住的地方门外热闹非凡，但他却淡然处之，不为所扰。从他首次归乡到现在的六年间，每年都会来白沙一次。我与他交谈一整天，都不觉得疲倦。城中的人如果不亲自到廷实家中，根本见不到他，因此有人怀疑他为人孤傲，不愿与人交往，其实并非如此。

廷实的学问以“自然”为宗旨，以“忘我”为根本，以“无欲”为最高境界。他通过本心洞察精妙之理，以此揣度圣人的行事之道。他观察天地间日月的阴晴变化、山川的流动与峙立，以及四季运行、万物生长的规律，认为这些都与自身内在的天理相通，并希望掌握其中的关键，把握事物运行的核心，将所学运用到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中，使自己的认知与实践无穷无尽地发展。由此可见，廷实本来就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并非刻意通过疏远他人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像廷实这样内心清虚、志向高远、不随意附和世俗的人，又何必担心他不能明辨为官、隐退、出仕、停止、言语、沉默等人生抉择的准则呢？

如今，正值圣明的天子登基的第二年，朝廷渴望招揽天下贤才委以重任，而廷实的病恰好痊愈。太守下令让他出仕，廷实无法以家人尚未信任自己为由推辞。于是，他选定日子，在白沙向我告别，停留二十多天后启程。去年冬天，李世卿与我告别，返回嘉鱼，我赠给他十三首古诗，最后一章写道：“登上高高的昆仑山峰，其他群山能有多高？眺望茫茫的沧海波涛，众多河流能有多大？高低都去揣测衡量，大小都想穷尽知晓，不如都暂且放下，直接在根本之处领悟透彻。”世卿是擅长写文章的人，但我更希望他能深入钻研“道”，以此作为文章和为人的根本。

廷实到京城后，如果见到世卿，请务必替我转达这番话。廷实对自己的期许，以及他坚定信念、修养自身以实现抱负的决心，这是旁人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