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佛寺行记 | 兴衰荣辱皆一时，万古长青流百世

大佛寺

（一）

南汉王好佛，曾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在羊城地籍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建七间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随着岁月流逝，朝代交替，二十八寺中绝大部分已钟停鼓息，物换星移，或沦为市廛，或变为民居，无可稽查。惟有地处现广州市区中心繁华地带的大佛寺，史迹可寻，沧桑有据。大佛寺前身为南汉（公元917-971年）二十八寺中北七寺之新藏寺。据史载：此地前有仙湖，后枕西湖，绿水澄清，九曜奇石峰飞跃，仙城风景以此为最。汉王辄留连不忍去。遂召集僧侣，议塑佛像 ，创立占地不广的梵宫佛殿——新藏寺，可惜时至宋代便默默无闻而废。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在新藏寺旧址，再建殿宇，名曰福田庵。明代扩建为龙藏寺。其时寺宇颇具规模：南控南城脚（今之北京路丽都酒家附近），北枕拱北楼（北京路与西湖路口交界处），山门朝西直通龙藏街（龙藏街由此得名）。明季，佛教渐趋式微，香客稀疏，布施甚少，殿宇垂危，无能修葺，被当局改建为巡按御史公署。

比卢遮那佛殿

（二）

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粤（史称“两王入粤”），合围穗城，攻战持续十个月，公署毁于兵燹，沦为废圩。

两王平定全粤后，尚可喜因屠城惨烈，良心有所发现，遂生营造庙堂之念，以此或可达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愿。于是召集僧侣，商议建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五月，适清政府封安南（今越南）王都统使莫敬耀为归化将军，以其子元清为都统使，元清随安南王上京朝觐时，顺路观光百粤。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迎送。事前告诉寺僧到席间化缘，恳求资助木材。安南王即席表态：满足所求。大批优质楠木，很快便运到广州。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春，尚可喜自捐王俸，重建佛寺，并亲自董理，于翌年冬竣工。主要建筑有：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两侧建廊庑、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库房、僧舍、客堂。殿宇布局及制式，悉仿京师官庙，寺中诸佛像及范金，亦仿北方艺术风格。大雄宝殿正中供奉以黄铜精铸的3尊三世佛像，各高6米、重10吨，成为岭南之冠，故取名“大佛寺”。

由“赐紫开山沙门真修僧纲司僧纲”首任住持。于“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日”，“平南王尚未可喜薰沐题”《鼎建大佛寺记》石碑，此碑至今仍保存在大雄宝殿左前方。另有《鼎建大佛寺题名碑》兀立大殿右侧。这两碑对研究大佛寺历史沿革,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八月初一，尚可喜之子尚之隆，晋秩额驸（满族语，即“附马”）后，偕固伦公主来粤省亲，聘请班禅喇嘛僧40人，同来广东，驻锡大佛寺，并在大佛寺内大修49天“无遮胜会”，斋醮之盛，近世罕见。

据传，尚可喜至晚年，往往预感有“不祥之事”。忧心如何偿还“屠城”罪业，告慰无辜冤魂。遂求计于谋士金澄，金献策“逃禅避祸”。于是决意皈依三宝，广招沙弥，盛开法会。大佛寺呈现兴旺景象。山门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就在这时出自金澄之笔。以“大佛”二字作鹤顶，言简意骇，虽上下联第二字平仄欠工，但至今不改。由于尚可喜罪业深重，虽然“放下屠刀”也难以“成佛”，终于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带着失明双目离开大佛寺回辽东“养老”。大佛寺兴旺景象也随之衰落。

康熙中叶，有一行脚僧自乐禅师，云游到此，目睹大佛寺殿宇庄严，金身雄伟，竟无高僧大德驻锡，甚至连出家人也不多见，甚为遗憾。于是亲至海幢寺诚请正目禅师来大佛寺兼任主持。正目禅师深受感动，愿圆所请。由此海幢、大佛两寺僧众过从甚密，亲如兄弟，大佛寺也渐趋兴旺。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四月十一日，世宗皇帝向全国颁布谕旨，整顿僧伽。广州知府刘庶接旨后，即选大佛寺作宣旨之所，特于殿前建宝谕亭。同时在大殿两侧，增建韦驮、伽蓝二殿及僧舍，在寺院外街建东西两座门楼东标“佛境”，西榜“禅林”。此时寺院范围东起今之北京路，西枕龙藏街，南连惠福东，北接西湖路。佛事兴旺，寺僧倍增，为开山以来最鼎盛时期。与光孝、华林、海幢、长寿（位于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广府五大丛林”。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将“收缴烟土烟枪总局”设在大佛寺内（参见《对西方挑战的首次回应—鸦片战争》图片集196页）。

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粤府借此机会占用大佛寺西边的大半僧舍设立善后局。僧人失去寺务管理权，纷纷离寺，仅余3人看管寺门。民国初年，当局占用殿宇设立“广州市政公所”。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广府五大丛林寺僧及知名居士鉴于“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功利之说甚盛，道德之基益摇”，在大佛寺联名发起并组织建立广州佛教阅经社，以佛教文化及教义影响社会、净化人心。此举深得孙中山大总统嘉许，并亲笔书赠“阐扬三密”四字大匾（墨迹沿存，现已复制展出）。

大雄宝殿

（三）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当局以筹集北伐军饷和市政建设为名，将大佛寺全部房地产标价拍卖，计划将历史悠久、驰名海内外且具有高文化艺术价值的大佛寺从广州地籍一笔勾销。寺僧闻讯，惊惶失措。住持敬胜法师率领僧众30多人到省府请愿。省长陈策微服暗访大佛寺，得悉大佛寺的悠久历史与文化艺术价值，遂取消投变全寺之意，保留部分殿宇，延续佛事活动。寺僧亦作艰苦努力，募集资金，优先赎回部分房地产，计有大雄宝殿、毗卢殿、禅堂、祖堂、库房、方丈室、客堂、僧舍、斋堂等六千多平方米建筑物，仍不失丛林格局。

1926年3月2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军事委员会政冶训练部在大佛寺大雄宝殿背后祖堂及部分僧舍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吸收50多名从第一军及其他部门排挤出来的共产党员入班学习，培养高级政治干部，以满足北伐军政治干部的需要。训练班由周恩来任班主任，学员结业后分派到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军、第六军任职。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经寺僧艰苦努力、请愿募缘挣回的房地产又被广州市警察教练所强借。后经海军司令姜西园出面交涉，才肯退还。姜司令意识到大佛寺房地产屡屡被人觊觎，是因住僧不多、弘法不力，于是亲到云南昆明，礼请著名诗僧八指头陀月溪法师驻锡大佛寺，开展讲经说法，传授三皈依。果然道风大振，佛事兴旺。1934年，由护法居士谢英伯、梁致广、罗碧瑜等发起全面修葺殿宇、重光圣像，广大善信，踊跃随缘。工程告竣，住持志光法师主动让贤，四众弟子也一致推举月溪法师担当住持。月溪法师不负众望，积极收徒，弘法利生。

1938年秋，日寇侵占华南，敌机滥炸广州，人心惶惶，佛事寥寥。为逃兵凶战危，寺僧四散。月溪法师也离穗旅港，另创殿宇，设堂讲经，暇修吟咏，成书垂后。

抗战胜利后，玩经法师首先回寺住持，其余同修也陆续归来，恢复暮鼓晨钟。

正门

（四）

抗战期间,广州市日伪政府邮电部门占用大佛寺2000多平方米房地产堆放电讯器材,后又在这里办起“邮电职工训练班”、“邮电职工子弟学校”，训练班与学校撤出后，越秀区教育局于1956年创办“惠新西街小学”。此2000多平方米地产于2003年归还大佛寺，恢复了丛林古刹格局的完整性。

1966年8月，在“破‘四旧’立‘四新’”号召下，部分群众和红卫兵捣毁大佛寺。僧人被逐，殿宇被占，文物被毁。三尊大铜佛像，也被分割数截，送到某单位金属废品仓库待熔。后得周恩来总理及时电示“凡文物铜像不能毁”才免入熔炉。经文物部门策划焊接复原，三尊佛像在六榕寺重建之时被供奉在该寺大雄宝殿。

自正本清源、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后，1986年冬，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协批准恢复开方大佛寺。市人大、市政协领导也频频视察，敦促占用单位还寺于僧。1991年春，占用单位将大雄宝殿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管理后，佛协副会长广明老法师出任住持，开展“边开放、边集资、边重建”工作。海内外善信闻讯，奔走相告，喜舍财物。日本友人山冈容冶先生及夫人严苏虾女，许诺布施一亿日元（实报实销）。在充足的资金保障下，大佛寺迅速完成初步重建。

纵观大佛寺千年历史——时盛时衰，有兴有废，在劫数难逃时刻，往往有善缘护持，力排业障，使寺院得以保存，慧灯方可续焰。大佛寺不但在弘扬佛法，振兴祖道作了贡献，在革命历史上也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1993年，广州市政府公布大佛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四众弟子也为之额手称庆。

大佛寺夜景